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之战：以色列为何蓄意袭击巴勒斯坦记者？
如果你是一位巴勒斯坦公民，那么你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定面临着日常的危险，而如果你居住在加沙，那么这就意味着你每时每刻都将在轰炸、围困、缺乏医疗援助、食物与水的匮乏之中与死亡博斗。但如果你是加沙的一名巴勒斯坦记者，那么，事情就会变成一场真正的噩梦，因为你将承受全部的风险——你是一名巴勒斯坦人，又生活在加沙，还从事着一份从本质上就很危险的职业，除此之外，你还会受到超出新闻行业本身危险性质的蓄意、系统性的攻击。
根据巴勒斯坦记者协会在加沙休战前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自10月7日以色列占领军发动的血腥战争以来，已有70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遇害。另一方面，欧洲-地中海人权监测组织记录到，截至11月19日共有超过60名记者遇害，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了自1992年以来，记者群体所经历的最为血腥的时期——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记录的数据，在自1992年到2022年5月的这段时间内，遇害的巴勒斯坦记者总量都不及上述数据的一半。
蓄意谋杀、恐吓、逮捕以及针对家庭成员、住宅和财产的冷血行动——这些都是加沙地带的记者面临的日常生活现实，此外，在巴勒斯坦的其他地区也面临着威胁和逮捕，因为占领军会无休止地企图压制向公众和全世界揭露其主张与行为的真相之声。
日常化的蓄意谋杀
自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开始以来，我们一直目睹西方对以色列的叙事秉持前所未有的偏袒，这也是加沙地带的记者和新闻工作者们从这场战争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努力对抗的现象——他们努力揭露占领军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而这也使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杀害和恐吓记者的风险，以期掩盖实地发生的事实，并阻止媒体公开真相。
以色列的袭击不仅限于战地记者，还延伸至针对他们家里的家人的轰炸，我们的同事、半岛电视台驻加沙办公室主任瓦伊尔·达赫杜表示，“他们用我们的家人来报复。”在今年10月25日，达赫杜在现场报道加沙地带持续轰炸时收到消息，他的妻子、孩子及其他部分家庭成员已经在以色列对他们位于加沙中部努塞拉特难民营内的房屋的轰炸中丧生，而且他们是在原来的居住社区遭到以色列轰炸、以色列要求平民向加沙地带南部迁移之后，才前往那里避难的。
这起轰炸事件并非巧合，以色列第13频道巴勒斯坦事务编辑兹维·耶赫兹凯利评论称，半岛电视台驻加沙地带记者瓦伊尔·达赫杜的家人正是占领军轰炸的目标，他还强调称，以军部队确切地知道他们想要打击的是什么。
这并不是以色列占领军唯一一次蓄意袭击记者——以色列一直蓄意袭击巴勒斯坦记者的住宅，而且其犯罪清单不断扩大，包括但不限于袭击巴勒斯坦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阿布·哈塔布的住宅，并造成后者及其11名家人遇害。此外还有瓦法通讯社记者穆罕默德·阿布·哈西拉及其40余名家属在以色列轰炸其住宅时遇难，还有他的同事穆罕默德·哈穆达在以色列轰炸其住宅时受伤。
这类事件不仅限于个别记者，也不仅限于他们的家人。以色列占领军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轰炸了加沙地带的50余个外国及当地媒体总部，其中包括一些媒体机构设在加沙布尔吉加弗里的办公室，例如法新社、半岛电视台、巴勒斯坦媒体集团等待。此外，加沙地带的24家广播电台也因电源耗尽而停止广播。
以色列占领军直接警告部分国际新闻机构称，在轰炸期间无法保证其工作人员的安全，其中就包括路透社——该机构对这项警告评论称，“这威胁到其工作人员在不担心受伤或遇害的情况下传播关于这场冲突的新闻的能力。”
加沙之外亦是如此
恐吓和压制记者的行为并不仅限于加沙，在约旦河西岸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骚扰事件，并涉及数十名巴勒斯坦记者。例如，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团队的两名记者穆罕纳德·图通吉、海瑟姆·阿布·迪亚布就在他们带有新闻标识的汽车内受到持械威胁并被拘留。
以色列占领军还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数十名记者的住宅，并拘留了他们，对他们进行虐待和威胁。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Al-Irsal媒体网络的记者阿米尔·阿布·阿拉姆、独立记者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奥贝德、记者穆萨布·易卜拉欣·赛义德，此外，占领军还逮捕了怀孕7个月的记者索玛亚·贾瓦布拉。以色列当局还袭击和关闭了希伯伦市内的一些印刷厂，并没收了其中的内容。
