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与否、“团圆”与否,折射出我们对过年的想像。然而,过年只能有一种选项、年节也只能长成同个模样吗?」

特约撰稿人 毛奇 发自台北

2023年1月19日,台北迪化街年货大街。
2023年1月19日,台北迪化街年货大街。摄:唐佐欣/端传媒

农历年原是家族团聚欢乐时光,但关于过年节与过生活,其实有更多的样貌。

在农历新年假期中,多数人返乡过节,即便一整年中与家人说不上几次话、见不著几次面,但“过年”的传统仪式,便以家庭为中心点,让四散出去的异乡人们,集体展开一场年度迁徙行动,回到那名之为“家”的处所。

端传媒访问五组非传统回家围炉的年节过法,原因各异。其中,有些人不回家过年,是因为要逃离紧绷的亲族压力,或反之没有稠密的家人羁绊而不需要回家。有些人不过年节,是因为文化差异,农历年不是习惯选项;有些人则选择投入工作,是因为劳工在年假期间可以拥有更高的薪资报酬。

关于选择投入工作取代过年,根据今(2023)年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的数字,会更有感:1月6日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俗称通膨率的CPI在12月相较去年升到2.71%,全年通膨率则为2.95%,创下14年新高。

食物涨价,油料费涨,房地产价格更是连年居高不下,并随著央行升息,更使得部分房东调涨房租。这个年在想发红包之前,人们担心的是,如何赚到即将要发出去的红包钱?

过年“回家”与否、“团圆”与否,折射出我们对过年的想像。然而,过年只能有一种选项、年节也只能长成同个模样吗?

NGO工作者 Amy Lin。
NGO工作者 Amy Lin。摄:唐佐欣/端传媒

过年的加倍薪水收入,成为不用在家过年的好理由

Amy Lin,NGO工作者(40岁)

不回原生家庭,怎样才是“好”的过年方式,难有定论。Amy建议可以找几个朋友一起过,互相陪伴;而陪伴跟友情,与性向无关。

在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工作的Amy,一直是积极推动性别平权的女同志与社会议题倡议者。Amy曾与前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的研发部主任马力组成“肉弹甜心”团体,就性别、身体等社会议题发声。

Amy生长在一个母亲能够开明接受同志女儿的家庭,因此在她的身上,并没有传统家庭中,同志儿女必须面对来自亲人不谅解的高度压力,以及年年都得苦恼是否回家过年的难题。不过Amy提醒,“家庭亲人之间的紧绷关系,并非只存在同志家庭,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联。”

她说得没错,开朗的Amy有著好客的母亲,手艺堪比总铺师,“我妈煮饭超好吃的!热线的同事们有一次就一起去我家吃饭!”

她秀出手机中母亲的美味料理,一桌好菜新鲜海味,油炸、热烫淋油、快炒,和一桌开心笑脸的年轻人。也有一回,Amy有位女性友人因为家中严重重男轻女,成年后就再也没回过家,当然也没年可过,Amy的母亲便邀请这位女孩一同过年,还包了一个小红包给她。

Amy笑说,她自己已经多年没拿到母亲给的红包了,母亲的举动,让她深刻体会母亲的善良与温暖。看这对母女的待人接物,称她们“海派甜心”母女一点也不为过。

但关于“不”过年,Amy谈起她20岁时的工作经验。

刚出社会的Amy,在高雄的一间电子厂当作业员,电子厂的生产线24小时全年无休,工作人员需身著无尘衣,成为生产线上不间断产出的白色蚂蚁雄兵。年节前,工厂领班询问作业员:“有人愿意过年加班吗?”在20年前的台湾,过年加班的薪资可以直接喊上平日的三倍时薪。

“20岁做小姐的时候,大家放假当然想休假呀,但工厂里的妈妈们都愿意来加班,因为过年在家还得做很多事,还没钱。”Amy说。

在没人想上班的时候自愿上工,不仅为了钱,也为了“休息”。

在年节这个家务多倍、亲族压力不减反增的特殊期间,“工作”成为劳工不回家无偿担负情感与家务劳动的理由。在2023年这年,扣除休假日,台湾《劳基法》规定,过年期间初二到初四,雇主需给付劳工两倍薪资,在国定假日及休息日出勤的员工则另给加给。

因为不同家庭之间差异太大,不回原生家庭,怎样才是“好”的过年方式,难有定论。Amy建议可以找几个朋友一起过,互相陪伴;而陪伴跟友情,与性向无关。

2023年1月19日,台北迪化街年货大街。

2023年1月19日,台北迪化街年货大街。摄:唐佐欣/端传媒

张慧慈,行政(34 岁)

