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归化时代”的失败：“它不是一项运动，就是一项任务”
「“归化在中国，是功利主义对决民族主义”。“人家国家在发展兴趣玩足球，我们是为了（领导的）目标搞足球”。」
特约撰稿人 白莉莉 发自新加坡
1月9日，一条并不起眼的新闻登顶新浪微博热搜榜首：高拉特放弃中国国籍。
作为出生在巴西的90后前锋，高拉特（Ricardo Goulart Pereira）曾效力于象征“地产足球”的样本俱乐部——广州恒大。由于球技出众，被不少业内人士称为“中国足球必须拿下的球员”。这里的“拿下”，指的是中国足协在2019年初推行的“国脚归化政策”。
2019年5月，归化政策推出两个月后，高拉特因入籍中国登上热搜头条，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和“归化”政策联系起来的大牌球星。但恐怕没人能想到，这个曾被视为中国男足“最强外援”的“巴西来客”，这个肩负中国男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宏伟目标的归化球员，会在3年半后的今天，正式放弃中国国籍。
而由高拉特“变更原籍”开始，越来越多球迷和公众发现，那些曾经被贴上“归化球员”标签的球员，正在掀起一股“（放）弃（中国国）籍潮”：
1998年出生的挪威裔球员侯永永（John Hou Sæter）是第一名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球员，被称为“中国足球归化第一人”，由于伤病过多，未与北京国安俱乐部续约，目前无球可踢；
1997年出生的秘鲁裔球员萧涛涛（Roberto Siucho Neira）已回到秘鲁，申请恢复国籍；
1993年出生的英国裔球员李可（Nicholas Harry Yennaris）已回到英国，长期伤病让北京国安俱乐部与其解约，目前无球可踢；
1993年出生的巴西裔球员费南多（Fernando Henrique da Conceição）2022年初与广州恒大俱乐部解约，目前人在巴西，无球可踢，计划恢复原籍；
1989年出生的巴西裔球员艾克森（Elkeson de Oliveira Cardoso）目前在马来西亚踢球，没有重返中国的计划；
1989年出生的巴西裔球员阿兰（Alan Douglas Borges de Carvalho）目前在巴西踢球，没有重返中国的计划；
1988年出生的巴西裔球员洛国富（Aloísio dos Santos Gonçalves），目前在巴西踢球，没有重返中国的计划，明年将退役。
用“彻底失败”来概括中国足球的归化政策或许略显偏激，但回顾过去三年多和“归化球员”有关的各类新闻，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个事实：当年那个着眼“入围2022年世界杯决赛圈”的归化政策，如今看来更像竞技体育被政治任务绑架后，做出的孤注一掷式的豪赌：
不成功，局中人就要“成仁”。
归化在中国：一条漫长的“脱敏”之路
2016年10月22日，一张双人合影照在中国社交网站上刷屏，照片中左边的是时任中国足协“掌门人”——乒乓名宿蔡振华，右边则是意大利教练马塞洛·里皮（Marcello Lippi）。6天后，中国足协官方宣布，里皮成为中国男足新任主教练。有网友这样评论那张照片：左边的不懂（足）球，右边的太懂（足）球，里皮的到来，会让中国足球向右转尊重专业，齐步走向世界吗？
在面对“国家队会有归化球员吗”这个问题时，里皮答到：“从来没有这回事。”
国外理念可以拷贝，国外战术可以借鉴，国外教练可以坐镇，但把场上的球员直接换成外国人，这对于中国球迷，或者对更广义的泛球迷群体来说，都是一件并不那么容易接受的事。一个在新浪微博转载量超过一万的评论是：
“中国人的事情，只能让中国人来办，外国人即便加入了中国国籍，也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爱国情怀，也就不可能代表中国队踢好球。”
但作为世界范围内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运动，民族情绪和家国情怀显然救不了足球。2019年的亚洲杯后，里皮主动辞职，随后他回到了意大利。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媒体，当时都普遍认为：里皮认为，光靠中国男足球员的实力，国足永无出头之日。
