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的国中之国：法国警察为什么杀死移民之子？
在那个阳光照耀的早晨，紧张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当我走出家门开始新的一天，大楼内的一名保洁人员拦住我，问我是否在昨天听到了附近社区响起的爆炸声——当时，部分抗议者纵火焚烧了市中心的一些汽车、灭火设备以及设施，以抗议阿尔及利亚裔法国青少年纳赫尔在巴黎郊区被警察枪杀一事，尽管我居住的地方距离该案件发生地点有数百公里之远。
这条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法国，正如预期的那样，该事件还被附近的清真寺纳入了主麻日礼拜的讲坛上，而宣讲者也一反常态地只使用法语来 发表这些讲话，而不是像往常那样首先使用阿拉伯语，然后再用法语进行翻译。选择使用法语的原因并非什么秘密，因为这些讲话就是针对法国当局发出的信息，强调清真寺不支持“混乱”，不支持席卷法国各地的抢劫和破坏行动，此后，宣讲都也证实了这一猜想——他说他已接到来自安全部门的电话，以敦促人们保持冷静。
几天以来发生在法国的事件，与电影中出现的情节非常相似。当阿拉伯裔的青少年纳赫尔上周二在法国首都巴黎西部的楠泰尔郊区遭警察枪杀之后，该国民众流血的革命精神被唤醒，他们高举“毫无规则、毫无法律”的标语，组织抗议活动并迅速席卷了法国各大城市以及商业中心，抗议者们攻击各大警察局和市政当局，并纵火烧毁他们够到的一切。怒火烧毁了一切，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被迫取消部分外事活动，并迅速回到了爱丽舍宫，以随时跟进这场危机的发展。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谋杀案——这类案件已经发生过很多，但是在这一次，纳赫尔的死亡情况被拍摄下来了，正如流传在网络上的那段视频中出现的情况那样，今年17岁的纳赫尔在无证驾驶租赁汽车的情况下被截停，而当他的车辆被截停后，一名警察持枪指着他的头，而另一名警察则试图将他拉下车。形势迅速发展，就在汽车即将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听到背景中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朝他开枪”，随后便射出了子弹，而这辆汽车也在冲出几米后撞向了一堵墙。
尽管拼命尝试抢救纳赫尔，但子弹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这起事件也就此点燃了这条边缘化的法国大街的愤怒，在又一条生命逝于警察之手后，要求为之伸张正义。社交媒体和视频媒体对消息的传播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从而使这起事件为法国及其居住着大量移民及其后裔的郊区之间的紧张和敌对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一段血腥的关系，我们将试图揭开它的历史与各个层面，我们将尝试深入研究它，而不受那些突发新闻的影响。
博纳·特拉奥雷与齐亚德·班纳引发的怒火
在不到20年前，法国似乎陷入了一场真正的内战。而这一切始于2005年10月27日。根据法国检方发布的报告，当时，17岁的齐亚德·班纳、15岁的博纳·特拉奥雷与17岁的穆希丁·阿图恩，在参加完足球比赛后走在回家的路上。而他们在返回“克利希苏博瓦”（位于巴黎郊区）的途中经过了一个建筑车间，而一位证人联系警察并告诉他们有人想要偷窃一些设备。在收到这通举报之后，一支打击犯罪的警察队伍便在几分钟之内到达了现场，安全人员设法抓住了穆希丁·阿图恩，而博纳·特拉奥雷和齐亚德·班纳则设法逃离了安全人员，由于担心被抓到，他们躲在了一个变电器旁边，而结果不能设想：两人因电流冲击而死亡，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
在这两位移民青少年死亡的消息传播开来后，在“克利希苏博瓦”及其邻近城镇内立即发生了骚乱事件，在这场抗议开始仅仅一天后，就已经有23部车辆被烧毁。对于法国政府而言，夜晚并不容易，而它也在这一次感到了一些不同之处，此后，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尼古拉斯·萨科齐站出来否认关于警察曾追捕博纳和齐亚德的说法，但遗憾的是，萨科齐的这种说法并未坚持很久，因为穆希丁·阿图恩出来讲述了当时的场景，而这进一步引起了抗议者及其所属群体的不满和受迫感。
事情并未止步于此。当法国警察在“克利希苏博瓦”的比拉尔清真寺附近发射一枚催泪弹之后，清真寺内的长老因窒息而跑出来，进而在这个非常敏感的圣丹尼斯省内引爆了“不服从运动”，而这里是移民社区的据点。很快，这场运动就扩散到了该国的所有地区，共有数百辆汽车和大量公共设施惨遭纵火。媒体发布了大量从街头拍摄的照片，并以发生在现实中的科幻电影般的形式刊发这些照片，而抗议者对此的感情混杂着受压迫感、骄傲与漠然。
法国在这样的内部混乱状态下度过了21天的时间，最终，这场骚乱在2005年11月8日结束，在此期间共有1500辆汽车被烧毁、274个城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为警察配备了更加先进的设备，最终，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现已去世）在当年11月14日发表的讲话中，向安全人员和宪兵们致敬，感谢他们付出的巨大努力，同时还认为愤怒的年轻人正生活在危机当中，并强调他们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子民，无一例外。
