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为何支持哈马斯？
最初根源
为了更好地了解哈马斯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或许我们最好回归至19世纪末开始的巴勒斯坦与伊朗之间的关系根源，当时，伊朗在巴勒斯坦开设代表处以处理那里的商人事务，其一直持续存在到以色列占领者1948年建立国家，根据以色列当时所谓的“拉拢各方”政策，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建立了特殊关系，该战略政策包括与诸如伊朗、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等阿拉伯世界各国联盟，旨在从外部包围。
事实上，以色列与伊朗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uhammad Reza Pahlavi）之间建立了一个新兴的联盟，伊朗向以色列提供石油，并从以色列进口许多物品，并支持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与以色列摩萨德之间的合作，以逮捕伊朗反对派人士，与此同时，伊朗还支持埃及与以色列的调解途径，将巴勒斯坦武装斗争称之为“恐怖主义”行为，与同情巴勒斯坦的所有现象作斗争，并打击伊朗反对派人士。但是，沙阿政权崩溃，1979年建立伊斯兰革命政权之后，阿亚图拉霍梅尼就采取了与以色列相反的立场，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伊朗和伊斯兰教的敌人，并将其视为应该消灭的“癌细胞”。
在政治层面上，伊朗革命领导人与巴勒斯坦革命结盟还有其他目的，这样一来，革命就会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其首要问题——盛行，并赋予伊斯兰革命有效的工具以扩大其软影响力。事实上，沙阿政权刚一被推翻，伊朗就撤回了对以色列的承认，并驱逐了其外交使团，使用巴勒斯坦大使馆办公室取代了以色列外交代表办公室，并向巴勒斯坦革命及其代表解放组织提供了政治和财政支持。
然而，德黑兰与巴解组织的关系迅速退缩，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争端，因为巴解组织的世俗主义成为伊朗努力使巴勒斯坦革命伊斯兰化的障碍，因为意识形态因素在伊朗革命早期决定中非常重要，此外，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内部国家力量施加的压力，巴解组织明显倾向于伊拉克。
尽管如此，双方之间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93年签署巴以和平协议，即《奥斯陆协议》，该协议给脆弱的联盟致命打击，此前，德黑兰指责巴解组织放弃抵抗并丧失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与此同时，伊朗在巴勒斯坦舞台上寻找到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相近的新盟友，即伊斯兰圣战运动，该运动1980年从穆斯林兄弟会分离出来，并将伊朗革命视为鼓舞人心的典范，但其规模和活动性使得伊斯兰圣战组织无法发挥德黑兰向往的强大盟友作用。
在1987年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兄弟会宣布成立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后，这种潜在的替代方案浮出水面，由于哈马斯领导了同年年底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其很快成为了一颗闪耀的明星，成立三年之后，哈马斯与伊朗于1990年开始建立关系，当时哈马斯代表团访问了伊朗，并于1992年在伊朗开设了哈马斯外交代表处，这代表伊朗认可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发挥的核心作用。
以色列于1992年将数百名哈马斯领导人驱逐到黎巴嫩南部，这是巴勒斯坦运动、黎巴嫩真主党（德黑兰在黎巴嫩的盟友）和伊朗革命卫队之间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哈马斯领导人及其创始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获释时，他访问了德黑兰，并与伊朗革命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当时的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举行了会晤，两国关系更加紧密之后，德黑兰提供了政治和财政支持以及军事工业技术支持，此外，伊朗还对战斗人员进行武装训练。
自2006年哈马斯在立法选举中获胜之后，哈马斯在伊朗眼中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有所提高，当时哈马斯从反对巴勒斯坦政府的抵抗运动和政治派别转变为执政体系，这促使德黑兰对其提供加倍支持，并承诺每月向该政府提供5000万美元支持，另一方面，国际和地区对哈马斯政府的抵制，在推动哈马斯与伊朗建立更紧密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方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至阿拉伯之春的到来，这场革命席卷叙利亚，哈马斯领导人的住所，伊朗领导人最重要地区盟友的首都，随着叙利亚革命的发展，阿萨德政权开始在德黑兰的支持下以桶装炸弹轰炸反对者，哈马斯发现其面临着历史上最重要的道德考验，其与德黑兰的战略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考验。