也是在2019年前后，关于中国足球启动“归化大计”的传闻，开始隔三差五地进入球迷和公众的视野。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归化球员”这四个字虽然已经开始在中国足坛被提及，但并未完全脱敏。2019年中旬，履新中国足协专职主席的陈戌源甫一上任，就在面对归化球员这个问题时“调整口风”：“在俱乐部（陈戌源曾任上海上港集团兼俱乐部董事长）时，我不太赞成归化……但到了足协以后，我发现，如果我们能够归化一两名核心队员的话，那么国足打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陈戌源的这个表态，也被外界视为中国足协在主动对归化这个话题进行“脱敏”，而顺着陈的这句发言划一下重点，他谈到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则是足协间接启动归化政策的主要方向和目标。
一位来自中国足协的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老Y告诉端传媒，主管部门对足球的态度，是在2018年底“非常突然地转变的”。2019年元旦后开始，中国足协开始“正式”启动归化政策，3月29日晚，中国足协对外发布《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下称《规定》），就中超俱乐部引进归化球员一事做出明文规定，被视为“国家队归化，俱乐部先行”的一个征兆。
根据《规定》，“要对入籍球员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制定中文学习计划，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入籍球员应能识国旗、认国徽、唱国歌，俱乐部所在基层党组织，应对入籍球员进行党史、基本理论的普及和教育。俱乐部应指定专人负责入籍球员的思想、生活、训练、比赛的状态跟踪，每月向中国足球协会提交书面报告。”
就在《规定》发布的半个月后，此前宣布辞去主教练一职的里皮重返中国，重新带领中国男足出征世预赛。据老Y透露，里皮当时同意重执国家队教鞭的条件之一，就是足协的一个承诺：中国足球开始为引入归化入籍球员做准备。最终，足协守约布局规划，里皮守约火速归来。
为什么此前对“归化”二字讳莫如深的中国足协，会在2019年初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
按照老Y的说法，“这来自上层，和非足球的因素有关。”老Y所说的“上层”，已经越过中国足球的主管单位——中国足协，越过足协的上级部门——体育总局，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用老Y的话说，“是最高决策层”。
“人家国家在发展兴趣玩足球，我们是为了（领导的）目标搞足球”
2018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中，下发了未来工作的“三大任务”：东京奥运会备战、北京冬奥会备战以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
为了备战这三项赛事，体育总局开始“中国特色归化之路”：2019年6月12日起，田径运动员郑妮娜力停止为加拿大国家队效力，转投中国队，并在2年后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成为中国奥运史上首位归化运动员；也是在2019年6月，15岁的谷爱凌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已转为中国国籍，并在3年后的北京冬奥会上获得2金1银，被中国国务院评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点击阅读 谷愛凌的兩個祖國：在灣區滑雪，在海淀補課）
与田径、滑雪这些个人项目相比，属于团队运动的足球复杂度更高，影响力显然也更大。但在中国，男足被不少人视为颓丧、失败、不思进取，在足球媒体人李明亮看来，体育总局在2019年定下的“三大终极任务”里，让中国男足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中突围，“光靠中国球员，这是显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让归化政策的酝酿、诞生、实施乃至后期的提速，在逻辑层面更能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洽。
