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婷与港产片轩然大波：当香港人（只能）在电影里追求公义
「短短几日，张婉婷从交出真挚作品的导演，变成贩卖少女青春、吃人血馒头的魔头；也因加盟“说好香港故事”再多一个维稳导演的骂名」
特约撰稿人 红眼 发自香港
当我们在电影里追求公义的时候，当我们批评电影作品有违公义的时候，明明有更大的不公义就在前面，但我们只能买张戏票，对号入座⋯⋯
新年前后，香港电影界激起连场大事，而且叫人始料不及，一件比一件轩然大波。先有沉寂多时的周冠威，突然推出爱情小品新作《1人婚礼》，风格迥异，结果好坏参半，被不“收货”的影迷骂得体无完肤；再有叫好叫座的《毒舌大状》，也被批评是粉饰太平的“法庭剧”过时童话，放在今日香港，无异于对观众喂饲精神鸦片。
以为争论已经够多？随即又有《给十九岁的我》爆出连串丑闻，连电影都要紧急撤档。不出几日，张婉婷便从一代名导，变成欺世盗名的过街老鼠；而香港观众对纪录片拍摄的道德伦理的关注，也忽然提升到前所未见的高度。颇出人意料的是，从来推崇醒目识玩（聪明懂玩），擅长走“精面”（耍小聪明，走捷径）的香港人，今次事件中，短时间内陡然激发出群体规模的（对电影人／作品的）道德规训。香港人从来都喜欢看电影，但相对过去“电影”多作为香港大众之消遣，今日几次争端中，恐怕还附加了民众被政治去势后无从宣泄的道德狂热。
波浪一：被周冠威辜负？
惟上映之后，坊间回响跟早前南辕北辙，除了劣评，网络讨论区甚至出现大量痴心错付、被良心导演“出卖”的愤怒遣责，好像周冠威拍了烂片，便辜负了观众／同路人的深切期待。
由于署名执导社运纪录片《时代革命》，香港导演周冠威也继而成为后社运年代香港电影圈某种声音的代表。时隔一年多，周冠威终于交出贺岁喜剧《1人婚礼》，电影初公布时好不轰动，网上随即出现一些只要是周冠威作品，无论如何即使“盲撑”都会捧场的说法。但《1人婚礼》瑕疵明显，周冠威并不擅长处理喜剧题材，加上电影于诸多限制下秘密拍摄，跟周冠威执导的前几部作品相比，有一定落差。
不过，以作品来说，这一部用来解禁闯关的权宜之作，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最多就是拍得不够好，喜剧与严肃说教部分不搭调而已；惟上映之后，坊间回响跟早前南辕北辙，除了劣评，甚至在网络讨论区出现大量痴心错付，被良心导演“出卖”的愤怒遣责，好像周冠威拍了烂片，便辜负了观众／同路人的深切期待，从“课金”支持创作滑向一种以“课金”作为情绪勒索，这或最能窥见政治阉割后的狂热和空洞。
而所谓的社运光环也更不存在，特别在本地电影动辄都赚上好几千万票房的港片“小阳春”时段。按今年三部贺岁片，另外两部票房均有佳绩，惟《1人婚礼》反应冷淡，至今尚未超过 300万港元。影片既未掀起“盲撑”景象，更因评价不似预期反惹批斗抗拒，这或许关乎部分观众将过多的情绪押在周冠威及其电影作品上，亦太期待他会一直留在社运抗争路上。尽管周冠威本人虽是虔诚信徒，但电影毕竟是艺术创作，而非人们内心政治郁结的告解。
波浪二：《毒舌大状》，叫好叫座的精神鸦片？
电影票房高涨，好评如潮，它亦被批评是精神鸦片。它确实抓紧了好题材，但处理得非常节制，知所进退，始终保持安全的创作距离，甚至是一个远离现实香港的距离，它谨慎地去政治化，偷偷回避了香港的真正现实。
相对成绩未如理想的《1人婚礼》，近期论票房与评价最高，属吴炜伦编导、黄子华主演的《毒舌大状》。执笔之际，电影上映两周已累积近 8000 万港元票房，声势甚至超过去年最卖座的《明日战记》和《饭戏攻心》。