“过年期间可是家暴通报的高峰!”平常不会碰头的都碰头了,过年是责任义务,是习俗传统,但一点都不融洽。

以“小花妈”别名成为网路KOL的张慧慈,出了两本书,是畅销书作者。曾经从事政治工作,也曾因为工作旅居越南,目前在推动社会住宅的组织工作。张慧慈的父亲老家在云林北港,在她上大学前,每逢农历年前夕,全家五口就会像一群候鸟迁徙回到张家出生地,待的时间非常长,直到初九才回台北。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老家做什么呢?“都在煮饭,好像每个小时都在吃东西。”

张慧慈回忆起来,从除夕前一天开始,每天都在拜拜跟煮饭,为了煮饭就会去买菜,小孩不是帮忙煮饭,就是帮忙吃东西。但家中传统,刚煮好的菜肴会是父亲和亲戚先吃,才是小孩们动筷子的时候。

而这段时间,就是一般人最讨厌的过年场景:每一组亲戚来,就问起学校、问候收入,基本是一个父家长的大型炫耀场合。一直到了读高中和大学,母亲才有小孩课业繁忙的理由,减短停留在老家的时间。

脾气暴躁且嫌弃子女的父亲,让逢年过节成为亲密家人很大的心理负担。

一路就读顶尖名校的张慧慈,“会念书”是她面对世界最大的武器;出社会后,工作成为绝佳的离家理由。比如她在民进党党部上班时,会自愿年节报加班,不但双倍薪,还可以逃离过年的家、那个让人不快的场所,说法也很正当:“我要去陪小英总统发红包!”她观察到,当时年纪相仿的同事不少人也选择在年节工作,以避开可能的家族冲突。

“过年期间可是家暴通报的高峰!”平常不会碰头的都碰头了,过年是责任义务,是习俗传统,但一点都不融洽。

父母在张慧慈家三个小孩都成年工作后终于离了婚,愤怒的父亲扬言不让离婚的前妻和小孩踏入老家,这反倒让张慧慈与弟弟和妹妹有了不回老家的正当理由,乐得轻松。

“但我们还是会在像是初三这样的日子,跟妈妈一起回外公外婆家。”

即便不回父亲老家了,张慧慈与母亲还是默默遵循台湾传统,避开除夕、初一、初二女儿回与不回娘家的日子,减少闲话困扰。而兄弟姊妹与母亲一起过的新年,小孩分工,从事餐饮业的妹妹喜欢料理是家中大厨,张慧慈负责出钱,弟弟则是会上餐厅外带不容易在家中料理的好料。吃吃喝喝,好不开心。

甚者,张慧慈家的年夜饭餐桌,欢迎与她同样深受家庭关系困扰的高中好友一起上桌吃饭,张妈妈多准备一双碗筷,接下女儿好友,一起过年团圆。“有一年新年,我还替她回她南部老家过呢!”

英文有一句俗谚,穿他人的鞋子,意指站在别人立场来思考。张慧慈的母亲与她自己吃了不少苦,但她们依然选择成为包容的人。

鱼贩与作家林楷伦。

鱼贩与作家林楷伦。摄影:赖小路

林楷伦,鱼贩与作家(36 岁)

到了除夕,下工,吃完饭就开始睡;初一醒来,到庙里拜拜完,继续睡,接著隔天又继续卖鱼。这段时间很容易感冒,因为实在太累。

以《伪鱼贩指南》走红文坛,受到多项文学大奖肯定的林楷伦,首先是一个鱼贩,才是一个作家。他在书里详实描述了三代鱼贩家庭以及赌徒父亲的生活样貌,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不会跟原生家庭过年的其中一位。

菜市场鱼贩是如何度过年节生活的呢?

林楷伦的家族在台中雾峰菜市场卖鱼,这个市场属于中型的菜市场。林楷伦的家族很认真工作,家中的鱼摊通常卖到除夕当天,休大年初一一日,初二又开始卖。这样“卖命”自然是因为过年期间绝大多数摊贩都休假,只要你愿意做,就能成为为客人补齐餐桌鱼鲜的“独家”供应商,生意自然好。

“像雾峰菜市场这样的地方,平常鱼摊是十几摊,过年就算客人减半,如果只有一摊两摊出来卖,那生意也是平常的数倍,非常好做。”

过年带来爆量的来客数,还有比平常高的售价,但也带来疲累的身躯。

过年前两周的菜价、鱼肉价格,通常一年之最。林楷伦解释,这个时候,很容易遇到东北季风,鱼获量不稳定,有时候会缺货,造成市场价格居高不下;相对地,若年前出了几天好天气,渔获大丰收,那就会造成鱼贩眼中的“鱼价崩盘”。