在媒体方面，对该事件的报道方式似乎非常明显，而这也反映了巴黎对这类事件的看法。虽然法国媒体粗略地讲述了两名年轻人躲在变电器旁边后死亡的故事，并且简略地提到了他们被警察追赶的事实，但是对于这起事件后发生的骚乱和暴力行为，不同平台上的媒体信息在内容和观点上均有不同。
法国研究员伊莎贝尔·加尔桑·莫罗在一项关于媒体处理这起事件的研究中，对比了《解放报》、《世界报》、《十字架报》等4家报纸的报道内容，并在这项研究的开头援引社会主义政治消息人士的话称，愤怒的年轻人实施的暴力行为从来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但是与此同时，警察对他们施暴的理由应当更少。在其报道中，媒体试图传递愤怒者的声音——他们声称自己因缺乏优质住房、就业机会和生活质量而承受痛苦，而发生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对这种边缘化状态的回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解放报》对该事件的处理也几乎相同——该报在最初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跟踪，然后开始批评时任内政部长的尼古拉斯·萨科齐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进一步“恶化”了局势。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如果说这些谣言加剧了郊区的愤怒青年的反应，那么，以总理和内政部长为代表的法国政府的声明则进一步恶化了这起事件，因为他们对抗议者提出了不实指控。
上述两家媒体就谴责警察实施暴力的问题达成了一致，并就这些年轻人生活在将他们与现实社会生活隔离的社区中的困难和封闭条件达成了一致，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以社会的方式得到处理，而是以安全的方式来应对，从而导致腐败更甚，而且捍卫不到任何实际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著名的《世界报》更接近于捍卫官方观点——该报在其文章中声称，不能将齐亚德和博纳这两名青少年的死亡，与此后引发的暴力事件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局势的完全爆发需要一段时间，而《世界报》认为，发生的这一切属于“城市暴力”，难以对其规模和层面进行快速的理解和分析。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字架报》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但该报仅用两小段文字谈论了这一事件，而不涉及任何细节，甚至没有提及法国政府就现状发表的声明。报道仅指出，居住在某社区的两名青少年死亡后引发了骚乱。这种负面报道的重要性在于，有关该事件的文章出现在一份长达4页的文件中，而这些文件探讨了席卷整个法国的“城市暴力哲学”，该媒体似乎也认为，法国街头的骚乱和愤怒，并不一定与齐亚德和博纳的死亡有关，而是与法国城市经常遭遇的“城市暴力”同源。
郊区居民
法国很少会关注这些同为“共和国子民”的移民所遭遇的不公，也很少关注警察针对这些移民的做法中存在的“固有”暴力行为，反而是经常从表面上聚集移民郊区的暴力问题。但事实上，如果说从巴黎的角度来看，“城市暴力”已经成为一种需要特殊对待的现象，那么，针对移民儿童的安全暴力，也已经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现象，而我们对此提供的证据，是不会撒谎的真实数据：在2017年3月至2022年10月期间，法国警察共杀害了25人，而在2011年7月至2017年2月期间，这个数字仅为4人。出现这种明显上升的原因，是因为法国2017年的法律规定，警察可全权处置任何在安全人员看来“可能”会威胁到他们自身或他人生命的人员。
尽管在这方面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但是每当触及这类问题时，总会看到以下这个故事——它同样发生在巴黎郊区，但它的主角名叫“阿达玛·特拉维里”，2016年7月22日，这名非洲裔的年轻人在被警方持续追捕2个小时后死亡。
当时，阿达玛·特拉维里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巴黎以北的瓦兹河畔博蒙的小巷内，以寻找他的兄弟巴吉·特拉维里，但不幸的是，阿达玛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找他兄弟的人——警察也在追寻他的足迹。因此，阿达玛一看到警察就立即逃跑了。这场追捕从当天下午5:05一直持续到傍晚7:05——阿达玛在他24岁生日这天，被宣布死在了这个时刻。
当阿达玛逃离警察的追捕后，保安人员在几分钟内设法将他拦住，但在他开车前往警察局的途中，他遇到了一位具有“欧洲”面部特征的朋友，这位朋友通过身体干预帮助他逃脱了警察的追捕，并将他从安全部队的控制下解救出来，此时，阿达玛开始在街上狂奔，以寻找一个可以暂时躲藏的地方，随后他选择了附近的一所房子，他进入其中以期得到片刻的休整和喘息。
