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白日梦：为什么将巴勒斯坦人赶出加沙的计划会遭到失败？
自10月7日“阿克萨洪水”行动后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以来，人们便对以色列会对其遭受的侮辱作出何种程度的反应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与猜测。自这场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这类疑问就开始大幅增加。鉴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以非同寻常的节奏进行，其猛烈与强度引发了人们对这场行动的目标的质疑，以及这样的行动是否已经超出了军事反应的范畴。
这些疑问因以色列的声明而得到强化——以色列在声明中强调它希望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运动，并且自其地面行动开始以来就明确要求加沙北部居民向南部地区转移，并在阶段内将轰炸集中在加沙北部地区，其轰炸目标包括医院、面包店和学校。以色列的所有这些行动和声明，都促使人们试图探明以色列的真实意图，即将加沙地带居民驱逐出去并对抵抗运动发动公开战争的可能性，而这也将“驱逐问题”变成了大多数外交行动的主题和分析实地局势的一个关键话题。
“驱逐”：自“大灾难”以来连续不断的行动
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到2023年，居住在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国”领土上（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数量达到548万人，约占全球巴勒斯坦人口总量（约1450万人）的38%，这意味着近62%的巴勒斯坦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以外，而这种现实主要是由巴勒斯坦问题在历史上经历的两大关键事件塑造而成的，其一是1948年的战争（“大灾难”）以及随后开始并持续至1949年的强制流离失所运动，其二则是发生在1967年6月5日的“六五战争”（“大浩劫”）。
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在1948年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了对部分巴勒斯坦村庄实施的一些屠杀行动，并试图通过恐吓手段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自己的土地。这种屠杀与随之而来的宣传并行，从而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而代尔亚辛村大屠杀，便被认为是这种背景下的一个基本模式。许多研究都认为，这场屠杀是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被驱逐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而且占领者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仍在明显持续，直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
这些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逃往了多个方向，从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到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而这些地区都是接收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地区，此外还有一部分群体逃往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例如，今天的约旦是超过400万入籍巴勒斯坦人及巴勒斯坦难民的家园，而在遥远的加勒比岛屿，则也居住着数千名巴勒斯坦人。
然而，据许多消息来源称，巴勒斯坦人的流散早在194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这是英国的委任统治与犹太团伙共同对巴勒斯坦人施加压力的结果。尽管如此，大规模的流离失所仍发生在“大灾难”那年，并涉及近70万名巴勒斯坦人，这场驱逐行动的规模与效果，暴露了这些犹太团伙所持有的殖民心态本质。同样，这种驱逐行动在1948年战争和1967年战争期间也持续存在，而后一场战争也构成了巴勒斯坦人流散过程中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被称为“流离失所者”，并且前往了约旦——这部分人数估计超过了25万，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前往埃及，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1948年的被驱逐者。
巴勒斯坦人的流散并未随着1967年战争的结束而停止，虽然这是占领军为扩大领土而发动的最后一场重大战争，并且造成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但在此后，占领军并未停止实施强制驱逐政策，并且还提高了巴勒斯坦人在他们的土地上生活的物质和精神成本，从而制造了一种缓慢且悄无声息的流离失所状态——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在2016年用数据监测到了这种状态。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房屋、实施经济限制、土地控制、行动限制、逮捕人员以及加强安全政策。这些政策共同推动了许多巴勒斯坦人——尤其是青年人以及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出国寻找机会。