不过在老Y看来，当苟仲文说出“三大任务”这四个字时，作为全球范围内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运动，足球的命运在中国就已经注定超脱竞技层面，“任务、终极任务、目标、终极目标……这些都是领导平常开会时提到的高频词。你的感觉吧就是，人家国家在发展兴趣玩足球，我们是为了（领导的）目标搞足球。”
或许可以这么说，足协放低姿态去归化外籍球员，其中最主要压力，就来自老Y说的“上层”。
2011年，在习近平成为国家主席的前一年，他对一位韩国政府官员说，他有“三个愿望”——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及获得世界杯冠军。2014年，在出访欧洲多国时，习近平频频提及足球，并主动表露其球迷身份，新华网引用英国网友的评论称其为“外交舞台上的‘足球先生’”。
也是从2012年起，更多企业和资本涌入中国足球，而在那些和足球有关的比赛、活动上，你能看见不少政治烙印，比如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足球邀请赛。“2012到2019年这七年时间，你能感觉到一点，那就是足球在中国真的影响力很大，很红火，但我们的国家队成绩也很差，一直上不去。”李明亮说。
“过去我们中国人搞不好，后来就请外教，米卢（Bora Milutinović，前中国国足主帅，2002年带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来了发现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至少面子没丢，因为场上的全是黄皮肤的中国人。”老Y说。
2019年11月14日，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中1:2不敌叙利亚队，基本丧失冲击世界杯的主动权。赛后里皮在发布会上直接辞职，并痛批中国球员在场上的“不作为表现”：“如果球员在场上害怕，没有斗志，没有欲望，没有胆量，不能从容传球，不能体现出训练的东西，那就是主教练的责任。”
但赛后没人批评里皮，更多人依然在周而复始地感叹“中国无足球”，球评家甚至直接打出“中国不踢球”的标题。
“一代名帅”里皮坚决离开中国的一个背景，是他一直力主的归化球员还没有成为国家队的常客。对出生在巴西、英国等国家的外籍球员来说，2019年是他们变更中国国籍的第一年，而对中国足坛来说，2019年也是走向归化之路的元年。这一年，包括侯永永、李可、艾克森、阿兰、高拉特在内的9名外籍球员，通过中国足协的归化政策，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开始了他们在中国足坛迥异不同的职业生涯。
有人“伤疯了”，有人“赢麻了”
2019年2月，挪威青年侯永永成为第一名成功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球员。
1998年出生的侯永永踢中场，因球技出众，被誉为挪威足坛“98三杰（1998年出生的球员）”之一。侯永永的母亲侯豫榕出生在河南洛阳，年轻时前往挪威并在那里结婚，婚后生下一儿一女，儿子侯永永从小在挪威的青训营训练。2018年，中国足协找到20岁的侯永永，双方开始对接归化事宜，用了一年的时间，侯永永从挪威来到中国，变更国籍的他成为了北京国安俱乐部的一员。
在刚刚变更国籍的2019年初，一篇中国媒体的报道称侯永永“选择中国身份”是“希望职业生涯脱困”——侯永永在挪威国内俱乐部一直打不上主力，但伴随“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位归化球员”的光环，跟随国足出征世界杯的美好图景似乎就在眼前。
但进入中国足坛的侯永永，直到今天依然“水土不服”，球迷都觉得，这个因膝盖碰撞、受伤、手术、伤愈继而再次受伤的中挪混血，真的患上了“伤疯病”。而源源不断的伤病，也影响了他的竞技状态，以至于他一直未完成当年变更国籍时的最初心愿——入选国足。不客气的中国媒体用“伤仲永”形容他，如今北京国安没有和他续约，另据挪威媒体的最新消息，这个被外界寄予厚望的曾经“第一归化”，即将回到从小生活的挪威踢球。
有人“伤疯了”，有人“赢麻了”。和身上流淌中国血液的侯永永不同，土生土长的巴西人高拉特在2023年1月25日，正式宣布自己已在办理恢复巴西国籍的手续，“对于恢复巴西国籍的前景，我感到非常乐观。”
时间拉回2019年，高拉特风光入籍中国，广州恒大豪掷1500万欧，作为高拉特定居中国的安置费+签字费。另据媒体统计，从2019年入籍中国，到2022年回到巴西，三年时间高拉特在中国一共获得超过2亿人民币的收入，算上此前1亿人民币左右的安置费+签字费，广州恒大在他身上花费超过3亿人民币，再加上艾克森、阿兰、洛国富、费南多四名归化国脚，恒大归化5名巴西人至少花费8.7亿元人民币（包括转会、工资、安家费）。（点击阅读 誰為恒大1.9萬億債埋單？）
