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凌
2023-10-06T10:05:13.752Z
美国财长耶伦2023年7月访问中国,此后多位美国内阁成员前往中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年前,我在DW上发过一个文章探讨美国经济双收缩的可能性。今天,这个局面越来越清晰了。

那个时候,美国一年期的短期国债收益率刚刚脱离零利率,开始上升;今天已经在5%的位置徘徊了差不多半年,还没有看到下行的趋势。不仅是一年前的短期国债,而是从一年期到30年期的所有国债收益率都上升到了5%这个水平。这说明:美国政府在目前情况下借新债还旧债,在利率置换上不得不面对高利率的状况。

如果这个情况持续一段时间(概率还是蛮大的,因为通胀率并没有可预见地下降到美联储的期望值),那么美国政府的国债付息就会大大增加,现在它的国债规模已经达到34万亿美元,每年的利息支出就是1.7万亿美元。而在两年前,这个国债的平均付息才2%都不到。两相比较,这个上升的幅度差不多是2.5倍。所以,如果不能缩减财政开支,就需要有强劲的经济增长预期,否则财政赤字就会越滚越大,最后击破大家对美元的信心,就像其它财政破产经济体一样。

不太妙的是:美国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是常态,想要在总统换届的当下缩减财政开支简直是天方夜谭。2022财年因为疫情管控的结束,本来已经下降的财政赤字,在2023财年再度暴涨,就是极好的例子。

而面对5%的高利率货币环境,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真的那么乐观吗?也许从短期的劳动力市场数据看,经济衰退还未到来。但是如果零利率是刺激经济复苏的货币政策,那么逻辑上讲,高利率一定是经济收缩的货币政策,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否则逻辑不能自洽。高通胀已经引起美国产业工人大罢工,说明物价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已经成立。高通胀下高利率是不是就是常态?

相关图集:中国芯片产业发展至今,赢了吗?

"中国芯":“中国芯”的提法在2000年代初就已开始传播。背景是中国在芯片方面长期依赖进口,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状况,令领导层对半导体领域的科技依赖性感到担忧,计划提升芯片设计、制造封测和装备材料产业链能级。在新的产业政策推动下,出现了一批集成电路研发创新机构。
浮夸造假:2006年的“汉芯”造假丑闻,给这场轰轰烈烈的科技创新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被查出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这一事件所凸显的急功近利的浮夸现象,始终伴随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大基金”投入巨资:2014年,中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成立扶持芯片产业的“大基金”。 第一期募资1387亿元,2019年二期募资2041.5亿元,2023年推出的第三期规模扩大至3000亿元。受资助的公司包括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等龙头企业。但一些分析人士指该基金主要在幕后运作,投资标准不够透明;此外技术创新的进展可能被夸大,许多投资未能取得成果。
为了不被“卡脖子”:2020年以来,美国逐步扩大对中国的芯片制裁,并联手日本、荷兰等国,更大范围封锁半导体制造设备输入中国,例如荷兰ASML公司生产的极紫外线(EUV)光刻机。中国欲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的意愿更加迫切。在响应习近平号召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造芯”运动中,一再出现资金使用不当和烂尾项目。2022年的芯片产业反腐风暴中,多名芯片大企业高管被调查。
华为、中芯实现突破?:2023年8月,被美国“断供”芯片的华为推出新款手机Mate 60 Pro (图)。专业机构拆解分析判断该手机使用的是华为海思设计、中芯国际(SMIC)制造的“麒麟9000s”7纳米芯片。虽然在去年就有报道称中芯“制造”出了7纳米芯片,但业界人士分析,这次仍是通过14纳米制程重复曝光生产出7纳米芯片,而这种工艺决定了其产量和良品率不高,但成本高,尚达不到批量生产的要求。
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技术?:2023年9月底,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科学家计划构建一个由粒子加速器驱动的巨型芯片工厂。这项新技术如果成功,将有可能使中国在半导体芯片行业中超越美国的制裁,走上芯片自产的道路。报道称,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突显了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决心,并预示着半导体行业可能出现的巨大转变。但中国整体经济面临的巨大下行压力,也将给芯片科研进行融资的过程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道阻且长: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先进的芯片产业链需要巨大投入,但又非仅靠资金就能实现。财经专栏作家刘远举曾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芯片行业仅仅跟随性发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资。若要站在世界领先水平,更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这些研发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且充满风险。这需要给企业家以长远而稳定的预期;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透明、公开的科研体系,远非一蹴而就之事。”

美国在试图重构产业链

其次,美中竞争,美国政府试图重构产业链,在世界经济内去中化。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过去四十年内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世界工厂,正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一定也是成本最低的选择。如果未来真的能够建立一个去中化的新产业链,一定也是成本高于原来的市场选择结果的。而这个结果需要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这意味着从真实经济角度看:美国消费者价格在未来也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只要美国高通胀的局面继续维持,高利率的货币收缩和高利息下的财政收缩,都不会导致美国经济强劲增长。除非有什么出乎预料的外部冲击,比如高科技的突破或者竞争对手的突然垮台。前者我们真的无法预料,后者确实值得注意和分析。

中国经济本来在疫情中一枝独秀,可惜最后一年画蛇添足,反受其累。而过去一段时间,整顿吏治导致地方政府激励下降,和对民营经济的不恰当处置导致舆情悲观,也产生了对经济前景的不利影响。多重因素叠加,使得今年的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这既导致资本市场的悲观,也被政府高层认识到,从而在政策上出现了纠偏。未来能不能从制度上重构社会信心,再拾起高增长(5-6%)的趋势,其实不光对中国经济自身非常重要,综上所述,对美国经济也一样重要。

我曾经对中美经济脱钩的前景做过预判。美国脱钩中国的代价是上面说的消费者承担更高的成本,而中国脱钩美国的代价是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越发困难。所以中国的对策是吸引高科技人才回归,鼓励民营企业创新。目前比较令人乐观的信息是:无论华为为代表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还是过去十几年长足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都预示着中国经济未来中短期内的产业升级,可能无惧于美国的封锁和打压。当然,更长期的技术进步来自于本国内的科研激励机制,需要有更加深化的改革措施,否则还很难言乐观。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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