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风暴中心的古特雷斯：以色列想要一个听话的联合国
在加沙战争爆发16天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敢于说出他所看到的以及全世界所看到的情况，然而，他的言论却是以色列不愿听到的，并因此对他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然而，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历史上就一直在与以色列及一些大国相关的问题上苦苦挣扎，而这些国家希望将联合国作为它们看待世界事务和冲突的眼睛，并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
在今年10月20日，古特雷斯站在拉法过境点前的一幕，是充满人道主义的一幕——他呼吁为遭受以色列残酷轰炸的加沙地带居民提供紧急援助。但是这幕场景却引发了人们更多的震惊，因为该国际组织竟然无力对以色列采取任何行动，哪怕是起码的行动。
为了说出大家都知道并且看到的真相，联合国秘书长必须怀有莫大的勇气，尤其是在以色列的罪行及其对国际法、联合国决议、国际准则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予以否定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联合国组织必须忘记其存在的基础，并且尽力忽视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或者完全对其视而不见。
红线
这位葡萄牙外交官（74岁）并未被归类为以色列的批评者，在他的经历中也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这一点。在2020年10月，世界犹太人大会还授予他“西奥多·赫茨尔奖”（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并且大会主席罗纳德·劳德还在颁奖典礼上这样形容他——“多年来，事实证明，你是犹太人民和以色列国真正而忠诚的朋友。”
在以色列侵略加沙的日子里，古特雷斯一直在努力保持沉默，以避免以色列掀起一场风暴，他很清楚，如果他说出那些被以色列视为红线的事实的话，他就会面临来自以色列的风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对“加沙地带明显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深表关切，并强调“武装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凌驾于这项法律之上”，并解释称，“巴勒斯坦人民在占领和窒息之下挣扎了56年的时间”，“哈马斯的袭击并非凭空而来”，并警告“不要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集体惩罚”。
尽管他在讲话中还表示，“哈马斯的可怕袭击毫无道理可言”，但他已经跨越了以色列在持续数十年的冲突中，为联合国及其工作人员划定的红线。以色列外交部长科亨严厉谴责古特雷斯，以色列驻常联合国代表吉拉德·埃尔丹则呼吁古特雷斯辞职，并且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表现出对恐怖主义和谋杀的理解”的古特雷斯不再适合领导联合国。
古特雷斯带着反殖民思想的历史遗产来到联合国秘书处任职，他呼吁人民的命运自决权。他是“康乃馨革命”的一员——这场革命推翻了葡萄牙第二共和国的威权独裁政权，而这是由安东尼奥·萨拉查于1933年建立的，自1968年起，马塞洛·卡埃塔诺接替他担任总理。在1973葡萄牙社会党成立后不久，古特雷斯便加入了该党，并且一直活跃在党内，并担任过许多政府要职。
多年来，古特雷斯一直活跃在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内，后者是一个汇集社会民主党派的国际组织。古特雷斯于1992年至1999年期间担任该组织的副主席，并于1999年至2005年中期担任该组织的主席。他曾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担任葡萄牙总理。在1991年至2002年期间，古特雷斯担任葡萄牙国务委员会委员。
从理念、人道主义原则和事实来看，古特雷斯应该更多地谈论以色列的罪行。他知道联合国在已知和机密的报告中记录了太多令人震惊和恐惧的事实，足以说明联合国在历史上的无能，但他却太偏向外交了，从他所了解的联合国机构的利益与平衡的角度出发，他选择尽可能地少说话，但这也未能使他幸免于以色列的指责。
从利益角度看，联合国秘书长在上任之前很可能都熟知其前任同僚的过去，毫无疑问，古特雷斯认识已故的联合国秘书长、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1953-1961），或是已故的联合国秘书长、奥地利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1972-1981）。他应该还研究了在1948年5月20日至9月17日期间担任联合国调解人的贝尔纳多特的档案，尽管后者并非联合国秘书长。毫无疑问的是，他深知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是该国际组织历史上的工作起点，也是其历届秘书长职业生涯与声誉的起点。
处在以色列的刀刃上
坚信联合国作用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奥地利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1972-1981），在联合国发布反对以色列占领政策的决议时与以色列发生了冲突，尤其是在1980年12月11日通过的第35-122号决议，以谴责以色列强行实施涉及改变戈兰高地性质和地位的立法，以及在同年12月16日出台的第35-207号决议——该决议再次强烈反对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和耶路撒冷的决定，此外还有同日出台的第36-147号决议，以谴责以色列企图强行让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公民改为以色列国籍。
瓦尔德海姆与联合国相对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立场，及其对联合国建设性工作的信念，使他受到了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严厉指责与压力，从而削弱了他竞选联合国秘书长第三个任期的机会。他被指控为纳粹军队内的指挥官，并且被禁止进入美国，尽管他在1986年的奥地利选举中当选为奥地利总理，而且那些针对他的指控和运动也丝毫没有减弱。