《毒舌大状》胜在简洁清晰，剧本比起仓卒编排、情节混乱的《1人婚礼》和故意堆砌政治“擦边球”的《超神经械劫案下》这两部同期本地贺岁片成熟得多，票房成绩不过誉。而且，电影恰到好处抓紧了呼应时势的故事母题。
过去一两年“法庭剧”于香港大行其道，从电影到舞台剧，无论严肃或喜闹类型，都不乏批判司法制度、法律游戏，或是围绕程序公义的作品，去年的《正义回廊》和如今《毒舌大状》也属一例。这部电影多少观照了后社运年代已成常态的政治审讯，难以估算的秋后算帐。尽管牵涉“国安法”的审讯已经多到不被提起、不被关注（但受审人士仍一直还押监房），而公众对涉案人士的重囚年期，也由愤忿不甘逐渐变得相对麻木。此情境下，戏中夸张的戏剧演出，既是观众身处的政治现实的转化，也是对庄严威权的一种嘲讽。
藉戏中黄子华饰演的颓废律师如何洗心革面、重拾斗志，《毒舌大状》以一个“天有眼”的真理必胜童话赢得了观众掌声，更被形容为让人在戏院里找回香港所失落的公义。但也不是每一个香港人都买《毒舌大状》的帐，随著电影票房高涨，好评如潮，它亦被批评是精神鸦片。诚然，它确实抓紧了好题材，但处理得非常节制，知所进退，始终保持安全的创作距离，甚至是一个远离现实香港的距离。
电影试图重溯回归初年，良心律师与弱势小众共同义抗权贵菁英的“旧香港”社会格局，如同黄子华义愤填膺的控诉，那个格局中的香港，是如电影最重要金句所言：“法律面前，穷人含撚”（网络用语，形容法律貌似人人平等，实则穷人吃亏。含撚：为男性口交）。当然放在今日，这可以有无限延伸想像，但要知道在今日政治语境里，法律面前，“含撚”的人未必都是穷人，譬如黎智英就不穷，而同样面临重囚审判的人，还有资深大律师、大学教授、前政党领袖。
被奉为电影精句的八个大字，事实上也正是电影的谨慎去政治化，偷偷回避了香港即使曾经的权贵菁英（或“有钱人”）都也面对重囚审讯的真正现实；是以电影所说的“找回公义”，跟今日政治审讯不断的香港可谓是两个平行世界。
过去一两年“法庭剧”于香港大行其道，从电影到舞台剧，无论严肃或喜闹类型，都不乏批判司法制度、法律游戏，或是围绕程序公义的作品。《毒舌大状》多少观照了后社运年代已成常态的政治审讯，难以估算的秋后算帐。
当然，并不是要完全紧扣时代脉搏，直接回应政治现实的才是好作品，即使周冠威这样非常关心社运的电影导演，都会有他的创作低潮，交出令人有所不满的作品；而《毒舌大状》导演吴炜伦未必敢于同样踩界，挑战审查制度，但《毒舌大状》无疑拍得比这几年许多惯打“擦边球”、藏起政治隐喻的取巧作品更有深度，也是一部平衡稳阵的作品。当然，它被讥为另一种形式的维稳电影，向观众灌输“在电影里找到公义”的亢奋，这也无可厚非。
最大波浪：女魔头兼维稳导演张婉婷？
短短几日，张婉婷亦从一名交出真挚青春作品的导演，变成贩卖少女青春，专吃人血馒头的女魔头 —— 也因为她已加盟“说好香港故事”的建制团队，于是再多一个维稳导演的骂名。
至于《给十九岁的我》那些像滚雪球一样愈发不可收拾的争议，单是导演张婉婷与片中几名女生的专访及自白文章，都已超过电影本身盛载的内容，也呈现了更多比纪录片里所见更真实的冲突和角力 —— 特别是各种关于剥削、欺瞒，从学校到学生、从导演到被拍摄者的权力压迫。
由张婉婷、郭伟伦联合导演的《给十九岁的我》，从最初大获好评，到开画首周即腰斩，落得声名扫地，约可分成几个阶段。电影去年已做过不少特别放映和优先场，甚至于台北金马做过海外首映。这部筹备近十年，源于纪录英华女校重建，以及几个女学生成长故事的作品，最终不仅仅是百年名校的光影见证，也同时纪录了香港从“伞运”到“反修例”这段动荡而严峻的十年光景。