然而，在进入这所房子的时候，他遇到了这栋住宅的主人，但后者被这位戴着手铐的男子闯入他的私人住宅的场景吓坏了，于是他高喊警察，他们赶忙将这位逃脱的年轻人抓走，并将他带回警察局，重新戴上手铐。此后，这位年轻人就在不明情况下死去了，而具体情况至今尚未被披露。法国警方借助一些医学报告称，阿达玛的健康状况及其患有的一些疾病，再加上跑步产生的疲劳，夺走了他的生命。而这位非洲裔年轻人的家属也基于一些医疗报告称，警察曾压在受害人的胸口上以限制他的行动，并拒绝为他解开手铐或为他提供初步的急救措施，这些最终导致了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多年来，不同目击者之间相互矛盾的证词使得案情更加复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特定场合走上街头举行抗议，要求为几年前死去的阿达玛“伸张正义”。
尽管阿达玛死亡一案引发了轩然大波，但这并不是法国警察针对移民儿童实施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中的最后一起——这类事件仍反复出现，尽管其中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就在纳赫尔死于警方枪杀的两周之前，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但是该事件并未得到媒体的关注，因为它发生在手机和社交平台的镜头之外。据法国网站“Media Part”报道，在今年6月14日凌晨4时30分左右，一位名叫侯赛因的非洲裔年轻人，在法国西南部普瓦图-夏朗德大区昂古莱姆市上班途中遇害的事件细节。
该网站在这篇报道的开端提到了警方公布的叙事——“我们的同事对他们的干预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而深感震惊，其中一名同事目前正因腹股沟受伤而接受治疗。之所以出现此次异常暴力的干预，是因为罪犯通过他的车来袭击了一名警察，并企图杀害我们其他的同事。”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简短”官方版本，而根据该网站的说法，故事的完整版本却在部分细节上存在不同之处。
该法国网站证实，这位名叫侯赛因的年轻人跟往常一样，凌晨4时30分出门上班，其工作地点距离其居住地点约20公里。尽管警方的说法是，实施干预是因为侯赛因未按直线驾驶其车辆，但医学检查却否认了这位司机曾使用任何会影响其驾驶行为的药物或酒精的可能性，此外，侯赛因还携带了全部的身份证件、驾驶执照和保险执照，这就意味着他没有任何动机要逃离警方的检查。
除此之外，该网站还在其报道中提到了两个重要的细节，这使法国检察机关重新审查这一案件及其提出的指控。第一点是开枪警察提出的指控——他声称该司机试图开车逃跑时差点碾到他，这种说法似乎很奇怪，因为子弹并没有击穿汽车的挡风玻璃，而是直接从司机一侧射入。第二点则是基于移民登陆的避难所提供的证词——这位几内亚裔的年轻人从海上经摩洛哥前往法国以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其日常行为堪称典范，观察人士认为，这就意味着侯赛因并非什么罪犯，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根据法国当地的法律还是国际法律，未按直线驾驶汽车从来不会被判处死刑。
鉴于这些反复出现的事实，以及法国将移民作为罪犯或者嫌疑人对待的安全政策——除非事实证明他们并非罪犯，这些年轻人在法国政府曾经给他们为寻求庇护而来的移民父母所建造的社区内越来越孤立。这些社区被设计为暂时住所，当局认为这些移民在法国赚到钱后就会返回自己的国家，而这些社区也将随着他们的离开而消失，但是事情有时候并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发展——这些社区也成了随时可能会在每个人面前爆炸的定时炸弹。此后的几代人在这些已经成为贫困和失业温床的郊区，发现了安全而封闭的地方，以使他们免受社会上的其他人的影响，因为这个社会似乎并不接受他们在肤色、种族或者宗教上的不同。
由于害怕和担心不被接受，这些年轻人产生了一种与社会分离的感觉，因此，他们将这些社区变成了“贫民窟”，而这既是一种疾病，也是一种疗法，因为这虽然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他人侵害，同时也会阻止他们过上真正且平衡的生活，阻止他们通过这样的生活来实现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这一切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他们面前的机会要比那些拥有法国名字和白色皮肤的同龄人少得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郊区变成了一座可怕的监狱，困在其中的阿拉伯裔或非洲裔年轻人，注定要生活在社会边缘，然后死亡并被遗忘。
警察：右翼与自杀
鉴于每个故事至少都有两个当事人，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这个故事中的另一方，即以保护法国安全为由而挥舞法律大棒的法国政府。社会科学研究员马蒂厄·里戈斯特告诉我们，西方警察的首要任务是逮捕那些被认为“异常”的存在，例如女巫、同性恋、妓女和疯子等等，在此之后，警察被更多地用于政治目的，例如控制国家框架之外的群体和镇压社会革命。
