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本文寫作還在進行時，本文的主角Mike Gallapher眾議員上周秘密來台灣訪問4天的行程正式由華盛頓郵報在美國時間2月23日的凌晨曝光，根據該篇報導對他的訪談，有了下面幾個最新資訊作為正文的補充：（1）和他見面的台灣官員都很擔心美國對台的190億美元未交貨軍售，特別是魚叉反艦飛彈和F-16戰機。（2）俄烏戰爭的爆發讓所有台灣官員意識到提前儲備先進武器的需求。（3）基於前兩點，華郵的記者透露他2月28日要辦的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的第一場聽證會和讓美國意識到要把台灣武裝到讓戰爭打不起來有關。(4）他希望在夏天前在台灣辦一場海外聽證會然後把結果向麥卡錫議長報告，報告內容會讓議長要是訪台的話準備得更充分，他打算和眾議院民主黨領袖Hakeem Jeffries 在明年台灣大選後再度訪台。本篇會先介紹他的整體對抗中共論述的前半部，下篇會介紹後半部和他上周來台一回到美國後在《華爾街日報》上措詞強硬的投書。
一、眾議院新成立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的基本訊息
今年的1月10號，眾議院全院投票以365票贊成，65票反對通過成立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從這個票數便知道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擁有跨黨派的支持，而且其所得到的授權相當廣泛，又有不可小覷的調查權看來，和中共有生意往來或是在中共境內做生意的民間企業實體也會成為其進行調查的對象。就連和中共只是有間接生意關係的公司也免不了會和這個新委員會的工作範圍產生交集。
共和黨眾議員Mike Gallapher會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他同時也是眾議院網路空間委員會委員會(Cyberspace Solarium Commission)的主席，這是一個跨黨派的委員會，目的是發展出針對美國所進行網路攻擊的策略性防衛，在Gallapher領導下，該委員會做了不少含意深遠的政策建議，有些的確被制定為法律。
這個新的美中戰略競爭委員會共有24名成員，共和黨13人，民主黨11人。副主席是印裔的伊利諾伊州民主黨眾議員Raja Krishnamoorthi 。這個委員會的議程究竟會牽涉到哪些議題還沒有確定，但從其公開聲明來看，美國私部門和中共的互動會是該委員會檢視的議題之一。的確Mike Gallapher 本人在2月1號曾和TikTok 負責美國公共政策的Michael Beckman及其他員工見面，但見面之後Gallapher 還是由幕僚發出聲明指出，他和副主席Krishnamoorthi會繼續推動立法在美國禁用TikTok。
在Tiktok方面則是表示要透過一次簡報就把推動兩年的國家安全計畫深入地解釋是很難的，TikTok希望能再有一次和Gallapher做簡報的機會。TikTok有一份名為「保護美國國家安全」的提案，該文件詳細的說明了TikTok這個社交軟體對保護美國超過一億使用者個資安全所做的努力。
三月會到眾議院作證的TikTok執行官周受資
除了TikTok之外，這個委員會在Gallapher的帶領下還有可能針對下列議題進行調查：（1）美國在某些關鍵供應鏈對中共的依賴，特別是關於資訊科技或是要達成應對氣候變遷相關的。（2）中共政府對美國商業機器的竊取，包括透過駭客，還有美國業界對此如何回應。（3）美國對中共的對外投資或是對美國國家安全、人權有負面後果的私人企業的在中科技合資事業。(4）中共對外干涉與試圖影響外國的動作，包括透過美國的學術機構。
二、決定發表長文為美國對抗中共威脅奠下理論基礎的機緣