过年期间,台中人喜欢的鱼种还是能够拿的上团圆饭桌的鱼。比如白鲳、午仔鱼,都受到家庭聚餐的欢迎。但是,初二出来买鱼的,还有需要自己煮食的外籍移工。移工们喜欢买的是虾子,还有海吴郭鱼;而作为一个过年期间还营业的鱼摊,这些鱼种都必须要有。

跟随著年节买气,从年前一周开始疯狂做生意的鱼贩,林楷伦说他过去卖到除夕前四、五天,一天大概只睡两、三个小时。到了除夕,下工,吃完饭就开始睡;初一醒来,到庙里拜拜完,继续睡,接著隔天又继续卖鱼。这段时间很容易感冒,因为实在太累。

但到了近年,脱离原生家庭的林楷伦,他的年节有了不同选择——他的妻子是来自南投的泰雅族,当地的泰雅族并不时兴过农历年,虽然还是要包红包,但没有汉人的传统礼俗约束。出嫁的女儿可以除夕回家,过年期间可以在部落老家清境休息,也可以出门玩耍,自在多了。

原住民过不过农历年,这涉及了是否下山过惯平地汉人生活的工作节奏。

屏东县三地门编写排湾族族语课本的国宝级耆老巴碧妹女士向端传媒分享,以前的原住民没有所谓的农历年。这是因为原住民在山上生活,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节日,原住民过的新年是日历上的1月1日。这天人们会聚在一起煮比较少见、干干的小米饭,配生姜和盐巴来吃,就觉得丰盛满足。

原住民看重的节日是庆祝收获的祭典,也就是俗称的丰年祭。如果有人收获很丰富,又很仁慈,愿意舂米分享给亲友,这样分享的人会被当作是有美德的人。总之过节还是需要人们聚在一起。至于部落的人们开始过起汉人的农历年,那是原住民下山工作后才有的事,传统上不是这样的。

团圆与不团圆,有规模的差别和各自原因。有些人投身工作,有些人是因为族群文化,但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更为多元的情感与陪伴关系,更为独立的个人生活型态,选择不回家过年。

NGO工作者 Clemond。

NGO工作者 Clemond。摄:唐佐欣/端传媒

不是每个家庭都生来紧密,家族与陪伴的多样貌

Clemond,NGO工作者(43岁)

并非每个家庭都能亲子和乐融洽,学习划线,不做勉强的家庭互动,或许是明哲保身的练习。

“我知道我有一个秘密,不能跟爸妈说,”男同志Clemond性向早在国小二年级就有自觉。早慧的他,直到大学快毕业才跟家里出柜,在这段超过十年的光阴里,这个不能说的秘密让他发展出跟家人没有那么紧密的依附情感关系。他说:“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人长大的。”

这样的自觉,让作为台北人的他并未一直住在家里,而是早早搬出家,租屋住在城市的另一端。而过年约莫为期一周的假期,从十年前起,从一开始回家过三、四天,逐年缩减,先是两天,再减为一天,回家吃顿饭,到最后可以开口跟父母说,“今年过年不回家了”。亲子关系并没有不好,但平常与全家人的联系,就倚靠LINE群的沟通。

能够自然而然发展出这样的年节过法,Clemond归结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结婚的妹妹自生下孩子后,父母开心拥孙,对 Clemond 的成家关注力转移。第二个则是,Clemond父亲来自金门,在Clemond六岁来台北定居。一开始来台时,金门同乡人逢年过节都有团聚的习惯。但或许定居久了,被台北同化了,后来也只剩父亲还保有这样的习惯,在过年过节时跟同乡喝酒聚会。甚至最后母亲也会说,过年不用这么多应酬,把一年一次的长假拿来好好休息。

现在不回家的Clemond,他很喜欢独自在台北城内过年的清幽时光。平常从事教育推广工作,大量的沟通,处理各式互动,可算是他的职业劳动,“讲话多了伤元气,过年就可以体会到完全的清净”,类似禁语静修。

Clemond观察到,近年来台湾社会风气在处理家庭关系议题上,逐渐接受孩子跟父母“划出界线”的作法。比如家人的情绪勒索、或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戏剧的话题声量,促使成人们正视健康的心理,而这包含拥有跟亲近家人“划线”的能力。

每逢过年,不管是Clemond在业务往来的对象,或是友人,不乏过年回家跟亲族相处“很闷”的牢骚,并非每个家庭都能亲子和乐融洽,学习划线,不做勉强的家庭互动,或许是明哲保身的练习。

