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同伙”：美国领导人是否会因为对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而受到审判？
由于美国对以色列提供的绝对支持，美国官员是否发现自己可能会受到刑事起诉？曾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的布赖恩·菲纽金认为，美国在以色列针对加沙的非人道战争中提供的军事和情报援助，已使美国处于众多国内和国际法律的约束之下，并且可能使美国领导人成为以色列占领军在被围困的加沙地带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中犯下的任何战争罪行的犯罪同伙。
美国目前是以色列军方最大的支持者，美国每年向以方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鉴于这种支持以及双方之间持续的情报信息交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起的血腥行动也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法律和政治问题——美国国内的法律和标准禁止以违反战争法的方式使用其援助，因此，以色列使用从美国那里获得的军事和情报援助，将会违反美国的法律和标准，并且可能会迫使美国官员对这些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拜登政府和美国国务院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以监控以色列如何使用美国武器并防止这些武器被滥用。但是即使鼓励其遵守战争法也还不够。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即使严格遵照法律进行，也只会给加沙地带带来更多的痛苦和破坏，而且如果继续这样做，该地区局势就会进一步升级，并且可能导致美军直接卷入其中。应对这些风险的唯一方法，就是首先减少冲突升级，然后再设法摆脱这场冲突。
加沙空中的炸弹
加沙地带的战争目前应受战争法管辖，而这是一套国际法，也被称为国际人道主义法。这些由各国商定的规则在“必要的军事考虑”和人道主义考虑之间取得了平衡，并且对武装冲突各方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设定了限制。战争法要求袭击只能针对军事目标（包括敌方战斗人员），并禁止以平民和民用场所作为袭击目标，而且还将没有针对特定军事目标的袭击定性为刑事犯罪。该法律还规定，所有医院、救护车、学校和礼拜场所在通常情况下都应受到保护，而不应受到袭击。
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反映了法学家们所谓的“区分原则”，该原则旨在指导冲突各方区分平民和民用设施、战斗人员和军事目标，而“相称原则”则规定袭击行动必须符合其预期效果，并尽量避免在军事收益之外造成过度的附加痛苦。因此，国际法禁止实施可能对平民造成严重伤害的袭击，或者是对平民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行动所获军事收益的袭击。此外，交战双方都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对平民的伤害。例如，禁止利用平民作为人体盾牌（而这也是以色列在摧毁加沙地带时使用的宣传内容）。尽管如此，国际法并未免除攻击方需要承担的法律义务。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行为以及以色列官员的相关言论，应当引起美国方面的法律和政治担忧，因为仅在加沙受到空袭的前6天内，以色列就已在加沙地带投放了近6000枚炸弹，而这种投放量超过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在打击ISIS的几个月的战争中投放的炸弹数量——哪怕是在这场军事行动最为激烈的阶段。与此同时，这样的攻击速度引发了人们对以色列的质疑和怀疑，包括其选择的实现目标的方式、它对“相称原则”的解释，以及它为避免平民伤亡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但是其中一个奇怪的讽刺是，美国总统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非正式声明时称，“以色列军队在希法医院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为了保护平民，因此，现在发生的事情不同于过去发生的、对加沙地带的任意轰炸”（此话被视为他承认以色列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的确是在对平民实施无差别的任意轰炸）。尽管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将无差别攻击平民的行为视为战争罪的立场，但是拜登的声明并不明确，并且给美国的立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官员们对以色列的军事目标是否合法也表示怀疑。以色列针对哈马斯政治领导人的袭击——这些领导人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尚不清楚，以及以色列军事在11月3日对希法医院外的一辆救护车发动的袭击——这场袭击造成15人死亡、至少60人受伤，这些行动足以让人们对以色列的军事目标产生怀疑。此外，据加沙地带的医生称，以色列声称贾巴利亚难民营内藏着哈马斯领导人及其地下隧道，并对该难民营实施轰炸，进而导致100多人死亡，从而促使拜登政府在当时要求以色列解释其最终导致实施这场空袭的决定。
总体来说，加沙地带的破坏和死亡规模（迄今为止，卫生部门已记录了超过12000名遇难者）令人质疑以色列是否在平民所受伤害与其预期从袭击中获得的军事收益上作出了正确的评估。以色列官员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描述应该会引起美国国务院的一系列质疑。例如，在冲突开始之时，以色列军方的军事发言人就解释称，以色列军队的主要目标是“对加沙城造成损害而不是确保轰炸过程中所需的准确性”。而在回应造成平民伤亡的引发争议的袭击时，以色列军方一再强调，它此前已经向加沙人发出警告并要求他们向南迁移，似乎认为这类警告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免除其保护平民的法律义务。
对这些战争罪行的担忧可能会导致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干预——该法院已声称拥有调查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的罪行的法律管辖权，包括当前发生在加沙地带的战争。在该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对当前战争发表明确的声明之后，该法院在其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卡里姆·汗指出，每一位对正在进行的轰炸采取决定的指挥官都必须“证明针对每一个平民目标实施的每一次袭击都是合理的”，并且这项义务将落在攻击方身上——攻击方必须提供证据以证明被轰炸的平民目标失去了法律保护地位。
如果卡里姆·汗决定对以色列提起法律指控，那么他几乎肯定会面临来自美国的政治风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还将包括那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在乌克兰开展调查工作的美国领导人。但是与此同时，如果卡里姆·汗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开展调查，那么他几乎肯定会面临西方以外的国家的负面反应——事实上这些国家已经谴责了该法院在处理其工作时所采用的双重标准。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国际刑事法院似乎只会对非洲领导人宣判战争罪，而西方国家则不受影响也不受惩罚。
“自卫权”的借口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广泛的军事和情报支持，美国也因此在当前的冲突中面临着的法律和政治挑战。鉴于美国国务院在监督武器转让和军事援助方面发挥的主要作用，这一案件可被认为是美国国务院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案件之一。例如，美国的《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美国向另一国提供的武器只能被用于特定目的，而其中就包括“合法自卫”。