但根据国际足联关于“获得变更国籍球员代表国家队出场比赛”的规定，年满18周岁的换籍球员，需要在相关协会所在领土上生活至少5年，才能代表新入籍的国家队出场比赛，按此规定，高拉特一直没有满足国际足联的要求，所以恒大方面出面掏了3亿人民币，也没让高拉特进入国家队，被媒体称为“年度神操作”，也有球迷调侃，有可能是“国足史上水平最高的归化球员”的高拉特，在一场国家队比赛没踢的情况“躺赚”，“他真的，赢麻了”。
“归化在中国，是功利主义对决民族主义”
李明亮认为，中国足球归化之路走得异常分裂，“从足协主席陈戌源身上就可以完全看出。”
这位码头工人出身、此前有国企高管背景的中国足协“话事人”，是历史上第一位出身非竞技体育项目的足协一把手，也被称为“史上权力最大的足协主席”。2019年上任初始，陈戌源就开启了深化足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规划：加强国家队的建设和管理、促进职业联赛健康发展、大力推动青少年足球发展、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从事多年足球报道的李明亮表示，作为一名标准的50后，陈戌源虽然在国企管理经验丰富，但他的家国意识相当强烈，“足球作为一项团队运动，自然会被包括陈戌源在内的50、60后们看作是表达国家意志、塑造国家形象的绝佳途径，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足协主席看的不是一场球赛，而是一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赛，在绿色的草坪上，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意识，掺杂着并不那么自信的保家卫国荣誉感，让他们把国足改造成了一支高举民族荣耀火炬的义和团。”
对于归化球员，陈戌源的公开发言也显得前后矛盾。2019年在公开表态会全力支持里皮带队时，陈戌源就谈到过自己对归化球员的态度转变：“2018年时，我还是归化政策的反对者，中国足球应该是靠中国的老百姓，我们自己去把中国足球的目标推动实现。后来屁股发生变化之后，脑袋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我面临的是全国球迷对中国足球再次打入世界杯的期待，所以我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如果说过去是1%的希望的话，这个归化球员进来之后将会提高至10%，甚至是20%。”
在足协工作的老Y认为，陈戌源代表着典型的50后官员形象：背负政绩压力（冲进世界杯）的同时，其实内心又根本不认同一些反常规的操作和手段（归化外籍球员）。“归化在中国，或者更具体点说，在中国足坛为什么效果如此不佳，核心就在于，它需要在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夹缝中生存。”
对中国足协历史上话事权最大的专职主席陈戌源来说，通过归化身体更好、意识更棒、门前得分和把握机会能力更强的外籍球员，确实有可能把1%的希望提升到10%甚至20%，这是因为体育总局甚至更高政治决策层基于国家形象和民族荣耀，而下达的硬性指标和任务下，不得已而为遵从的“功利主义”。但另一方面，骨子里向往“中华独领风骚”，甚至期待和憧憬“八方万国来朝”的心态，“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的观念，在发展归化的过程中，逐渐滑向了民族主义。
“我们足协内部的老人基本上都反对归化，有的人甚至开会直接说：‘打进世界杯怎么了？靠一群老外进世界杯，咱们情愿别进去。’”老Y说。
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了前中国国家足球队主帅李铁的身上。2021年，在世界杯预选赛对阵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比赛中，李铁没有让此前耗费重金规划的洛国富（Aloísio dos Santos Gonçalves）和阿兰（Alan Douglas Borges de Carvalho）这两名归化球员首发，赛后他的解释是：“他们的体能不足以坚持90分钟。”随后他被外界痛批“以一己之力毁掉归化好局”。而根据《足球报》在2022年的报道，巴西华裔归化球员艾克森（Elkeson de Oliveira Cardoso）透露，当他们几名归化球员在国家队时，作为主教练的李铁明确告诉他：“你、阿兰和洛国富不能同时玩。”