另一方面，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1953-1961）则致力于确保联合国的中立性和有效性，而他最具影响力的口号是：
联合国的成立不是为了带领人们进向天堂，而是为了保护他们远离地狱。
——达格·哈马舍尔德
以色列官员对态度中立的哈马舍尔德担任该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感到不满。在1958年，这位瑞典外交官顶住了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压力，并在贝卡谷地和叙利亚与黎巴嫩之间部署了国际部队，需要指出的是，黎巴嫩从未要求过部署这类部队，即使它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在后勤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冷战最为激烈的时期，埃及和叙利亚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名义实现了统一（1958-1961），这是来自以色列、美国和北约的一项要求，这种拒绝并没有像哈马舍尔德那样受到惩罚或者严厉的外交媒体运动，后来在1961年9月18日，哈马舍尔德在飞往刚果的途中遭遇空难并身亡，而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不明。
秘鲁人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1982-1991）因支持联合国大会在1988年11月15日出台的第43/176号决议而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系统性运动——该决议要求在中东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并强调了实现全面和平的原则、巴勒斯坦人对其在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所拥有的主权。
同届会议还通过了联合国第43/177号决议，以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和美国对德奎利亚尔鼓励发布这两项决议深感不满。联合国第43/176号和第43/177号决议得到了世界各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支持，但却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
尽管前联合国秘书长、韩国人潘基文（2007-2016）并不因发表反对以色列的言论或立场而闻名，但他在任期内也未能幸免于以色列的批评。潘基文在当时曾发表言论称，“巴勒斯坦人的失望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占领和和平进程受阻之下日益上升。正如几个世纪以来，受到压迫的人民所证明的那样，人类的本性就是会与占领作斗争，而占领往往是仇恨和极端主义的强大孵化器。”随后，内塔尼亚胡立即指责潘基文“煽动恐怖主义”，并强调“没有任何借口实施恐怖主义”。
而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1997-2006）和来自埃及的布特罗斯·加利（1992-1996）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也未能幸免于以色列的指责和压力，而美国也拒绝让加利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在联合国工作之初，首任联合国秘书长、挪威人特里格夫·哈夫丹·李（1946-1952）为联合国任命的调解人、瑞典人法尔克·贝尔纳多特的中立和公正活动付出了代价。
联合国驻巴勒斯坦国际调解人贝尔纳多特于1948年6月27日提出了一项计划，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提案，强调“因现有冲突造成的情况而离开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居民，有权不受限制地返回自己的家园、收回他们的财产，并将犹太移民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以免进一步增加阿拉伯人的恐惧，同样，还要求将整个耶路撒冷置于阿拉伯主权之下，同时允许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拥有处理其宗教事务的独立自主性，此外还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进行了一些边界调整，包括将内盖夫并入阿拉伯国家的边界，而将加利利并入以色列国家边界。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反对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其调解人贝尔纳多特及其批准的分治决议（这在本质上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利益也并不公平）。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于1947年11月30日宣布“分治的合法性无效”，并且宣布包括整个处于托管之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包括外约旦在内）都是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并将永远如此”。
人们在后来才知道，是后来在1983年至1984年、1986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沙米尔所领导的“斯特恩”团伙刺杀了贝尔纳多特，此后，清算和暗杀行动成为了以色列的安全和政策原则。
就这样，自成立以来，联合国在巴勒斯坦的工作就是以一桩针对其高级官员贝尔纳多特的犯罪而开始的。当犹太复国主义团伙胆敢在1948年9月17日于耶路撒冷暗杀贝尔纳多特时，联合国本身只是在档案中记录下了一位身份不明的嫌疑人，而自那时起，以色列就继续对联合国及其秘书长施以诽谤、恐吓和精神暗杀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