今年初《给十九岁的我》就被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选为 2022 年度最佳电影，也应是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大热门。电影一直没排期正式公映，此举背后已早惹来不少揣测，包括片中出现过2019年反修例社运的纪实场面，说不敏感是骗你的，当然亦有揭露一些名校师生间的明争暗斗，或有损校誉。但由于外界评价正面，电影最终敲定今年二月初公映，以为皆大欢喜，而就在公映前夕，本身也是英华女校旧生的张婉婷，还跟片中几名受访女生及校长，于新校舍出席誓师大会及连场宣传谢票活动。当时便有评论形容看过纪录片后“有少少唔舒服”，说法亦引起许多观众认同。
最初于网上热议的“少少唔舒服”，最主要是关于张婉婷的旁白部份太过强势，似长辈身份断章取义，解读受访女生的青春期“反叛”行为。在这一点争议上，不能说是张婉婷的败笔，作为纪录片导演，就算她不用旁白，都有许多途径放大自己的主观想法，在多名受访女生的十年成长片段中，最终筛选哪一部分放上大银幕，这都已经是一种独裁或骑劫了。
张婉婷跟她们之间不只存在（她所认为的）代沟，还有作为资深导演的傲慢。其实难以相信像她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演，会真的完全不懂何谓采访伦理，何谓纪录片的道德原则，她甚至是在BBC做过纪录片助导工作，不需要被提醒哪一些做法不恰当。
然而，情况急转直下，转眼再不是“少少唔舒服”的程度 —— 期间政府更公布张婉婷将会加入财政司长陈茂波领导的专责小组“说好香港故事”，变相为政府喉舌，但此事与接下来的争议相比实在毫不重要了 —— 电影公映数日，《明报周刊》突发刊出一篇近万字的陈情，撰文者正是片中几名受访女生之中从未出席电影宣传活动的阿聆。据文章所述，阿聆一直对校方表达自己并不愿意，也不同意《给十九岁的我》公开放映，也坦言有被“霸王硬上弓”的感觉，校方当年邀请她们等人参与拍摄，原意只供校内私人放映，从未提及日后将会对外公开。她更提到自己饱受精神困扰，害怕将自己的成长片段搬上银幕。《明报周刊》同日再刊出另一位受访女生阿佘的专访，后者也明确提到过往十年的拍摄里，与导演相处的种种争拗和不满，包括常被偷拍，感到不舒服，但面对校方和长辈的要求，无可奈何只能妥协接受，继续成为跟拍对象。
到此阶段，已不是导演会否太主观、太过一厢情愿误会了受访女生的意愿，而是她们亲口证实张婉婷有违拍摄纪录片的基本伦理，让她们于不知情之下被拍摄，于不同意之下被公映。当然，违反道德伦理的纪录片同样可以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也确实有过许多这样的作品。但《给十九岁的我》从纪录校舍翻新重建过程、到最终迫使旧生公开表达不满，本末倒置之余，也暴露了张婉婷跟她们之间不只存在（她所认为的）代沟，还有著她作为资深导演的傲慢。其实难以相信像她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演，会真的完全不懂何谓采访伦理，何谓纪录片的道德原则，她甚至是在 BBC 做过纪录片助导工作，不需要被提醒哪一些做法不恰当。或者，她是更倾向以长辈、荣誉校友身段，认为自己的资历与投入这次拍摄的心力，足以凌驾、绑架道德伦理。
翻看张婉婷近期一些访问内容就更明白，她至今还是津津乐道大谈学生年代如何冒认纽约市长签名、偷电拍摄，言下之意，是她喜欢冒险踩界、不怕死，要这样才会拍到好作品。《给十九岁的我》拍得动人精彩，当然都是因为她够敏锐，不放过任何机会，会不惜一切去捕捉纪录片素材 —— 包括在 2016 年的日本亚洲场地单车锦标赛，伪装香港传媒采访著名运动员李慧诗，然后将访问片段放进纪录片。（注：2月8日凌晨，《给》监制黄慧通过高先电影声明，当时于日本采访李慧诗片段通过时任单车队领队陈仲雨协调，学校也有向比赛主办大会申请正式采访手续。惟因陈已于2018年逝世，端传媒无法进一步确认消息。）