更大的争议出现在2021年9月，中国队在世预赛中0：1不敌日本队，遭遇两连败。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李铁公开表示：“我认为中国国家队的教练就要中国人来担任，只有中国人能把这件事做好。” 而李铁本人在担任国足主帅期间，除了经常因涉及民族情绪的发言引来争议，还因涉及微博带货、国家队利益输送等多起争议事件被视为中国足坛的一条“漏网之鱼”。2021年12月3日，由于争议和质疑声太多，李铁被迫辞职。2022年11月，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公告称，李铁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从陈戌源对待归化球员的反复态度，到李铁“头铁”般地弃用和冷处理归化球员，李明亮认为，由这些事可以看出，在中国踢足球得讲“原则”，搞足球得讲立场，“这个原则和足球发展规律无关，和领导意志和心情有关；这个立场和足球市场化理念无关，和民族大义甚至意识形态有关。到最后我们才发现，为了出政绩才临时出台的归化政策，成了一纸空文、一纸空谈、一纸笑话。”
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三输的结果：企图通过归化球员进入世界杯，并通过国家队在世界舞台亮相来擦亮国家名片的决策层，没有获得“进军世界杯”这个基本结果；足球管理部门迫于世界杯压力去被动归化外籍球员，没有达到“进军世界杯”这个一半竞技化、一半政治化的短期目标；踢足球的国足球员没有因为归化球员的到来而提升自身水平。“这时再谈世界杯，我觉得甚至有点魔幻。”李明亮说。
“临时抱佛脚的打小抄，没有遗产、没有归属”
在足协工作了十多年的老Y，自称是“最了解中国足球环境的人之一”。对于今年初出现多名归化球员重新改回原来国籍这件事，老Y引用央视体育频道前总监马国力的一句话作为评价：“我面前总有一整面玻璃墙。我知道它就在我面前，但我不敢，也没力气去踢破它。”
老Y说，这面“墙”具体到归化球员这件事上，是传统观念，是家国意识，当然最重要的，是各种无处不在的“看不见的手”。“行政干预，成绩干预，最后再是政治干预。其实懂中国足球的人都知道，足球从始至终就是政治挂帅，松一点，你可以喘气的空间就大一些，成绩和氛围可能会相应提高；紧一点，它就不是一项运动，更别提什么职业化了。它就是一项任务。”
而这项和竞技规律和职业发展越走越远的运动，这项被调侃为“足球和中国足球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的运动，这项背负太多“责任”和“任务”的运动，在三年前开始的那场通过变更部分球员国籍，以此提升球队战绩、业界口碑和国家形象的“归化运动”，最终走向了它所希望成为模样的反面。
“临时抱佛脚的打小抄，没有遗产、没有归属。中国足球归化1.0版本，随着李可、侯永永隐身，高拉特、国富、艾克森、费南多回到巴西，彻底宣告失败，甚至是笑话。”一位中国记者这样写道。
那么，单就“成绩论”而言，中国男足的归化为什么会认为“彻底失败”，而冰上项目的谷爱凌却在冬奥会摘金夺银？老Y认为，这是竞技体育不同类别之间的天然壁垒。“冬奥项目很多都是个人运动，按照中国特色体育理念，羽毛球、乒乓球、跳水这些靠举国体制出成绩的运动，都能通过短期内的魔鬼训练提升成绩，前提是你肯吃苦就行了，这和你来自哪个国家，习惯哪种文化，秉持哪些理念，关系并不大。”
但足球不一样。“你搞个老外来踢，他的语言、习惯、观点可能都和你不一样，然后你被告知他能帮助球队进世界杯，这对我们本来文化素质就不太高的球员来说，肯定会产生心理冲击。再加上舆论一直对归化球员的身份、角色持观望态度，赢球皆大欢喜，输球就万劫不复，这种情况太容易出现了，足坛浮躁无比，社会也一样。”老Y说。
2022年初，李明亮为供职的报社做了一篇专访稿，访谈对象是国内某著名体育主持人。在这篇将近万字的对谈文字中，李明亮把采访对象谈及归化球员时说的一句话用作大标题：不管归化还是不归化，有什么样的国家队，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最终，这篇“胎死腹中”的专访稿被删到只剩四千字。而李明亮打的那个标题，也被分管领导痛批“毫无政治觉悟”，罚款千元不说，还需要写书面检查并在内部例会上通报批评。
“领导事后跟我讲，‘归化这件事以后千万别提，给国家丢人，给人民丢人。’”李明亮说。 ·
应受访者要求，老Y、李明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