因此，当时的西方警察机构不仅仅像当下赋予它的任务那样，是一个保护国家安全的机构，而且还被视为殖民主义民兵组织，它会追捕逃离种植园劳作的奴隶，并每天监视他们，以防他们反抗奴隶主。而当西方国家登陆其殖民地后，其警察的安全学说以更加清晰的形式出现，而警方也开始使用军事手段对付平民，对他们进行追捕、逮捕、逼供、残害和羞辱，有时甚至是杀戮。
西方国家很快就受到了殖民地警察经验的启发，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土地上。例如，在法国，就在我们今天讲话的地方，曾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目睹犹太人被逐出波尔多的情况的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自1945年起被任命为内政部阿尔及利亚分局的负责人，此后，又在1958年被任命为巴黎警察局长，帕蓬将他在阿尔及利亚获得的经验用于在法国首都部署警察的影响力——在面对1961年10月17日的示威活动时，他完全复制了他在1960年12月镇压阿尔及利亚示威活动中的做法，而他仍担任这个职位直至1967年。
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从殖民地转移到欧洲国家本土的警察模式，但是在2005年发生的齐亚德和博纳事件之后，一位向其负责保障某个骚乱社区的部队发表讲话的法国准将，却以惊人的精确度说明了这种延续性——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已经输掉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今天我们不会再倒下。今天没有囚犯，除了棍棒之外什么也没有。”在此之前的1974年，当12名警察因在首都巴黎抢劫一处阿尔及利亚人的房屋而受到审判时，这些被告威胁受害人称，阿尔及利亚战争尚未结束，他们将把他带往一处森林并对他开枪。
法国内政部强调，这些可以毫不犹豫地被归为“种族主义”的想法是少见且特殊的，但是许多迹象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事实说明，法国警察机构中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至少会受到保护。而由法国网站“Media Part”与“ARTE”频道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种族主义和民族思想在法国警察群体中传播的严重程度及其危害的窗口。
这项调查的事实可以追溯至一名黑色皮肤的法国警察——他在无意间读到了他的一些同事在WhatsApp应用程序上的一个私人群组中的对话消息，而该群组的成员对储存武器表现出自豪感，因为他们确信种族主义内战即将爆发，届时白种人将发现他们需要保卫自己，以对抗其他种族——尤其是阿拉伯人、犹太人和穆斯林。
这项调查显示，该群组成员使用极具种族主义和富有贬义色彩的词语来描述黑种人、犹太人、穆斯林、阿拉伯人、女性（甚至是女警）、左翼分子以及所有不认同白人意识形态的人员，同时还攻击那些愿意嫁给阿拉伯人或黑种人的法国女性，认为她们背叛了“雅利安人”。这个群组里的发言者预测法国将会爆发内战，并建议让不同教派、种族的人相互残杀，因为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种族和教义上的差异，然后再由白人坐收渔利，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尽管这名非洲裔警察向警方提供了所有的音频和视频证据，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生，被告人在部分调离原岗位后继续正常开展工作，但却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实质的行动，直到这项新闻调查引爆局势并扩大了该案的范围。出现这些针对移民的暴力和白人至上思想的现象，还与其他一些同样危险的事件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警察自杀现象。在过去的20年内，平均每年有43名警察自杀，原因是工作条件艰苦、设备缺乏，以及警察在各处面对愤怒人群时所感受到的强烈敌意，同时还不要忘记任何警察（无论男女）可能会因为表现出恐惧或焦虑的样子而受到的欺凌和嘲笑，因为其他同事会认为，这是不应该出现在安全人员身上的弱点。
与此同时，法国正试图通过吸引尽可能多的、热衷于提供服务的警察，来弥补因退休、离职和自杀而导致的警察严重短缺，正如安全官员自己所说的那样，这对警察群体的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迫切需要大量保安人员的现实，难免会导致对候选人的背景缺乏足够的审查，而这就意味着会在未来出现某些问题，尤其是采取减少培训时间的策略，并以实地经验作为替代，而这就会使新警走出去面对艰难的工作。
总而言之，对于涉及高度敏感事件的复杂问题，我们不可能找到足够明确的答案，就像法国现在所处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对答案的寻找可以从抗议活动的灰烬中开始——它可以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和种族差异可能会给任何社会的凝聚力制造真正的问题，如果一些国家采取“清扫地毯下的灰尘”的原则，那么这种策略可能不会总是成功，尤其是当被清扫的是一枚定时炸弹，而不仅仅是一捧灰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