叙利亚革命灾难
当开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革命蔓延至埃及时，伊朗对这些国家爆发的所谓“伊斯兰革命”感到满意，但当阿拉伯之春抵达叙利亚之后，德黑兰迅速将其视为“针对抵抗运动的国际阴谋”，但是，拥有逊尼派和什叶派传统的哈马斯并不接受伊朗或叙利亚的官方叙述，而是建议叙利亚领导人进行先发制人的改革，以抢先于阿拉伯之春，但这一建议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革命之初，哈马斯试图坚持其不干涉国家内部政治的传统政策，但是人民和政权双方都不能接受这一立场，因此，哈马斯在德拉事件期间试图通过对双方调解而进入积极中立状态，这得益于其与双方的良好关系，但政权要求哈马斯停止努力，此前，政权要求哈马斯发表声明以澄清其在事件中的立场，事实上，哈马斯发表了令政权不满的声明，而政权希望利用抵抗运动及其支持来与革命进行斗争。
在这些定期努力框架内，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司令部——这是一个与叙利亚政权接近的巴勒斯坦派系——致力于组建一支派系部队来维持营地的安全，哈马斯对此表示反对，并认为此举旨在试图将各派系牵扯至叙利亚战争之中，但政权坚持努力，呼吁各派系与叙利亚总统之间举行公开会议，并在会议之后发表支持声明，这次会议使得决定撤离大马士革的运动得以回避，此前曾强调，只要哈马斯领导层停留在叙利亚土地上，就不可能保持中立。
但是，哈马斯在离开大马士革后不满足于不干涉政策，相反，哈马斯出现对叙利亚人民的偏见，当时加沙地带哈马斯负责人伊斯梅尔·哈尼耶（Ismail Haniyeh）在艾资哈尔论坛上宣布了自己的立场，即支持叙利亚革命，时任哈马斯政治局局长哈立德·米沙尔挥舞着叙利亚革命旗帜，并在2012年德黑兰耶路撒冷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他的运动“与所有人民一起坚持不懈，合法地追求自由、改革、正义、民主，与腐败和暴政作斗争。”与此同时，哈马斯部分成员也在叙利亚革命各派内部、叙利亚北部和亚尔穆克营地进行战斗，在那里，他们成立了“阿克纳夫·拜特·马格迪斯”派。
哈马斯从叙利亚的撤离及其后来的亲革命立场对伊朗造成打击，伊朗对哈马斯的支持减少了，伊朗媒体和代理媒体对哈马斯发动了袭击，甚至指控哈马斯犯有叛国罪。似乎双方之间的关系正在走向破裂，但哈马斯在以色列于2012年对加沙地带侵略面前坚定不移的表现，促使伊朗恢复对哈马斯的军事支持，为了区分加沙地带的军事派别和政治运动领导层，双方言论和立场出现了一些差异。军方人员对伊朗军事支持的重要性表示赞赏，促使他们表示支持与伊朗和解，由于经常与遭受伊朗区域政策影响的伊斯兰民众力量混为一谈，居住在国外的政治领导者对这种表达的敏感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不可忽视埃及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的作用，这些国家不遗余力地鼓励哈马斯离开伊朗，鼓励哈马斯撤离叙利亚并进行巴勒斯坦和解，以期实现这一目标，其中包括鼓励哈马斯加入伊朗什叶派竞争对手——逊尼派政治组织事件，这就是2011年的《开罗协定》和2012年的《多哈协定》所发生的情况。但是，这些国家没有提供足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替代方案，以使哈马斯摆脱与伊朗的关系，相反，这些国家正在推动其朝着接受两国方案和阿巴斯领导巴勒斯坦政治体系迈进，不仅如此，此举恰逢埃及2013年年中爆发了反穆兄会统治的军事政变，这些力量开始对哈马斯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而削弱了赌注于“逊尼派”以实现分裂哈马斯与伊朗的可行性，哈马斯一直在抵抗占领，直到占领者完全撤离巴勒斯坦为止。
与此同时，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华盛顿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并对伊朗采取了“极限施压”政策，为哈马斯与伊朗之间的重新和解添加了新的因素，基于这些考虑，双方关系在哈马斯前政治局局长哈立德·迈沙阿勒2017年任期结束时逐渐得到改善，随着伊斯梅尔·哈尼耶担任哈马斯政治局局长，这一趋势得到了加强，哈尼耶来自加沙地带，德黑兰认为他比迈沙阿勒更接近加沙地带。
和解的特点体现为哈马斯经常访问德黑兰，以及有关“统一战线”言论的出现，这意味着如果以色列袭击其中任何一方，抵抗力量将共同战斗，双方公开表达增进同盟关系，这在许多阶段引发了阿拉伯世界舆论界的广泛争议，其中最突出的是哈尼耶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中的圣城旅将军苏莱曼尼——他在2020年初美国的袭击中被暗杀——称之为“耶路撒冷的烈士”。
在哈马斯与以色列最近爆发的战争中，哈马斯将其称之为“耶路撒冷之剑”，象征性参与出现在黎巴嫩边界各处，包括发射三枚简易火箭弹，如果未经完全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真主党同意，就不会发生上述事件，其重要性在于向以色列发出警告，如果与加沙地带的战争继续下去，那么这一问题可能会演变成其北部战线的对抗，但这种参与的规模没有达到人们所说的“与抵抗战线协调一致”的预期，从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些声明的真实程度和宣传成分以及“抵抗轴心”各方之间协议与分歧程度的质疑。