这些证据表明，以色列占领当局尽管继续声称寻求实现《奥斯陆协议》中规定的目标，并实施所谓的“两国方案”，但其实地政治和军事实践却恰恰相反——它继续切断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在那里修建定居点，还在约旦河西岸以及耶路撒冷实施驱逐和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以至于今天的约旦河西岸看起来更像是以色列的而不是巴勒斯坦的。这些政策反映出，控制整个巴勒斯坦领土的计划一直存在于占领当局的设想中，尤其是在极右翼领导人主宰以色列政治舞台的今天。可以说，驱逐计划一直存在于占领思想中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者人数发生的巨大变化——从1977年的4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60.4万人，预计到2050年，定居者人数将会达到近190万人，相当于约旦河西岸在那个时候的预期总人口的30%，而这种局面也得到了占领国部分残酷政策的强化。
这种“驱逐”似乎一直存在于以色列的幻想之中，并在等待恰当的时机以通过其军事和政治机构来实施这个梦想，而这也反映在以色列的行动之中，即使以色列人在实现这个梦想上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左翼以色列人将巴勒斯坦国的建立视为对其实体的国家威胁，而右翼以色列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必须体现在广阔地图上的宗教权利和义务，甚至要超越整个巴勒斯坦，但是他们的最高目标却是一致的，即占领撒玛利亚土地（纳布卢斯山脉）和耶路撒冷，因为二者代表了以色列历史上的两个早已不复存在的王国的首都。
流离失所者是否正在离开加沙？
“驱逐”现象是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关切所在，也是占领当局的机会和梦想，现在，随着加沙实地战事的发展，这种现象的卷土重来使“驱逐”再次被纳入政治人士和分析人士的讨论，尤其是鉴于占领军为自己的行动设立了一个遥远的政治和军事目标，那就是消灭哈马斯并阻止来自加沙地带的“威胁”，这实际上意味着实施“焦土”政策，以彻底控制加沙地带——该地带至少由“两层”组成，一层在地面之上，另一层则在地面以下。
随着形势的发展，阿拉伯国家纷纷发表声明以拒绝“驱逐”行动，其中以约旦和埃及的声明为首，二者指出，驱逐行动的“黑档案”现已摆在桌面上，而无论其规模、细节和组成元素如何。约旦和埃及反复发表拒绝“驱逐”和“流离失所”的声明，其本质似乎是在封闭房间内讲话所产生的回声，或者是占领者在实地发动战争的地图所实际讲述的内容，而这一点在后来得到了证实。由以色列情报部门发布并由巴勒斯坦研究机构翻译的一份政策文件指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驱逐至西奈半岛将是占领当局最理想的选择。
以色列的这份文件证实，尽管驱逐进程在政治、军事和社会层面上面临诸多的挑战，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仍然是以色列的最佳选择，因为占领当局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模式虽然“可以容忍”，但它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获得成功的选择，正如约旦河西岸“维护安全”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此外，在加沙采取的那种放弃占领、离开土地的模式也未能获得成功，这样一来，驱逐便成为了以色列最后也是最佳的一个选择，但是这种选择会面临来自三大主要层面的障碍。
驱逐行动面临的障碍
从占领方的角度来看，这些障碍中的第一个就是全球外交挑战，这与这一步骤对以色列合法性和国际地位的影响相关。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历了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和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之后，以色列占领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有一大批国家同意承认占领国，条件是它需要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达成一项和平协议，而这就意味着，在占领国所取得的合法性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是巴勒斯坦国的存在和建立，或者至少是承诺会这样做。因此，当以色列考虑旨在清算和结束巴勒斯坦国项目的驱逐行动时，它就会面临失去国际合法性的风险，而且这项挑战还会随着以色列采取的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其土地的方式而相应地增强。
与此同时，任何大规模的驱逐过程都需要辅以大规模且长期的政治和媒体宣传，以说服世界公众舆论接受以色列的说法，即这是“稳定该地区”的唯一解决方案。占领国的领导人希望通过这项进程来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统一的犹太国家。总体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推广的提议，尤其是来自右翼政府的提议——它们被视为源于极端宗教倾向而不是“理性”的政治倾向，从而使占领国与世界沟通的过程变得极为困难。
第二个障碍则是地区性的，并且与邻近国家对以色列计划的立场相关。该地区的国家曾多次面临巴勒斯坦移民问题，而在某些时期，它们曾寄希望于通过对抗来打破均势与冲突的可能性，而在另一些时期，它们则寄希望于达成和平协议以解决难民的回归问题，或是至少建立一个拥有其人口的巴勒斯坦国，但这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已被证明是失败的。相反，以色列不断发出信号，声称它正在继续扩张、控制和吞并土地。
