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 - 微言微语
6月7日，习近平语录历史性地进入中国高考语文考试题目，考生被要求围绕习近平的两段话写感想，这两段话是：“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著名作家章詒和在脸书上发帖声明自己被边控，她在贴文中说：我叫章治和，作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大右派章伯钧之女，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从昨天开始宣布为国家囚徒，不得跨出国门一步。
习近平上台后，文化名人被边控的消息不断传出，今年四月，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准备从深圳出境去香港时得知自己已被边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名人被边控，是否与习语录十分违和？他们的遭遇是否可以作为“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这个命题作文的绝佳素材？
一位网友，著名作家@慕容雪村发帖说：最近有几位朋友都被限制出境，也就是“边控”，在以前，这种事还可以想想办法，比如找找关系，或跟有关部门保证你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他們也许就会网开一面。但在习时代，连这点可能性也不復存在。当国安成为第一要务，边控也就成了制度性和系统性的控制手段，一旦上了名单，就很难撤销。在我离开之后，有朋友被請喝茶，席间谈到了我，一位國保说：像他这樣的人，怎麼能让他走了呢？这话或许可以说明当下的形势。也就是说，在习近平时代，“让你走”成了特例，“不让你走”才是常态。这也可以印证几年前我們常说的那句话：人质外交的时代结束了，“关门打狗”的时代已经到來。当边控成为制度，就会有越來越多的人被限制离境。如果你被边控了，最好做好准备。这次边控将不会被轻易撤销，而且很可能将历时长久，或许将持续一代或几代人的时间。现在已經不是张爱玲的时代了。党国的控制手段空前高效，也空前殘酷，以前人们还可以翻山越岭，或划个小舢舨离开中国，而在习近平治下，连这样的机会也將越來越少，直至完全不可能。
网友@TuomasLinLi发帖说：随意限制公民离境，是他们长期肆意侵犯公民权利的最新表现。自从暴力夺取政权后，像袁世凯与张勋一样，他们复辟了专制独裁制度。虽然知识精英不服，但他们足够残暴，打断了民族脊梁，俨然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命运的主宰者，中国人成为可随意驱使压榨或侵害的奴隶，失去言论迁徒集会等宪法权利，并被灌输洗脑，觉得自己本就不该拥有什么天赋人权。屠杀饿死迫害致死数千万中国人，他们说那是“艰难探索”。现在，他们又要编造貌似宏大的谎言，酝酿用暴力掐灭台湾的民主之火，即使牺牲十分之一人口也不在乎。他们不满意的人禁止出入境，只是暴露了他们的可憎面目而已。
网友@独钓寒江雪发帖说：其实，自章伯钧先生挨整那时算起，知识分子成为墙国的囚徒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网友@高瑜发帖说：80周岁的章诒和被通知不能出境看望在欧洲的表弟，引发网络热议。转发一篇她的文章《我们和前辈的差距在于人性》，她写了梅兰芳、程砚秋、康同壁的几个小故事，这三个名人都属于当代人的前辈。他们的人性光辉是谁教育出来的？当代人身上的人性是被谁磨灭的？
现在就让我们通过这篇小文细品党性与人性距离又多远。文章写道：
我觉得上一代人和我们这代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性。那一代真是很美的，美就美在他的心灵，人性是很完善的。举几个例子，比如梅兰芳。梅兰芳胆子很小，很听话，很知进退。49年以后他接受了新政，入了新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般来讲，他不太会在政治上怎么表态，他非常想演戏，但是国家认为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上，所以由秘书执笔，他写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仅此而已。梅兰芳从49到61年，活了12年，一本书、一个戏打发了12年。但是梅兰芳是无比的生动，生动在他的人性上。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保存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举个例子，梅兰芳有个梅党，不是捧谁就是梅党，你能进得他的书房你才叫梅党。进书房的人很少，入梅党进书房的都是什么人？都是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大名人，大文人，还有大汉奸。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审美经验，他们有非常好的智慧，他们有雄厚的财力，他们可以无条件地把自己的这些优势输送给梅兰芳，梅兰芳一个人在台上，成就他的人是数以大计，还不要说他的观众。49年以后梅党基本上在新政权的高压下土崩瓦解，抓的抓，毙的毙，发配的发配。比如冯耿光就在上海，他不常打电话，但是冯耿光一旦要给护国寺甲一号打电话，必然是梅兰芳亲接，而且谈话时间很长。这就很难得，因为梅先生是不接电话的。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个花旦叫刘长瑜（原名周长瑜），他的父亲叫周大文，伪北平市长。此后一掳到底，到康乐菜馆做了厨子。梅兰芳常常去康乐吃饭，吃完饭之后，一定到厨房去道谢，要跟周大文握手，要寒喧。梅兰芳有四个秘书，其中一个秘书是公安人员亲自到梅宅去抓走的，如果我记忆没有太多错误的话，他应该是伪县长。梅先生非常重视才、文笔、 思路、社交，四个秘书是他的运作班子。这个人就抓了，抓了之后就被枪毙了，之后梅先生跟大奶奶说，你把他的家眷叫来。伪县长的太太就来了，来了之后闲杂人等一概回避，大奶奶在侧，梅先生就问，你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两个孩子。