目标不同与利益相近
伊朗和哈马斯的利益在面对该地区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时趋于一致，就像它们被美国拒绝后表现出的团结一致，自1979年反对沙阿政权革命以来，紧张局势和敌对情绪一直主导着美国与伊朗的关系，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大使馆劫持人质的危机，由于哈马斯抵抗以色列的占领，美国已将哈马斯指定为恐怖组织。
结果，伊朗将其对哈马斯的支持视为增强其区域影响力和证明其所谓 “出口革命”扩张主义政策的手段，而且需要一个逊尼派盟友来增强其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周围地区的作战能力，鉴于哈马斯在对抗华盛顿和特拉维夫能力中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其打破了教派狂热在其区域政策中的狂热主义，并保证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中的牢固立足点。德黑兰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也不能忽略安全方面的问题，因为在占领下建立先进的防线，可以使伊朗免于直接与以色列或美国爆发战争。
在国内层面，伊朗政权利用巴勒斯坦问题来增强其内部合法性，在抵抗地方权力和资源背景下，对抵抗运动的支持构成了保守派和改良主义者之间政治竞争素材。另一方面，哈马斯致力于通过加强这种关系，形成政治和军事行动阵线，以削弱以色列的霸权及其地区影响力，此外，此举旨在加强哈马斯及其抵抗项目的政治合法性，并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例如训练、武器和军事工业化技术。
为了控制这种关系步伐，并防止其陷入德黑兰的宗派和扩张主义项目，哈马斯为与伊朗的关系树立了牢固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哈马斯力求使其保持在专门用于对抗占领的军事和政治合作范围内，而并没有进行文化层面的交流合作，例如没有教育交流，不接受什叶派思想，伊朗政策在阿拉伯地区没有任何归属或支持，而且，哈马斯有效地保留了反对德黑兰区域政策的权利，就像此前叙利亚问题中发生的那样。
未来挑战
拜登政府倾向于恢复与伊朗的核协议，这对双方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这有助于加强其内部改革主义运动，而改革主义运动采取了对以色列不那么怀有敌意的政策，并倾向于 “接受巴勒斯坦人接受的事情”，这种说法构成了从伊朗革命宣布历史政策中撤退的切入点，即以色列是一个没有权利存在的篡夺者国家。2015年签署核协议之后出现了这种趋势的影响，当时伊朗领导人经过长期冷漠之后，开始巩固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关系，而这是以牺牲与哈马斯的关系为代价的。
双方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在于双方的优先事项和实际目标之间存在分歧，尽管他们对削弱和消耗以色列目标是一致的，但双方在前线的优先事项有所不同，伊朗希望避免在其领土上发生任何战争，更倾向于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爆发战争，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或也门。这种做法可能会使加沙陷入与占领者的对抗之中，而哈马斯没有做出决定，这是伊朗在威胁不断增加情况下可能寻求的选择。
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倾向于与以色列和解并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有限，哈马斯致力于通过建立该地区和世界各地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来维持地区关系平衡的努力面临困难，这一挑战的影响因此而增加。
在伊朗区域政策中采用宗派主义的态度也给双方关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因为它所营造的普遍气氛使人们无法理解逊尼派抵抗运动和具有宗派议程的什叶派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鉴于哈马斯对逊尼派身份的自豪感，并且拒绝在巴勒斯坦传播什叶派主义的企图，当伊朗支持在加沙地带建立“萨伯林”运动——从伊斯兰圣战组织分离而来并建立伊斯兰教义——和“侯赛尼娅”（Hussainiya）运动时，双方爆发冲突，哈马斯对此做出严厉回应，哈马斯坚信，在巴勒斯坦建立宗派分裂只会为占领项目服务，因此解散了该组织，没收其武器并逮捕其成员。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试图利用宗派分裂作为区域影响的支柱，并在什叶派面前以逊尼派领袖身份作为出口，这种气氛增加了处理哈马斯与伊朗之间关系的难度。这些努力以及伊朗的宗派政策，促使一种理论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中传播，即头号敌人是伊朗，而不是以色列，更不用说沙特王国及其盟国为实现哈马斯与伊朗分裂而做出的努力，但并未提供对抗占领者的抵抗力量替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