对新闻自由的恐吓和限制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记者，还延伸至以色列记者，并波及到每一位敢于提出与以色列官方叙事不同的声音的记者。以色列当局已经逮捕了以色列左翼记者伊斯雷尔·弗雷，并对其进行了审讯，并在他发送推文赞扬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打击军事目标而非平民目标后向他发出警告，并以煽动恐怖主义和暴力的指控而对他展开调查，对此，弗雷的律师认为，这是一场旨在恐吓、压制和威慑的政治逮捕。
希琳·阿布·阿格莱：揭露正义缺失的模式
也许半岛电视台记者希琳·阿布·阿格莱的遇难现场，就被认为是以色列军队蓄意袭击记者以及缺乏有效问责和调查机制的最突出的见证实例之一。摄像机详细记录了这个血腥的杀戮场面，并且在世界各地的各大新闻网络上播放。尽管如此，以色列占领当局仍然厚颜无耻地在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证据面前否认其蓄意犯罪的事实——这些证据包括联合国机构关于以色列军队对希琳·阿布·阿格莱使用了“不合理的致命武力”的报告，此外还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对此事件发表的调查结果，以及目击者和犯罪分析人士的证词——希琳·阿布·阿格莱的遇害源于一场蓄意谋杀，而非偶然事件。
尽管犯下严重罪行，但占领军却在杀害希琳·阿布·阿格莱的短短几个月后，又开枪击中了另一名记者——被释放的囚犯古夫兰·瓦拉西娜——的上半身并杀害了她。以色列暗杀记者的行动似乎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和支持——以色列议会议员（现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希琳·阿布·阿格莱遇害当天发布的推文中表示，他支持枪杀那些阻碍士兵工作的记者。
袭击希琳·阿布·阿格莱的案件也成为了一项实际应用，以展示以色列在此类案件中对待相关证据的模式。以色列对暗杀记者事件的调查程度，与其承受的外部压力大小相关，而且它对巴勒斯坦记者死亡的案件展开调查的可能性非常小，除了在极个别的案件中承受巨大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例如持有美国护照的希琳·阿布·阿格莱遇害案件。保护记者委员会指出，即使是在这类案件中，也会反复出现逃避责任的行为模式。
今年5月，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罗伯特·马奥尼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占领军建立的调查制度，旨在逃避责任并保护其士兵免遭起诉，在这样的制度下，以色列当局会在开展任何调查的时候故意拉长时间，以使证据失效或遭到故意破坏，而且证人脑海中的案件细节也会消失或者变得模糊，而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需要承担责任或被问责。
因此，调查会持续数月或数年的时间，并最终以罪犯无罪释放而告终，而证人证言或独立报告往往会被排除在外。根据以色列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纪尧姆·拉瓦莱的说法，“如果一名持有美国护照的记者都可以在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的情况下遭到杀害，那么记者们都会担心自己很可能会在未来遭遇相似的命运。”
当前的以色列军事调查制度源于特克尔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以色列政府于2010年成立，旨在研究对加沙地带实施海上封锁可能存在的国际法方面的问题，并调查以色列在国际法规则下的义务是否得到了遵守。该委员会成立的背景是担心以色列官员可能会因战争罪而被捕，并避免其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
自2014年以来，以色列军队仅对希琳·阿布·阿格莱等5名记者遇害事件展开了实地调查，还对以色列在2014年大规模轰炸加沙的行动期间造成另外3名记者死亡的事件开展了实地评估。这些情况引发了许多的质疑：当记者感到不安全时，还有可能存在任何新闻自由吗？
将你的生活变成另一个血腥的故事
“我们是直播中的受害者。我们佩戴的这些防护背心和头盔只是一些标识，根本无法保护我们”，巴勒斯坦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一边这样说，一边脱下了印有“媒体”字样的防护背心和头盔，并把它们仍到了地上，他不再相信它们能够给他和他的同事提供任何形式的保护。
记者布尔斯提亚·阿卡德在最近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在自己的Instagram账户上发布了一张印有“媒体”字样的防护背心和头盔的照片，并评论称，“我过去一直戴着这样的防护背心和头盔，但最近我不再戴它们了，我在加沙感受不到安全，尤其是当我戴着媒体的防护背心和头盔时，我希望噩梦很快就会结束，我希望我们不会再失去任何一名记者。”
每一天，巴勒斯坦记者及其家人都会变成一些痛苦和血腥的故事，而他们的同事则被迫去报道这些故事，鉴于以色列持续的暴行和西方的共谋，这种针对记者的系统性攻击的前景看不到任何结束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