在Gallapher具體出手前，可以從他在川普時代經歷波折後發表的一篇長文看出他腦中對中共的定位究竟為何，在介紹這篇文章的重點之前，這文章從構思到問世的過程也很值得根據《華盛頓郵報》記者Josh Rogin所寫好書《天下大亂》中的內容來回顧一下。在龐培奧接替提勒森擔任國務卿時的國務院的政策規劃(policy planning)主任 Brian Hook 是伊朗專家，於是龐培奧任命了哈佛大學博士、之前在卡內基美隆大學任教的Kiron Skinner來代替。
Skinner上任後，在2019年4月24日參加智庫新美國基金會的一場公開活動，主持人是她的哈佛校友、在歐巴馬時期也當過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的Anne Marie Slaughter 。Slaughter 的開場白是國務院政策規劃是「圍堵理論的誕生地」。「每一個擔任此職務的人，都是活在喬治∙肯楠、圍堵政策和馬歇爾計畫的陰影之下。」然後她問Skinner說，所謂「川普主義」到底是什麼?這是川普官員在公開場合被質問最多的話題，因為沒有真正的答案。
Skinner只回答說，它還在「演變當中」，她的工作就是要將它發展出來。「國務院正在草擬一份對中文件，如同肯楠當年以X為名所寫的文件」，她說。「沒有背後的論述，就無從產生政策。本世紀尚未見到此種論述，這就是我們在國務院的工作。如果有這種論述∙那一定是在國務院產生。」龐培奧確實正在草擬一份指導美中關係的文件。但Skinner接下來說「這是與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在作戰，這是美國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她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非白人大國的競爭。」
鬧出大風波很快離職的Skinner就職時站在龐培澳身後
結果因為Skinner提出這個讓人想到已故著名政治學者Samuel Huntington廣為人知的『文明衝突』概念，對她的譴責和嘲笑立刻排山倒海而來，她從此被下令不准公開發言，再4個月後，她因為辦公室行政管理混亂被解職。結果龐培奧想要效法肯楠當年談蘇聯的對中「長電文」一直沒有完成。在Skinner被解職後，這項任務交給余茂春，他是從海軍戰爭學院借調來的歷史學者，是公認的對中鷹派，雖然他也沒有完成這項任務。所以美國對中戰略還是缺了一塊，也就是川普政府－或至少是政府中的對中思想家－究竟該如何解釋北京崛起的行為模式。
川普政府的官員通常只討論病症，鮮少討論病源。博明(當時是在國家安全會議擔任負責亞洲事務的官員)在交接期間寫過「比爾文件」(比爾只是個代號)探討這個問題，他想寫一篇文章公開發表，但他的地位不夠，於是他去找一位老朋友，也就是當時已經在當眾議員的Mike Gallapher來幫忙。它們兩人相識於巴格達，在當陸戰隊情報官員期間共事過，兩人成為好友，後來又一同在Michael Flynn當局長時在國防情報局當後備役。
幾年後，當Gallapher 從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中東事務專業幕僚離職(他有博士學位，懂阿拉伯語），轉任威新康新州長Scott Walter競選總統時的國安顧問。凡是有關中共的議題，他都會找博明幫忙，博明也寄給他一份2015年版本的「比爾文件」。「這份文件，比起我讀過的任何文件，真的迫使我改變作為年輕對外政策專家的關注重點，也改變了我對亞洲的看法」，這是Gallapher告訴Josh Rogin的話。「這份文件是我見過最接近『長電文』的東西，雖然很多人都嚐試要寫過………我這才知道博明比所有人都聰明。」
後來博明進了政府，Gallapher選上眾議員進了國會，兩人還是密切來往，每個月都要共進早餐討論中共戰略。2019年中，國務院的「長電文」計畫胎死腹中，博明和Gallapher決定自己來寫一份，由Gallapher掛名。這篇文章後來在5月的《美國利益》雜誌刊出，名為「中共行為的根源」(當年肯楠的長電文的正式名稱就是「蘇聯行為的根源」）。
三、向肯楠致敬宏文內容的前半部分