他说这样吧，什么都别想了，您好好把孩子带好，从今天起，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费用我负担。这叫梅兰芳，这是人性，那一代人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再举个很小的例子，程砚秋。我最近非常感动，我终于看到一本程砚秋日记，我在《伶人往事》上讲，艺人是神秘的群体，他可以和你很亲热，但是他绝对不让你看到他的内心。这次程砚秋日记制造了一个例外，终于从他日记里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生活。程砚秋永远在自责，到岳父家，话说多了、逞能，回去自责。酒喝多了，回去自责。朋友聚会，在说俞振飞的绯闻，他插了一句“从此陈太太就名正言顺了”，就说了这一句，回去自责：我说话太刻薄，下次不可。最让我感动的，他和一个人约的早7点西直门溜弯。那天程先生没起来，失约，他自责，登门道谢，再一天拿了两瓶40年法国酒去道歉。这在我们今天，人们都是：我昨天忘了。但是他健全的人性不允许他这样，失信是个人品德中很严重的缺点。我们今天再没有这样的行为和举止。
所以我常常有感于我们在心灵上，我们和前辈，我们在人性的完善上，我们和前辈真是差的太远太远，我觉得最大的差距是在这里，而并不在于这一代人事业上的贡献或者说你的作为。有些是不可比的，比如张伯驹能够捐那么多的好东西，张伯驹有钱，咱们没有钱，这个不比。但是在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完善上，你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和前一代差距真是非常大。
我这里补一句话，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是孙曜东，他被关了几十年，后来在军警献策的时候被释放出来，回到上海，给了一笔钱就算打发了，出来给了一个安置费，他没有办法过日子，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你要知道在文革期间，75年，大家钱都很少，他在上海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原来他们家开饭两桌，一桌孙家，还有一桌是唱戏的，他曾经找过所谓的艺术家，最后人家都没有怎么搭理他，因为75年大家经济上都很困难，他冒然地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张伯驹立刻让潘素每月给孙先生寄40块钱。朋友们，那是文革75年。还没完，张伯驹又跟大奶奶（福芝芳）说，他说孙先生出来了，生活很困难，我让潘素每月寄40块钱。福芝芳二话没说，潘素寄多少我寄多少。以后福芝芳每月照样给孙先生寄40块钱。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福芝芳身上不是霸气，是侠气。这个差别是太大了，如果再问文革中她对杨宝忠一家，她对尚小林一家，她死后对许多人，你会为之落泪，因为福芝芳的所为完全是她的天性，我应该这样，大爷没了，大奶奶在，我能担多少我担多少。
我觉得这是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很大的差别。
我就觉得那一代人走了，啥都没说，个个是角儿，包括康同壁一手好字，一手好画，一手好诗，她是第一批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温家宝还比较喜欢诗词，现在他也常常说点诗词，他说文史馆是不是该出本诗集。就这个堂堂中央文史馆，不存康同壁的一首诗，最后没有办法，他们说，我们觉得恐怕要找那个叫章诒和的人。然后就辗转问说，你有没有康同壁的诗词。我说我有，不是原件，是复印件。他说能不能我们复印。我说不用复印了，我就送给你们。因为人家康先生就是那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康同壁后来发病住在医院，没地方让她住，就住在挂号处的通道里，风吹着。人家说，这是名流，是不是能找间房。名流？名流就该这样吹。一直把康先生吹死。你想想，我就觉得那一代人，对他们极不公正，什么都没有讲。这些人是非常会讲的，我讲的不一定都是写报告，我说的是文字、绘画这些。什么都没有留下就走了。我就觉得我认识他们，我要活下来我就得写他们。
我现在在研究程砚秋程先生，他住在海淀，玉泉山底下程家花园。有一天他调嗓子，正调着嗓子，出来一个人，（说）您别叫了，中央首长在睡觉。程先生，得，咱就回去吧。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去了，他又调嗓子，他说您别调，我们中央首长还睡觉呢。程先生说，他什么时候能醒啊。绝对是原版，我绝不扯谎。他说咱这首长什么时候能醒啊，您跟我说一点行吗。他说我是唱戏的，我必须得调嗓子。后来那人说，您下午。他说好。但是你要知道，唱戏的必须是早上调嗓子，没说下午，下午那就歇了，因为晚上该开锣了。到下午了，他一调，那门又开了，出来一个首长，程砚秋一看，阅人无数，一看，这就是每天早上睡觉不让调嗓子的那个。后来程砚秋就走了，没打招呼，他觉得不是他所能够往来的人，就走了。那警卫员就说，这就是每天早上调嗓子的，我没让他调。这首长说，赶紧给我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再一天下午，程先生又去调了，这警务员就说，请问您尊姓大名。程砚秋。这就报上，跟着这首长就出来了，我是你的戏迷。程先生说，您尊姓大名。任弼时。无限的精彩，我写程先生这些都没写。
后来两个人特有意思，他说我是你戏迷，我最爱听你唱《锁麟囊》。程砚秋说《锁麟囊》我不唱了。为什么不唱？不是您给禁的吗！这开玩笑了。他说不唱了。他说我到哪听去？他说我最后一次中南海。后来任弼时说那天我没去。他说这么着吧，我给你弄一个唱片。任弼时说您什么时候能拿给我。他说好象三日之后。那天四门大开，程砚秋就进了任弼时的房间，任弼时特别高兴，接受了他这个《锁麟囊》的礼物。任弼时说，您送给我礼物，我也得回赠。一本《共产党宣言》。程先生说，我谢谢您，回去咱好好阅读。这些都非常有意思。后来程先生拿了这本书也没看，就搁那了。
这就叫故事，这些人是有故事的，我们是没有故事的。甭管我们俩在杭州也好，在上海也好，你没有故事可写。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够和这批人认识，还有故事，我就觉得我写出来，其他的都不在我考虑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