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降低医疗成本剑走偏锋,开展大规模医药反腐
新冠疫情加重了中国医院的财务压力,医院不得不优先考虑疫情防控,而不是创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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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医疗健康领域反腐整肃,以降低医疗成本并重振国内经济。
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政府披露信息,中共纪检人员在全国各地的医院和医疗机构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今年迄今为止,有超过190名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副院长被查,他们中既有在职者,也有已退休人员。另外,一位退休的省委书记于8月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他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曾主管中国医疗改革工作。在中国,严重违纪违法是腐败的委婉说法。
这场反腐风暴给投资者造成恐慌。追踪中国大型制药商和医疗设备公司股票表现的沪深300医药卫生指数今年迄今下跌了15%,远超同期沪深300指数3.5%的跌幅。
中共以往也曾打击过医疗健康行业的腐败现象,但今年行动的力度尤其大,堪比近年来对互联网巨头和校外培训机构的整顿力度,这些整顿已改变了经济的大片领域。
据一家中国官媒报纸称,今年迄今被查的医院高层管理人员数量已是去年全年的两倍多。
对中国医疗腐败的担忧也困扰着外国制药公司。今年8月,美国制药商辉瑞公司(Pfizer, PFE)的一名前雇员在加州对该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辉瑞在他提出了该公司与中国官员有关花销的合规问题后将他解雇,辉瑞对此予以否认。
这场针对医药界的整肃行动正值中国经济陷入增长放缓的新时代,中国领导层正想方设法促进民众增加开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卫生政策和经济学副教授陈希表示,打击腐败是降低医疗费用的一种方式,而医疗费用是引发中国家庭焦虑的一个根源,这种焦虑令民众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医疗专家表示,医疗反腐行动也有助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这一口号被广泛认为是致力于引导中国走向平等主义,这种精神理念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统治初期的数十年间曾深入人心。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力图解决住房、教育和医疗成本不断上涨的问题。这三大问题在中国常被称为“三座大山”,是许多家庭生活开支中的最大头,经济学家称这“三座大山”加剧了贫富不均,拖累了消费,拉低了出生率。
中国95%以上的人口拥有基本医疗保险,但这种医保只提供最基本的保障。2020年,即可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数据的最近年份,中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医疗支出是个人自掏腰包的。这一比例约为美国人的三倍。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研究中国卫生政策的专家叶志敏(Winnie Yip)说,中国领导人明白,如果民众负担不起医疗费用,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威胁。
国家卫健委和中共最高纪检监察机关没有回应问询。
中国95%以上的人口拥有基本医疗保险,但这种医保只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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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医疗行业的学者表示,由于监管不力,加上资金不足的医院面临财务压力,医生和管理人员不得不通过收受贿赂来增加个人收入以及为医院创收,从而导致腐败盛行。患者有时会向医生支付非正式费用,俗称“红包”,以换取更快或更高质量的治疗。
此外,药品销售的高利润率也助长了贿赂行为。制药商经常向医生支付回扣,以说服医生多开它们的药。
新冠疫情加重了中国医院的财务压力,医院不得不优先考虑疫情防控,而不是创收服务。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2020年,中国43.5%的三级公立医院处于亏损状态,这一比例是2019年的两倍多。
政府有关部门重点提到了位于内陆特大城市重庆郊区的县级医疗中心主任祝昭敏的案件。根据官方对这桩案件的描述,在今年3月接受调查之前的五年里,祝昭敏接受了不法企业家的宴请、现金“红包”和其他馈赠,并为他们的企业提供了好处。
官方描述称,该县卫生部门要求干部观看祝昭敏忏悔的视频,之后三名官员因自己的不法行为而自首,另有26人主动上交了他们不当收受的近百万元人民币(约合13.8万美元)。
今年6月,当地有关部门称,祝昭敏被开除了党籍,他的案件将移交检察院。对祝昭敏进行了调查的丰都县纪委监委未回应寻求置评和将提问转给祝昭敏的请求。
在调查人员数月来把矛头对准医疗专业人员的同时,中央政府于5月印发了工作要点以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的一些不正之风,其中包括借助贿赂、回扣和泄露招投标信息等手段来操纵招投标和安排虚高价格医药产品采购。
两个月后,中国政府于7月开启为期一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一些地区已公布了初步成果。华中省份陕西省有关部门称,从1月到8月初,全省各级收到的专项整治问题线索已办结2,371件,处理人员937人,累计退还患者及家属“红包”逾3,400个。据华南省份广东省的纪检监察机关发布的信息,当地一家医院在原来的院长因腐败问题于2022年底落马后,今年1月至5月期间,该院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分别同比下降16.6%和21.4%。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助理教授傅虹桥牵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013年至2019年期间逾3,500起与医疗健康相关的刑事案件,发现其中68%的案件判决罪名是贿赂罪。约80%的案件受贿者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大部分行贿者是药品、医疗设备和耗材供应商。
在辉瑞案中,上述前雇员指控该公司于2019年第二季度至2021年第三季度期间在中国“有潜在影响力的政府官员”身上花了折合1.68亿美元的费用,是同期辉瑞在其他国家此类官员身上花费的逾10倍。
今年8月,美国制药商辉瑞公司的一名前雇员在加州对该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辉瑞在他提出了该公司与中国官员有关花销的合规问题后将他解雇,辉瑞对此予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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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瑞已寻求驳回这起诉讼。辉瑞在今年2月提交的年度证券监管公告中称,美国司法部《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部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简称SEC)在2020年要求该公司提供与其在中国业务相关的文件。辉瑞已提供了这些文件。
辉瑞表示,这位前雇员有关遭该公司报复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辉瑞打算为自己辩护。美国司法部不予置评,SEC则表示,该委员会“不对一项可能进行的调查存在与否置评”。
耶鲁大学的陈希表示,中国医疗腐败的根源在于医院从政府获得的支持不足,这催生了医院增加收入、过度治疗和过度诊断的强烈动机,而目前的整顿行动没有应对这个问题。
陈希和其他一些医疗专家表示,影响深远的反腐整顿行动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可能带来其他问题。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包括挫伤医生和医务工作者的士气,加深医患之间的不信任,而后一问题此前引发过暴力事件。
哈佛大学教授叶志敏说,如果中国不对医疗系统进行提高医生待遇等结构性改革,那么反腐行动带来的任何开支节省成果最终都将化为乌有。
她表示,如果医院和医生不能收受回扣,他们就会想其他办法来赚钱,那么医疗成本就会继续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