置身政治噤声的去势状态，电影作品有时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毕竟它是这里仅存的仍有一定创作自由、也有表达批评自由的特殊场域。
张婉婷大概从未想像过自己花费十年筹备的作品，最终会让自己面对沉重的人格指控，在早前几天的访问里，她还那么兴奋雀跃地分享自己和摄制队如何瞒天过海，为纪录片取得李慧诗的十几秒访问片段。但结果很讽刺，随著两名受访女生对张婉婷表达不满，李慧诗随后亦公开批评电影采访手法有欺诈成分，形容自己在不知情下被利用，只碍于香港没有肖像权而无法阻止电影上映。
几经发酵并背负极多不道德指控的《给十九岁的我》，最终只公映四日，便决定暂时取消放映。最后一晚的午夜场几近爆满（不少观众口里说不，身体都很诚实）。导演张婉婷则按原定安排现身映后分享，但据指离场时被当众辱骂“绝子绝孙”。短短几日，张婉婷亦从一名交出真挚青春作品的导演，变成贩卖少女青春，专吃人血馒头的女魔头 —— 也因为她已加盟“说好香港故事”的建制团队，于是再多一个维稳导演的骂名。
再难以简简单单看一部本地电影
当社会现实里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们便急于找一个替代场域，用一个更高的标准去填补所有匮乏。于是，所有隐恶扬善的文本创作都是有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负著过度期待，而几天之内，张婉婷的人格就被全盘谋杀，其实亦太苛刻。
倒不是要归纳这几件从电影延伸而来的争议，相提并论，但张婉婷变成“出卖”受访者的女魔头，还有沦为精神鸦片的《毒舌大状》，被痴心错付的周冠威，它们都以不同程度，反映了城中人于观影心态上的一些改变。
或许，香港真的“复常”回到歌舞升平的年代，但扭曲了的情绪，未必能轻易恢复。譬如今时今日，再难以简简单单看一部本地电影，部分观众再不满足于看一部好电影，置身政治噤声的去势状态，电影作品有时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毕竟它是这里仅存的仍有一定创作自由、也有表达批评自由的特殊场域。各种道德门槛的要求亦突然变得很高——甚至接近整个城市里众多范畴的最高标准，剧情片的选材和作品所传递的意念是否恰当，纪录片的伦理操守是否正确。一个有良心的导演不应该交出水准以下的烂片，也一定是要人品优良的导演，才配得上一部真挚动人的纪录片。导演人格好坏，演员有多黄、有多蓝，电影投资者有什么背景，有没有政治隐喻、弦外之音，跟现实的政治语境距离有多远，创作意识和动机，作品质素以外，还有很多等同情绪勒索的考虑因素。
当社会现实里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们便急于找一个替代场域，用一个更高的标准去填补所有匮乏。于是，所有隐恶扬善的文本创作都是有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负著过度期待，而几天之内，张婉婷的人格就被全盘谋杀，其实亦太苛刻。