在這篇宏文中，他認為中共的行為代表了以一種全方位極大化中共國力的方式卻同是以犧牲美國和盟邦數十年來遵循的自由價值為代價，這讓自由世界面臨一個自肯楠的時代之後沒有見過的威脅。彭斯副總統去年的演說是對這個事實遲來的承認，也是對中共惡行最詳細的說明，但他的演講沒有解釋為何中共要這樣做。70年前，肯楠寫到”蘇聯政策的特色………和其權力的內在本質有關…..會持續在美國眼前……..直到其權力的內在本質改變。”同樣地，要了解中共的對外野心和為何這些野心和自由世界無法共存前要先去了解中共。除非中共政權的內在特質改變，不燃中共就是會遵循傷害美國和朋友利益的政策。
中共行為的第一個根源是歷史，或是中共所信奉的那一套歷史敘述：有兩套說法特別突出，都是真實歷史的政治化版本並透露出赤裸裸的沙文主義、不安全感和帝國野心。第一套說法來自中國過去的朝代歷史，當時中國對整個東亞投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並接受各國朝貢以換取經濟或有時候是安全上的利益。而習近平2014年發表的”亞洲新安全宣言”中他呼籲亞洲人來管亞洲事、解決亞洲的問題並維護亞洲的安全便是呼應這套歷史敘事。
第二套說法是對中國最大的威脅就是中央領導孱弱，以致於引來外人入侵和民族恥辱。當代中共的領導人藉者這套說法為自己的高壓和在邊界擴張勢力合理化。其實在中共之前，中國的統治者便擅長讓敵人沉溺於中國給的經濟好處，中國也成功地灌輸其信念給競爭者，迫使競爭對手的領導人逐漸讓自己的價值觀趨近中國。
這些歷史都對中共的政策有很大的影響，讓中國把其他民族不是看成霸主就是附庸。也讓中共領導人學會培養外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還有去設法操弄外國菁英對中國的看法，讓他們覺得中國的國力是良性對大家有好處的。對內則讓中共處於雖時會趨於分離主義勢力，退回分裂的緊張之中。這些都成為中共日常行為的明顯特徵。
中共行為的第二個根源則常被西方人嗤之以鼻，那就是中共是搞分化的地下組織起家的。中共一創立就是中國境內的一個叛亂組織，在國外也是。這場鬥中的核心手段便是”統一戰線”，一套用各種方法設法影響海外華人、外國政府和其他團體採取行動或支持北京所偏好政策的立場。有時候，中共是透過看似良性的教育或文化組織來進行這些活動推進中共利益。
有時候統戰就是進行非法活動如賄賂和敲詐。雖然統戰工作時源自列寧，但是在中共底下發揚光大。中共在剛起家的時期在軍事上太弱不足以對日軍或是國民黨形成威脅，於是變成都靠搞”情報”(這詞中共常和統戰工作交替使用)。中共也把49年的內戰勝利歸之於地下分化工作所發揮的決定性角色。
John Garnut，一位記者出身的澳洲外交官，他對提醒西方領袖注意中共在民主社會的影響力居功厥偉，他還強調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贏得開國革命元勳的地位不是靠戰場上的戰功，而是靠精通統戰工作並靠操弄黨的敵人的話語、認知和行為贏得勳章的。換言之，中共的根柢與其說是一個政黨倒不如說一個核心任務就是操弄外界對其觀感來奪權的叛亂組織。統戰本身比中共的劣行還更關鍵，它對於黨的身分認同、歷史和在全世界的目標都至關緊要。只要中共統治中國一天，統戰在中共的外交政策中就佔有顯著的地位。
曾擔任澳洲前總理滕博顧問的John Garnut
第三個中共行為的根源是其權力的獨裁本質，像其他獨裁體制的統治階級一樣，中共害怕失去權力。中共覺得自己是在和西方的觀念如民主、普世人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獨立的媒體等作生死鬥爭。中共自覺在進行意識形態鬥爭讓它萌生一種絕對性的安全概念。正如中共觀察家John Mattis 所言，中共尋求完整的安全可以顯現在2015年通過的國安法，當中把”國家安全”定義為對政權、經濟利益和領土完整沒有來自內部或是外部的威脅。而因為共產黨無法透過選舉來換取其執政的合法性，它靠在國內外擴展權力來尋求合法性，特別是透過運用科技來達成社會控制。
總之受到中國歷史、中共自己是地下分化組織的歷史還有對絕對安全的需求，中共天生就充滿對外干預的基因。正如1946年的蘇聯，中共的動機、經驗、偏見和目標都和自由世界無法相容。至少在印太區域中共不相信可以和美國找到一個永久的共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