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美国资助项目的中国研究员胡犇曾在新冠疫情初期患病
政府问责办公室上周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其中一些冠状病毒研究是由美国机构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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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任和现任美国官员称,一位曾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冠状病毒项目的知名科学家,是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罹患不明疾病的三名中国研究人员之一。
这些研究人员的身份和作用,是支持新冠疫情起源于实验室泄漏这一判断的人提到的一条情报,不过他们所患疾病的性质尚未得到最终确认。
美国情报报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的科学家胡犇是2019年11月生病的研究人员之一,美国官员称这些研究人员的症状与新冠或一种季节性疾病一致。胡犇曾对冠状病毒如何感染人类进行大量实验室研究。这些研究人员均未死亡。
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多以来,全球已有近700万人死亡,但该病毒的起源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对美中关系、全球生物安全和国际研究实践都有影响。
美国总统拜登3月份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在全球新冠大流行开始三年多后,尽可能多地解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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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冠病毒产生于自然界的最初猜测已受到挑战,因为宿主动物从未得到证实。对于该病毒是来自实验室泄漏,还是由受感染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科学界存在分歧,美国情报界也有分歧。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FBI)评估认为,实验室泄漏是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来源,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为“中度”,同时美国能源部也得出类似结论,信心程度为“低度”。另有四个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新冠病毒是自然产生的,信心程度为“低度”,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未给出结论。
曾任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高级官员的Robert Kadlec表示,这三名科学家公布的与非典型肺炎(SARS)有关的冠状病毒实验在不适当的低生物安全环境下进行,可能导致了实验室感染。
Kadlec还进行了一项参议院研究,该研究认为新冠疫情更可能是由实验室泄漏所致。
美国情报界正计划根据国会通过并由总统拜登(Biden) 3月签署生效的一项法律,最快在本周解密更多有关其新冠溯源调查的信息。无法确定解密的情报是否会包括上述研究人员的姓名。国家情报总监的代表不予置评。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1年报道称,对于更全面地调查新冠病毒是否可能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漏的要求,美国关于上述患病研究人员的情报当时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时这些科学家的姓名以及他们在该研究所的具体职位均未予以披露,其中一位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这一情况也未予披露。
上述现任和前美国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患病的三位中国研究人员是胡犇;中国科学家Yu Ping,此人在2019年写了一篇关于在蝙蝠中发现的与SARS有关的冠状病毒的论文;以及另一位名叫Yan Zhu的科学家。
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Roger Marshall说,有必要对美国研究拨款的确定方式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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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Substack平台发行的"Public"的一篇文章指出了这些研究人员的名字,《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独立证实。
现任和前官员说,胡犇值得关注,因为他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根据非营利组织White Coat Waste Project依据《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获得的文件,胡犇所从事的一些项目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该组织反对纳税人资助的动物研究。
胡犇和另外两位研究人员没有回应记者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置评请求。武汉病毒研究所表示对这些研究人员没有什么新的说法,且未进一步评论。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置评请求。
北京方面一直拒绝接受新冠疫情源自中国的说法,包括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3月份表示,中方支持全球科学溯源。汪文斌表示:“全球溯源科学研究受阻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政治化操弄。”
许多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家认为,导致这次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病毒SARS-CoV-2大约是2019年11月首次开始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附近传播。中国已经表示,首个确诊病例是一名在2019年12月8日患病的男子。
胡犇是冠状病毒的主要研究人员,他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的主要专家石正丽有过密切的合作。胡犇的大部分研究侧重于修改冠状病毒,使其能与人类细胞结合。
这项研究声称目的是要识别可能导致大流行的病毒,并促进疫苗的研发。批评人士称,这种研究要有严格的预防措施,因为此类工作可能会使相关实验室中的病毒感染人类的能力更强。
与Zhu一起在该研究所工作的Yu Ping是研究冠状病毒地理传播的专家,Yu Ping曾写过一篇论文,首次描述了一个与SARS-CoV-2关系最密切的类SARS冠状病毒的新家族。
这篇论文以及其他中国科学家发表的科学文章还表明,相当一部分冠状病毒研究是在生物安全二级设施中进行的,这一标准低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通常用于高风险研究的生物安全三级或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上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其中一些研究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资助的。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在此类拨款被暂停之前,这两个机构为该研究所的工作支付了约140万美元。
White Coat Waste Project获得的美国政府文件显示,这些由全球非营利组织EcoHealth Alliance管理的资金中,有一部分拨付给了一些研究工作,而胡犇在这些研究中担任了调查员。在这些项目中,有一个由NIH资助的关于蝙蝠冠状病毒风险的项目。另一个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的项目,该项目研究在世界偏远地区检测传染病的方法,包括可能从动物跃迁至人类并导致大流行的病毒。
White Coat Waste Project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了几十次请求,最终在2021年起诉以获得这些文件。
“机构的搪塞和报告漏洞,令追踪政府机构流向该武汉实验室的资金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但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了胡犇的一些实验,”White Coat Waste Project创始人兼总裁Anthony Bellotti说。
美国国际开发署一名代表说,对该武汉实验室研究的资助于2019年终止,该资助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识别和遏制大流行病威胁任务的一部分。该项目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了约81.5万美元的资金,向武汉大学提供了3.9万美元。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EcoHealth Alliance总裁Peter Daszak不予置评。
参议院卫生委员会(Senate Health Committee)成员、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Roger Marshall说,这一事件表明有必要对美国研究拨款的确定方式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他说:“我们不仅应该更好地监督我们支持的科学家和研究类型,还必须改革美国在全球的研究资助管理方式,以确保监督、透明和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