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流行」到「風土病」：澳門的疫情管理與生命邏輯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澳門歷時近三年的新冠疫情，於年初迎來了政策的重要轉向。事緣澳門政府於一月八日宣佈把新冠病毒列為「風土病」，同時亦進一步放寬「健康碼」、檢測及出入境的一系列措施。防疫措施的進一步放鬆，幾乎意味著在官方的定義中，新冠病毒將成為如流感般的疾病。
無可否認的是，新冠病毒在澳門的「風土化」，相當程度上可歸因病毒在澳門的迅速擴散。在感染人數已佔人口七至八成的情況下，澳門可謂已達「群體免疫」的狀態，因此亦不再需要以大流行病進行應對。
如果更加仔細地去檢視此種理路的話，讀者或許會發現箇中微妙之處：自Omicron成為了新冠病毒的主要變種之後，其嚴重性已顯著降低。那麼，為何在應對同一病毒之時，澳門政府選擇了兩種全然不同的方式？為何在半年前需要勞師動眾、「堅壁清野」以達致零感染的「大流行病」（Pandemic），在幾乎一夜之間則突然變成「人畜無害」，即使感染亦不需特別處理，可視作流感來應對的「風土病」（Endemic）？
事實上，由「大流行病」到「風土病」的轉向，除了與澳門需跟隨中國大陸防疫政策直接相關外，背後亦出現了一種更深刻的轉變，那便是「生命」如何被定義，以及這種定義應配合何種對待方式。在前一階段中，「生命」需要以嚴厲的手段進行管理及限制。而現在，「生命」則可以任意曝露於病毒面前。
而「生命」如何被治理，正正是法國社會學家傅柯（Fouclt）其中一項主要的研究旨趣。在本文中，我將借由其演講集「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有關「生命政治」的討論，檢視澳門的疫情治理模式，到底是針對甚麼「對象」。
雖然傅柯所討論的背景與澳門存在一定差異，但藉由其觀點的引介，我們或能對防疫背後權力的細微運作，產生新的觀察及思考。
「個人化」的防疫體系
不知道讀者有否留意到澳門一個可謂相當「獨特」的現象：在疫情的絕大部份時段中，確診個案皆是「具體可見」的。
所謂「具體可見」，除了指染疫同時意味著被官方「識別」以外，更重要的，是有關患者的資訊（諸如其病徵、個人背景、單位精確至小時的生活軌跡、以及其社會網絡），幾乎完整地披露於大眾眼前。往往防疫政策的組織及落實，亦圍繞著這些資訊而出現。諸如封控區域的劃定、核酸頻次的要求等，在大多數情況下，皆與患者的生活及居住居域密切相關。
換句話說，患者在相當時間之中，並不僅被視作單純的數字（確診數），而是資訊能夠被組織、揭露並利用的個人。
這種界定方式，除了與澳門長時間以來的「零個案」方針，使得確診數相當有限有關外，事實上存在著一種預設。當個體被視作「基本單位」時，意味著防疫政策亦能以個人的「身體」為標的，並精細化到通過各種方式，使得林林種種的個人以特定的方式行動（例如「做」或「不做」些甚麼）。
如果讀者對去年「六一八」疫情高峰仍有一定記憶，或能回想起當時各種對行動的限制：足不出戶、封控、以及核酸站與住家兩點一線的模式，除了基於防疫需要外，背後的運作更有賴於一系列的權力操作，例如個體於空間上如何被組織（人與人之間被隔離）、控制（只能於特定場所之間來回），或是透過一系列例行化的安排（如無數的核酸檢測），區分出「健康」與「不健康」的身體。
這些措施之所以得以可能，當中除了基於強制力以外，還有賴於政策背後如何定義其對象，並基於這種定義來正當化措施、以及有關措施的論述。
當個案成為數字
而防疫措施的急轉彎，亦成為了權力模式轉變的契機。在感染個案快速上升的情況下，個案已不再是圍繞個人資訊組織及形成的概念。在收集個人資訊已幾乎不可能（個案的「發現」，相當仰賴患者的主動申報），而對防疫又幾乎不存在意義的情況下，「個案」則搖身一變成為了形式上的「數字」。
因此，「我們」不再知道每一宗個案的背景、行蹤以及症狀等個別的資料，而是每天新增的個案有多少「宗」，以及染疫人口佔總體大概多少「成」。
當有血有肉的「個人」成為了劃一而無差別的「分子」時，一種新的防疫「對象」亦隨之誕生。在防疫政策無法再基於個別的身體進行組織時，精細化到個人層面的措施已無從落實。取而代之的的治理對象，在此時便由「個體」轉為數字集合而成的「集體」或「人口」。
而「個體」與「人口」在治理方式上的關鍵差異，是「人口」並無法以具體而微的方式被控制，只能夠以集中化的方式「管理」。
我們可以回想，在去年十二月後的防疫模式，已不再是「識別」出染疫的個人，並針對其進行隔離、監察及治療，而是染疫者被納入到一個中央化的系統，根據各種「指標」（例如病徵、同住人數）分流到不同的管理系統（居家隔離／社區門診／入院）當中。政府再基於這些不同管理系統當中的統計數字，對防疫政策進行調整，並進一步預測總體人口當中的染疫比例。現時的感染人數估算，正是通過申報的資訊得出。
在集體層次上的統計及估算，事實上亦切合了「風土病」的需要：當病毒被視作一種常態化及持續存在的恆常現象時，管理的邏輯，亦變成了如何在數字上進行「改進」（例如如何令染疫人數不再反彈，亦即長期處於數量上的低水平）。
當疫情成為日常
上述討論，並不意味著兩種治理模式只適用於特定的防疫模式中。在澳門的情況下，兩種模式事實上更常以交替的方式出現。例如在「六一八」時期，除了有相當精細化的控制模式外，亦同時存在著集體的管理方式（例如「全民核酸」便是一項數字化的管理方法）。
而我們需要思考的，除了是權力的不同運作機制外，還有權力的「可見性」。雖然疫情在當下可謂已經結束，但這並不代表權力已經驟然退場，而是以更為日常及例行化的方式持續存在。到底「風土病」的持續存在，在未來會對我們造成何種影響，則需要我們的持續覺察及關注。
#文章篇數：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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