这一现实促使以约旦和埃及为首的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在驱逐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上采取了在政治和媒体层面上显得极为坚定的立场，因为在它们看来，这种驱逐相当于给巴勒斯坦的建国项目开出了正式的死亡证明，从而将使地区发生重大的变化，并为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敞开了大门，即对一个相信以色列的版图要超过整个巴勒斯坦的右翼当局而言，其边界的扩张将会持续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此，对这些国家而言，巴勒斯坦人的流散将是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且会对它们的能力和社会构成严峻的挑战。对于约旦而言，加沙居民的流散预示着与约旦接壤的约旦河西岸居民也将面临类似的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指出的是，自1948年和1967年巴勒斯坦人流散以来，约旦已经接收了多轮难民潮，并对该国的人口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因第二次海湾战争而从海湾地区返回的移民，然后就是因“阿拉伯之春”的影响而产生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移民，这给约旦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即使世界努力通过某些方案来解决因难民危机而造成的经济问题，但也没有人能够解决永久流离失所造成的社会危机。
而在埃及方面，巴勒斯坦人从加沙流向埃及可能不会给它造成社会危机，因为它的人口约为约旦人口的10倍，从而意味着这种状况对其社会人口结构的潜在影响较小，但是这种情况对埃及主要意味着安全挑战，其次便是经济挑战。加沙是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占领的主要据点，这里存在着许多的武装抵抗派别（估计约有数万人），更不用说这里是抵抗运动的大型社会孵化器。因此，加沙居民的流散意味着这种抵抗运动的据点随后将被转移至埃及，尤其是西奈半岛，而这将使开罗面临两种痛苦的选择，一是实施干预，以镇压任何可能在其领土上进行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二是冒险将其东部边界变成与以色列冲突的激烈舞台，从而为更广泛的战争敞开大门。
除此之外，如果这些政权允许清算巴勒斯坦问题，那么它们还将在自己的人民面前面临合法性危机，特别是因为这些国家被期望发挥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接收移民，而且还要致力于设计移民进程，并防止形成新的抵抗运动，而一旦接受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些国家就会被视为驱逐进程中的有效合作伙伴。因此，该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明确表示反对这一步骤，其中，约旦和埃及的立场最为明确——它们暗示，任何实施驱逐的企图都将是在对它们宣战，从而使占领国在其周边环境中面临真正的挑战，而它原本预期这些地区应当接收难民。
加沙及其社会的特性
正如我们在此前提到的那样，在犹太团体实施的驱逐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通过其实施的屠杀来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宣传和恐吓，这在许多情况下迫使巴勒斯坦人在这些犹太团体成员到达之前，就离开了自己的土地。此外，他们离开的部分原因是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迁移，认为一旦局势平静下来他们就会很快返回。然而，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那些流离失所者——的经历证明，事实恰恰相反，而这也使巴勒斯坦人本身成为了当前挫败任何驱逐企图的最重要的因素。
根据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统计数据，加沙地带约有220万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近170万难民，这就意味着加沙地带的大部分人都是经历过驱逐过程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经历过放弃和离开他们的土地与财产的行为，并在此后陷入了困难的生活环境。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加沙居民基于其经历的历史事件及其在流散过程中的个人经历所建立起来的认知，使他们产生了对类似的驱逐项目的免疫，特别是那些基于心理基础的项目，从而使得驱逐这些居民成为了一个需要让占领国付出更多努力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占领军自这场战争开始以来便试图对加沙居民进行最大程度的杀戮和屠杀，但到现在这种做法还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此外，加沙地带的居民还经历了其他人没有经历过的巴勒斯坦经验，通过加沙地带解放前反复发生战争与冲突，及其在解放后又发展而成的血腥战争，这一切为他们建立了一种斗争状态，以塑造整个社会的心态——包括手段和工具的层面、期望的层面以及思想的层面。
加沙地带居民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为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抵抗运动之间建立了联系，而这是一种深度交织的结构，这是因为隶属各个军事派别的、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战士，事实上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而且武装斗争中的数代巴勒斯坦人还将手中的重任交给了加沙的后几代人，从而意味着当地的社会、政治和军事之间的联系不可能轻易被打破，因此，要讨论驱逐加沙人的问题，就必须了解抵抗人员与当地社会之间存在的这种深层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驱逐进程和结束斗争思想的目标变得异常困难。
所有这些内容表明，以色列占领军在其驱逐项目面前面临着困难和复杂的形势，而它现在除了继续屠杀、继续向世界和该地区施压以迫使对方接受其计划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解决方法，而它的这类行动却可能会引爆整个地区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