然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及此前它在黎巴嫩使用集束炸弹的行为，却引发了人们对这些行动是否真正构成“合法自卫”的质疑。同样，一项名为“莱希法案”的法律还规定，如果美国国务卿掌握可靠信息表明某支外国安全部队“公然严重侵犯平民”，那么美国就将禁止向该部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而拜登政府于2022年2月通过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规定，如果“美国评估认为此类武器更有可能被用于蓄意攻击平民或者民用设施，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或人权法的目的”，那么就将禁止进行此类武器转让。
在当前的加沙战争开始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向其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发布了指导意见，认为这些官员有必要重新调查有关当地政府使用美国武器所造成的平民伤害的报告，并且有必要作出是否暂停出售这些武器的建议。但是这种追求背后的目标，是把监测平民损害的无规律的随机过程，转变为遵循正式、系统的方法的有组织的特定过程。
根据美国官员向以色列提供支持的性质，及其使用这种支持的方法，这些官员无疑将面临额外的法律问题。例如，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政府雇员参与或密谋实施暗杀行动，美国行政当局的律师将这项命令解释为包含在武装冲突局势中违反战争法的杀戮行动。换句话说，如果美国分享的情报信息可能会被另一方利用来袭击民用场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将被视为这一罪行的同伙。
在1996年通过并于去年修订并扩大了管辖权的战争罪法案规定，违反战争法的行为可能会引发美国国内的法律问题。尽管迄今为止尚未有人根据这项法律而受到起诉，但它仍将共谋杀害那些事实上并未参与敌对行动和其他行为的人员定性为刑事犯罪。此外，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律都禁止协助或教唆实施战争罪。尽管参与犯罪的标准可能因各个法院而异，但是根据国际法的规定，美国必须采取立场，以谴责它的援助将会助长其战争罪行的一方。
出于这个原因，拜登政府内的一些官员担心以色列对美国向它提供的武器的使用方式——他们认为这种使用可能违反战争法。因此，在今年十月，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武器转让进程的官员乔什·鲍尔提出辞职，而他的辞职正是因为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他在接受《赫芬顿邮报》采访时表示，“我已经非常清楚，以色列目前在加沙如何使用美国武器的情况，已经不再是仅仅部分高级领导人知情的事实，相反，这种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清晰了。而且我认为他们也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以关起门来承认以色列当前在加沙地带犯下的罪行不可避免地属于战争罪。”
冗长的辩驳
鉴于这些令人担忧的原因，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国务院——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降低美国军事支持助长违反战争法的行为的风险。美国官员仅仅重复有关遵守战争法的重要性的论点，而不采取任何真正的反应，这种做法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根据战争法，美国目前必须监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并确定其是否在那里使用了美国的武器和情报。尽管这被视为必要的一步，但是显然美国国务院根本就不关注这个问题。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及其发言人宣布，尚未对以色列遵守战争法的程度进行评估。
同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近日一再拒绝就以色列遵守战争法的程度发表任何评论，并强调他的职责并未包含获取有关这一问题的信息。监测以色列遵守战争法的程度，很可能需要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付出巨大的努力，此外还将迫使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获取有关其在加沙的攻击目标决定的详细信息。
奇怪的是，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1981至1989年），美国曾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中的行为信息纳入其中，从而促使里根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集束炸弹。但是根据从美国国务院辞职的官员保罗所发表的声明，当前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在向以色列转让武器时并未考虑以色列对战争法的遵守情况评估。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还指出，美国国务院遵循其长期以来的做法——不愿承认有关以色列军队在当前犯下严重侵犯行为的可信指控，而这类行为将会导致根据上述的《莱希法案》而对以色列采取限制措施。
然而，美国国防部派出了在巷战领域内拥有丰富经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詹姆斯·格伦前往以色列，以与以色列就减少平民伤害的问题交换建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格伦回国后，美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克·史密斯强调，美国并不是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的直接伙伴，以期与该问题保持距离，他还表示，“格伦将军确实前往以色列以提供建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加沙地带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纯粹来自以色列自己的决定。”
如果目标是要结束这场屠杀，那么仅仅关注评估以色列在使用这些美国武器时遵守战争法的程度就是错误的做法，而是还应关注如何结束暴力，以及加沙地带正在遭受的破坏。目前，即使不是没有可能，但也很难对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数千次空袭以及其他的袭击进行可靠的评估。即使以色列发动的这些袭击全部都受到了战争法的约束——尽管这种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针对加沙的袭击都仍将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此外，如果战争缺乏明确的计划，就将带来严重的风险，并造成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升级。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以色列就可能会利用一些法律漏洞，并在相称原则的基础上为其使用武力的行为和破坏行为提供所谓的合理解释。
最终，美国必须向以色列政府施压，迫使其严格解释该法律。然而，法律问题不应该占据太多的讨论，因为这会分散我们对美国和该地区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的注意力——“我们如何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也许朝着阻止升级所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达成一项小规模的协议，以迫使以色列停止轰炸加沙，并允许哈马斯释放部分人质或战俘。无论结果会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解决这场可怕的危机及其造成的痛苦，将不仅仅取决于法律，还要取决于外交技巧和政治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