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央行似将分道扬镳,但不要低估其“抱团”意愿

交易员们认为美联储从现在开始就没有欧洲央行那么鹰派了,而英国央行则比两者都要早。

鉴于西方经济体形势各不相同,各央行可能会尝试走不同方向的政策道路。但话又说回来,也许并不会。

在经历了一年半除了中国和日本几乎到处都在加息的情况后,本月有很多迹象表明,货币政策可能终于开始分化。一方面是一些国家的通胀率下降,官员们可能很快停止收紧政策。投资者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今年只会再加息一次,即使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上周四暗示他的目标是加息两次。瑞士央行在上周收紧政策之后,正发出更为温和的政策信号。

另一类是即使通胀放缓,但立场变得更偏紧缩的央行,比如加拿大央行和欧洲央行,后者似乎对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衰退并不担心。

最后,还有一类央行则因为通胀没有变化而更加激进,包括澳大利亚央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瑞典央行(Riksbank)和挪威央行(Norges Bank)。最重要的是英国央行,该央行上周提高了借款成本,似乎肯定了市场的预期,即借款成本将高达6%,这将危及依赖房地产的英国经济。

上述一系列的情况似乎需要一系列不同的解决方案,因此投资者开始押注各央行将选择不同的政策方向。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涨幅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的2年期国债,其中英国国债涨幅居首。

美元处于市场动荡的中心;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元累积了惊人的涨幅,而现在,美元将回吐部分涨幅。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在过去一个月里下跌了1.4%,美元下跌正在帮助提升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随着美元走弱,标普500指数走高,而海外股市受损。美元贬值还可以提升美国出口产品相较其他国家的竞争力。

不过,各家央行的政策分化会持续吗?我们有理由表示怀疑。

首先,这违背长期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只有不到60%的发达国家央行货币政策走向与主流政策路径保持一致。而在过去十年里,这一比例平均达到了80%。尽管与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的固定汇率时代相比,现在官员们在制定本国政策时有更大的灵活度,但考虑到美元的影响力,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往往会让自家的货币政策路径不要偏离太远。

一些研究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已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虽然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削弱一些这方面的联系,但西方经济体仍是一脉相承、紧密相连的。

现在,美国和欧洲货币政策之间的差异可能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大,因为在后疫情时期,从商品到服务的消费正在经历再平衡,而且,相比美国,制造业在欧元区的比重更大。同样,英国反常的高消费者价格涨幅看起来可能会向生产者价格涨幅靠拢,英国5月份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已从一年前的23%降至0.5%。

关键的一点是,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一直较低。

当然,经济差距无论如何可能都会扩大。上周五的采购经理人调查显示,欧元区、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服务业正在大幅趋软,但美国的情况要好得多。

即便如此,央行还有另一个抱团的理由:群体思维。

2021年,西方央行行长几乎一致宣称通胀是由瓶颈引发的“暂时”现象。但2022年,他们突然站在极端紧缩的立场上,并接受了通胀由需求主导的解释,尽管当年爆发了俄乌战争。全球各地采取完全一样的反应,这很奇怪,尤其是因为疫情期间各国财政政策的慷慨程度差异很大。

这种从众现象可能反映了西方官员相似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令人关注的是,日本央行违逆市场预期,继续实施刺激性措施,至少截至目前是这样。

Vanguard的全球利率主管Roger Hallam也指出,当央行官员的预测出错,他们的信心会受到损害。“他们对自己牢牢掌握了造成通胀的原因的想法感到不安。”

不确定性使得随波逐流更有吸引力,因为如果别人也犯了错,自己出错的代价就更小。最近,利率制定者,尤其是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的利率制定者,一直竭力为自身行动提出理论依据,时常警告说薪资-物价会螺旋式上升,而无自己的研究证实这一点。他们正处于尴尬境地: 一方面,他们的声誉取决于能否实现主观设定的2%通胀目标,另一方面,往往占据上风的都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

反之亦然,2008年后的货币政策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各国通胀率一直低于目标,促使各央行彼此效仿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但对其运作方式却没有一致的看法。曾被宣扬为灵丹妙药的方案如今已悄然被重新归类为基本无效。英国央行的Silvana Tenreyro在4月份的一次讲话就是最近一例。

在通胀率回到2%的国家,仍不排除出现货币政策分化的可能性,瑞士或许很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在大多数地方,投资者可能会发现,无论国内经济状况如何,“在更长时期内保持更高利率”的说法都是行得通的。至少,在各央行集体改变主意之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