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是恢复正义的全球隐喻
“作为隐喻的加沙与做人的权利”，是我为2017年3月31日至4月2日期间在爱尔兰科克市举行的“国际法与以色列国：合法性、责任与例外主义”会议撰写了一篇论文的题目。由于身体原因，我未能亲自参加这场会议，而我的丈夫代我宣读了这篇论文。
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篇论文激起了一些情绪，不出所料，我甚至被一位与会的基督徒指责(这并不是第一次)是反犹主义者和大屠杀否认者。后来我还发现，一些以色列的网站上甚至用“圣战分子”这个标签来诋毁我，而这些网站的使命正是把批评以色列的犹太人——尤其是以色列犹太人——标记为“叛徒”。
大屠杀否认者的指控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以我外公的名字而被命名为约瑟夫，而他正是在特雷布林卡被杀害的——这可能是波兰最可怕的纳粹灭绝营。而我母亲是她家里唯一的幸存者。
直到今天，我才想起了我在2017年撰写的那篇论文，其中主要提到了以色列在2014年对加沙的袭击。而再读这篇文章，让我产生了非常奇怪的感觉。这是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过去的那种恐怖，其凶猛、残酷和速度现在正成倍地增长。以下就是我在2017年的论文原文：
首先我想说的是，尽管我的论文的标题是这样的，但我能完全意识到，加沙不仅是一个隐喻，而且还是以色列蓄意制造并延续的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但是隐喻可以提供一种探索和理解复杂情况的有用方法。隐喻还有助于动员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抗议与斗争。
在这篇论文中，我认为以色列在过去几年内对加沙的凶残袭击，构成了一个形成性的政治时刻，即“加沙时刻”，它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包括2009年的学生占领运动，以及日益高涨的要求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的呼声。
加沙作为以色列国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极端痛苦的地点，可以被解读为多种隐喻，包括监狱，贫民窟，难民营，或者是乔治·阿甘本理论精神中的例外空间/国家，实施全面控制和监视的实验场所，未来战争的地面区域，以及武器贸易的展示区。
对加沙的袭击带来了一种对世界末日已经到来或者即将到来的景象，一场灾难资本主义的大灾难——美国通过其代理人以色列而进行的“反恐战争”可以更为准确地描述为美国对这个世界发动的战争，正如迈克·戴维斯强有力地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专门针对“第三世界内‘野蛮、失败的城市’——尤其是它们郊区的贫民窟”，根据五角大楼的理论，“21世纪独特的战场空间”就将出现在那里。
作为一个隐喻，加沙表明封闭的以色列和被隔离的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将适用于当前和未来的堡垒全球，并由安全部门制造、实施和延续。
作为一个隐喻，加沙介绍了“文明的冲突”的真实面目，这是文明的西方与黑暗且野蛮的势力之间的战斗，并且体现在“自由世界”的道德话语之中，而后者又是由寻求庇护者、难民、穷人、“罪犯”和“恐怖分子”在后“911”时代的地球上建立的。
作为一个隐喻，加沙超越了所谓的巴以冲突的地域特殊性，并且开始与全球正义斗争的广泛阵营相关。
因此，加沙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各个被剥夺者群体自身的地区抵抗，并将其与全球不同地区的其他类似抵抗行动联系起来。将加沙地带纳入弗格森的非裔美国人反对警察暴行与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作为一个隐喻，加沙开启了一个新的空间，以解读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和受压迫人民的斗争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当地社会与文化应如何抵制对它们的抹杀。
作为一个隐喻，加沙强化了保罗·吉尔罗伊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批判——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代表原住民和被征服的人民的倡导，不值得作为塑造普遍人权理念如何发展及其可能实现的目标的一个因素，而进行象征性的讨论。”
作为一个隐喻，加沙也许代表了当代最极端的将一群人非人化的企图，用挪威医生马兹·吉尔伯特（他在最近的袭击中自愿帮助希法医院）极为敏锐的话语来说，就是把他们变成“untermenschen”—— 纳粹使用这个词来指代他们认为不受欢迎、应该被灭绝的次等人(犹太人、罗姆人、黑人等等)。
吉尔伯特博士的观点得到了一位巴勒斯坦学者的呼应——后者曾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期间访问了叙利亚的耶尔穆克难民营，他说，“有时候我认为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巴勒斯坦人并不是人类的一部分。”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罗恩·德尔默在华盛顿举行的“基督教为以色列团结”峰会上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们在以难以想象的克制进行战斗。”当然，德尔默的无耻声明是在试图掩盖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然而，在向世界呼吁制止以色列对加沙的犯罪袭击时，吉尔伯特使用了严厉的措辞来批评以色列滥用言辞的行为，尤其是援引“防御战争”的概念来美化其暴行。他将这种蓄意的残忍行为归咎于以色列战争机器，从而毫不意外地导致以色列决定禁止这位出色的人物进入加沙地带，直至其去世。
对于懂希伯来语并且熟悉以色列种族主义文化的人来说，这项禁令所蕴含的讽刺意味是无法逃脱的。“Lech le Aza” 是希伯来语中一条常见的俚语，其字面意思是“去加沙”，而其隐喻却是“下地狱”。诚然，是以色列蓄意创造了这个地狱。
用诺姆·乔姆斯基的话来说，以色列有意识地应用了“精准虐待”。而塔拉勒·阿萨德在讨论其所谓的“通过人权救赎人类”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则是“蓄意残暴”，这也是隐喻以色列“国防学说”的另一种方式。