开放式关系实践者L。

开放式关系实践者L。摄:唐佐欣/端传媒

L,社工、开放式关系实践者(32 岁)

其实跟一般的夫妻没有差太多呀,有些人一年回婆家,一年回娘家,我没有要回家,那就是安排时间说好日期就好啰。

“今年我没有要回家过年,因为我有两个男朋友,我要去拜访两位男朋友的家。”

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要如何度过农历年呢?L说:“其实跟一般的夫妻没有差太多呀,有些人一年回婆家,一年回娘家,我没有要回家,那就是安排时间说好日期就好啰。”

L说起来没有任何困惑的感觉,仅是时间表安排的考虑。唯一要留意的,是面对长辈时谈话内容——因为男朋友们并没有跟家人出柜为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必须保密。

所谓的“开放式关系”,强调每个参与者知情同意,并协调彼此的相处,达到每段感情关系都能满足接受。今年过年对于要当两回女朋友出现在男友家庭长辈前,积极在开放式关系社群分享情感经验的L,她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L已经很多年不回家过年了。她娓娓道来,原生家庭从小父亲管教高压且极为情绪化,会选择读社工科系成为社工,就是高中时被父亲家暴,学校辅导室通报处理,得救的高中女生从此立下志向要成为助人工作者。

直到上了大学,L才发现班上有些同学跟她一样,不乏透过学科专业来回应自己的生命难题,才选择读社工系。这样需要借助职业工作、且穷尽一生来回答的命题,其中的深刻艰难,旁人很难感同身受。

L的父亲在地方上是名成功的商人,但患有躁郁症的他,回家后对待家人如同暴君。L回忆,她从小到大过年充斥各种如八点档的戏剧场面,比如晚上九点后才回家就得罚跪忏悔,又比如不听从父亲要求回家过年、或阻止父亲花80万新台币祭改,狂怒的父亲会让母亲与兄弟姐妹一起跪在祖宗牌位前受罪。

童养媳出身的奶奶,可能也经历过类似的家庭内暴力,晚年时农历过年奶奶选择留在外县市不愿回家,年纪还小的他们,这时还得下跪求奶奶回家。

“真是受够了!”

于是当L发现把服务助人工作当成不回家过年的原因,家里也能够接受后,就开始乐得在过年期间安排各种工作。

工作,是成年子女不涉足往日家庭黑暗漩涡的最好理由。特别是她的职业社工角色,说服了家人,亟需援助的弱势个案是比家人更需要她的对象。

万华广州街的“香香澡堂”,给街友的食物。

万华广州街的“香香澡堂”,给街友的食物。摄:唐佐欣/端传媒

你想不到的,选择不在家中安稳睡觉的人

到了过年期间,社工会预先在自立支持中心的冰箱中冰好冷冻的年菜,社工口中称为“个案”的无家者们,肚子饿了就能加热来吃。

不回家过年的人,还有本来就住在街头的“无家者”;无家者又如何度过年节生活?

端传媒前往台湾芒草心慈善协会在万华广州街成立的“香香澡堂”,这间公共澡堂,位于广州街夜市平行的狭小巷弄内,一边是祭祀天上圣母红船妈的百年庙宇启天宫,一边小小的澡堂招牌,邀请需要的人入内洗涤脏污,吃个温饱。投入免费的代币,即使露宿街头,也可以有香喷喷的生活。

香香澡堂空间虽然不大,机能性十足。有触控式服务登记屏幕,福利咨询及转介服务,包括就业、医疗、及租屋等项目,游民可以在这里登录需求与联系方式,也可以在这里取到洗澡的个人卫生用品、民间捐赠的食物物资,甚至还有代客写信的服务,让羞于开口的人可以倾诉心声,将盥洗空间提升至多元协助的友善场域。

过年期间一般人想像会无家可归的游民,若有工作的机会,其实会选择工作领两倍薪。年前由NGO组织举办的围炉,食物来自各方善心捐赠,真正到了过年期间,社工会预先在自立支持中心的冰箱中冰好冷冻的年菜,社工口中称为“个案”的无家者们,肚子饿了就能加热来吃。

一些无家者经过中介协助,已经有中低收入的资格开始工作,租房居住。但过年期间这些曾经有流浪街头经验的“前”游民,有时会回到街头像是台北火车站、龙山寺公园睡,这是因为农历年期间善心人士特别地慷慨,运气好的话,可以碰上发红包的意外之财。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白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本篇搜集的不回家过年亲身分享,并非要表达不回家团圆过年是一种不幸——相反的,能够选择跟谁过年、不回家过年,决定怎么过这个假期,正是人们追求快乐与安稳生活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