撇除针对张婉婷的道德指控，《给十九岁的我》不仅保存了过去十年许多珍贵的纪实片段，再进一步说，它甚至是目前最接近香港政治现实的电影作品，也是实施“国安法”后第一部将社运抗争场面收录而且能够公开放映的纪录片。周冠威做不到的事情，张婉婷反而做到，它无疑充满时代价值，但刚好也是生不逢时，因为今日的香港观众弥漫著严谨的道德情绪，以前或许不当一回事，如今却再也无法容让张婉婷的傲慢、取巧，以及对拍摄者的苛索剥削。或许，张婉婷也将这部纪录片的时代性看得太重，是一部她的《十年》，却从未脱下她的招牌墨镜，忽略了她眼前的、在电影里被放得最大的几名女生的感受。
抚心自问，我也确实曾被《给十九岁的我》所感动，一度错信了美好的师生校园关系。结果，每一个曾经入场观看电影的人，都参与了这场欺瞒与剥削。然而，难过的不只是事后得悉几名受访者被导演“出卖”，或是观众不知不觉成为了共犯，而是读及女生们忆述拍摄纪录片期间的无奈和愤怒，被掌权一方蹂躏的痛苦，而明明活在这几年的香港，我们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都有过非常深切的体会。
《给十九岁的我》不仅保存了过去十年许多珍贵的纪实片段，再进一步说，它甚至是目前最接近香港政治现实的电影作品，也是实施“国安法”后第一部将社运抗争场面收录而且能够公开放映的纪录片。周冠威做不到的事情，张婉婷反而做到。
撤回《给十九岁的我》的决定，思前想后还是令人扼腕，纵然张婉婷犯错，违反拍摄道德，但电影明显有著拍摄者当刻所不知晓、也无从预见的珍贵价值，它无意中将一些今日早已被粉刷掉的不公义，永远保存在底片里。但偏偏，它最终也成为这十年里愈见不公义的世道的一部分，而且同样永远伴随这部电影，留在受访者和观众心里。
这可能是一部两败、甚至三败俱伤——导演、受访者、观众——的失败纪录片，但也可能是一场更真实的见证。在纪录片所窥看的十年里，那几个女生一直被定义了她们如何“反叛”和“成长”。但她们真正的成长，不在电影里，是在电影完成直到上映的过程里。今日她们已经长大，懂得发声捍卫自己的人生，随即推翻了成年人、导演和摄制队一厢情愿的想法。纪录片里，她们是被校方、导演选中的扯线娃娃，但现实中，她们正是主宰这部电影的主角。是她们一直被低估了的真正“反叛”，最终成功翻案，撤回了这部电影。
但更衷心期望她们会抱著这份“反叛”的觉悟，原谅这并不只是一部伤害过她们，侵犯了她们青春的纪录片，它同时闪过一些片段，为一些时间点留下相当重要的注脚。也但愿舆论视线和心力能够从此离弃她们，因为《给十九岁的我》已经暂告一段落，喜欢不喜欢这部电影都好，它只是一部两小时的纪录片，被纪录下来的事情，以及那些错失，再残酷都无法完全“浸死”张婉婷与几名受访女生的未来。但要记得，就在《给十九岁的我》取消放映的同一日，逐渐被坊间淡忘的 47 人案，推延近两年后正式开审。
这可能是一部两败、甚至三败俱伤——导演、受访者、观众——的失败纪录片，但也可能是一场更真实的见证。在纪录片所窥看的十年里，那几个女生一直被定义了她们如何“反叛”和“成长”。但她们真正的成长，不在电影里，是在电影完成直到上映的过程里。
黄子华在《毒舌大状》里一直说著铿锵的对白，良心不死，便可以打动陪审团，共同捍卫公义，但我们所熟悉的道德伦理，都不适用于刚刚“上映”的这一宗“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首案，因为它完全合法地取消了陪审团。当我们在电影里追求公义的时候，当我们批评电影作品有违公义的时候，明明有著更大的不公义就在前面，但我们只能买张戏票，对号入座，用狂热掩饰对政治现实的冷淡，回避对一切无力扭转的事情已失去知觉。
最高判处无期徒刑或监禁十年以上的 47 人案，“映期”预计长达三个月。但无论喜欢不喜欢，于可见的日子里都不会有争议、翻案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