“达希亚学说”(增强威慑)就是这种“蓄意残暴”的一部分。正如萨拉·罗伊在她对加沙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受到的袭击所进行的分析那样，对加沙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是要“增强以色列的威慑能力——尤其是当它在2006年7月于黎巴嫩失败之后，此外还有恢复以色列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作为有效盟友的形象”。
伊兰·帕佩解释称，早在2004年，以色列军队就开始在内盖夫沙漠上建造一座仿阿拉伯的城市，而当黎巴嫩真主党打击以色列并迫使其在北部撤退之后，这座城市便在2006年冬天变成了虚拟的加沙，从而使以色列国防军能够作好准备，以在南部与哈马斯打一场“更好的战争”。正如罗伊所解释的那样，这座名为巴拉迪亚的城市是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造的，而其建设资金主要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
在以色列“蓄意残暴”的政策框架内，针对加沙最残酷的隐喻可能就是将加沙视为一个实验室。自1973年阿以战争和美国日益加强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以来，五角大楼对21世纪战争的新学说针对的正是第三世界的“野蛮穆斯林城市”，而非常规军队。
加沙是以色列（和美国）高科技军火贸易行业的实验室。它还是未来战争的地面区域，标志着从针对军队的战争转向针对游击队和民众抵抗的战争。
正如许多学者和分析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加沙是以色列和美国军火工业的展示区。“我们已经在加沙人民身上进行了试验，它的效果很好”——这就是“经过实战考验的武器”的营销策略获得成功的保证。正如希尔·赫弗所证明的那样，以色列军火工业依赖于每两年一度的袭击周期。而在每次袭击后都会进行一场大型的展示。
舒基·萨德解释称，对于以色列的武器制造商而言，加沙战争就是一棵摇钱树。军火工厂昼夜不停地生产弹药，而军队则在真正的敌人身上测试其最新系统。美国杂志《国防新闻》的以色列分社社长芭芭拉·奥帕尔-罗姆表示，“对于国防工业来说，这项行动（指2014年的护刃行动）就像是喝下了一杯非常强烈的能量饮料——它只会给他们带来强大的前进动力”，“对于国际市场而言，战斗就像是最高级的认可印章。在战场上经过检验的武器将更容易出售。”
“蓄意残暴”与以色列民众自发的、草根性的残忍行为并存，尤其是在2014年的那场袭击期间。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侵略、极端种族主义敌视和残酷行为，不仅发生在以色列人所谓的“战场”（加沙地带的委婉指称，而这也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之上，而且还发生在虚拟的公共领域内——社交媒体和网络已经成为了被恶毒的种族主义所统治的有毒阵地。
在以色列最受欢迎的《新消息报》上，即使是随机抽取一个针对“护刃行动”的在线反应样本，都会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向以色列种族主义黑暗世界核心的大门，而且这个世界通常不受西方的审视。这些网络上的反应就像是一项社会文本，不仅揭露了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不断升级的种族主义，而且还揭示了这场特定的种族主义所存在的矛盾和紧张局势。
例如，其中一名以色列人写道：“铸铅行动、防御支柱行动、护刃行动……同一个品牌究竟能够营销多少次？现在不是开展灭绝行动的时间吗？”他在表述中使用了“mivtza hisul”一词，这是一个希伯来语术语，意为“最终销售”，但它也有“消灭恐怖分子”的意思。
在这个随机抽取但却非常典型的案例中，对“敌人”的非人化是普遍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用齐格蒙特·鲍曼的话来说，巴勒斯坦人被视为一种“人类废物”，需要被净化并被逐出“以色列的土地”。
将加沙和广大的巴勒斯坦人排除在“人类”范围之外的做法，也在学术和知识的层面发挥了作用。罗斯玛丽·萨伊格讨论了将“大灾难”(Nakba)排除在“创伤类型”之外的情况。根据她的说法，朱迪思·巴特勒关于可共情者和不可共情者的概念，解释了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在承认和认同苦难方面所存在的界限。
萨伊格认为，创伤理论家/批评家从未从全球权力不对称的角度来将这一领域理论化，他们也没有澄清在形成原因、地域理解、表达形式等等方面，非西方世界的痛苦可能会与欧洲模式存在怎样的不同。
正如巴特·摩尔-吉尔伯特所指出的那样，在记录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即使是后殖民研究在表面上看来也是进展缓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领域内具有决定性的塑造者，正是巴勒斯坦流亡学者爱德华·萨义德。长期以来，在该领域内对萨义德的批判性关注几乎只集中在其东方主义上——其显著的吸引力在于其“模块化”的适用性以匹配更为广泛的背景和范围，在通常情况下会由后殖民学者参与，而不是萨义德主要关注的中东地区（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内）。
在最近一篇关于巴勒斯坦概念的精彩文章中，历史学家努尔·马萨哈展现了在希伯来圣经中，非利士人如何“被构建为典型的意识形态替罪羊”。他认为，“现代欧洲的种族主义与圣经内容使得对非利士人的仇恨”仍然存在，并且使“非利士人”这个概念带上了贬义。
我想补充一点，这些贬义色彩在西方艺术的经典作品中也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巴洛克时期的绘画作品中，例如鲁本斯的油画作品《参孙和黛利拉》。
法国犹太学者埃丝特·本巴萨解释称，法国政界人士在法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年度晚宴中的参与，强化了将阿拉伯穆斯林和犹太黑人作为内部人士的观点，“然而他们仍然是局外人”。
她还认为，由于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阿拉伯穆斯林倾向于认同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并“将他们在欧洲面临的不公正与他们的‘兄弟’在以色列占领下遭受的压迫进行同化”。
因此，加沙得到全球不公正或恢复正义的象征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反对以色列袭击加沙的示威活动中出现的最为常见的口号——“我们要什么？正义！我们什么时候要？现在！解放巴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