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培奧在川普政府四年回憶錄《寸步不讓》重點精華(2) 疫情溯源與為何重建阿富汗失敗－超政經好書選#10
一、追查疫情起源後發現案情不單純讓中共暴怒
第一個支持實驗室洩漏理論的強力證據是 2018年國務院的官員參觀了武漢的P4 實驗室，後來發電報回華府說，這個實驗室是個定時炸彈。這個結論法國政府也支持。還有當時的實驗室主任袁智明。到了2020年1月的第二周，當疫情爆發的新聞在中共媒體上炸開時，余茂春發現很詭異的沒有中共的媒體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
余茂春要求調查武漢病毒所和疫情的可能關聯，我同意了。幾個星期後，他帶回來一個檔案夾都是滿滿的公開資訊，如功能增強的研究，還有對實驗室安全的擔心等。他後來又發現實驗室附近的手機訊號在2019年10月中全部消失了幾天，好像這地方便廢棄了一樣。
按照中共過去處理疫情的態度，還有余茂春以及國務院其他人蒐集的證據，我決定在2020年4月15日 在電視上把這些間接證據都秀出來。的確美國的情報官員、國務院官員、國會議員還有不少醫學界的專家都在認真考慮實驗室洩漏的假設。連中共疾病管制局的高福，在2020年3月都曾評論到病毒可能是從一個病毒被加強過的地方跑出來的。
但民主黨人很快出來澆冷水，Chris Murphy參議員說我的評論是被政治考慮所驅動。歐巴馬時代的一個外交官員Ilan Goldberg 說我的評論是美國的假訊息。中共的宣傳機器也開始抹黑我，說我在散播毒素和詭辯。中共駐以色列大使說我的指控就像猶太人當被當世界上各種問題的代罪羔羊。北京更直說我是人類公敵，中共的地下鐵有我的海報上面寫者liar，讓我比在我的家鄉Wichita更有名。
到了該年6月，美中雙方的罵戰達到高潮時，我和楊潔篪在夏威夷見了最後一次面。中共是很氣急敗壞的要求會面，他們應該是想要說服我，不要再提他們想掩蓋疫情，還有其他各種劣行。這表示它們很怕究責，我則要求關於疫情需要更透明。除了疫情，他還繼續扯中共對新疆、香港和台灣的老調。楊表現得好像中共一直是說真話的典範。
他一重調要重回美中對話的老調，這就是CCP要把你的手綁在談判中但自己狂做壞事的代名詞。他對中共掩蓋疫情的辯護，像是一個很硬的罪犯一樣激烈。我能了解美國的左派和中共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把我講成像是瘋子。但連美國的頂尖科學家都對任何疫情起於自然之外的假說懷有偏見，例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主任Francis Collins和Dr. Fauci的郵件來往內容。
二、美國自己的頂尖科學家都想掩蓋病毒人造
在1月31號晚上，有一群病毒學家分析了武漢肺炎的病毒genome後對Fauci發出警告。有一個科學家在郵件中問Fauci”就算這是一連串的巧合，你對武漢的實驗室知道多少，是天然的機會有多少? 是意外放出病毒還是自然的事件? 我是認為70:30 or 60:40”。
一天後，當有一些科學家在網路’會議上提到了病毒在基因上有被動過手腳。但Collins 在2020年2月2號 時警告不要直白地提這種可行性。他寫道“陰謀論的聲音會很快佔上風，對科學國際和諧造成傷害”。之後的幾周，Fauci和Collins 施壓要壓住實驗室洩漏的假說，還有一篇說疫情起於自然的科學論文阻止了新聞界繼續追下去。
在4月16號 在我上電視後的一天 Collins 發信給政府雇用的科學家說在洩漏論越來越有威力下，不知道國家衛生研究院能做什麼來把這個破壞性的陰謀論壓下去。第二天Fauci回信給他說“我現在不會行動，這是一個還在發光的東西，但會隨時間暗掉”。我希望這些人是真心相信疫情是起源於自然 ，但他們是害怕巨大的利益衝突還有一些繞過美國法律幹的勾當被揭露。難怪拿到不少經費的Ecohealth Alliance的研究員 Peter Dazak於2020年2月在柳葉刀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譴責實驗室洩露理論，結果科學界都接受他的說法。
從2020年9月一群國務院愛國者在很苦惱看到WHO和美國的公共領袖都不進行追查後自行集結起來調查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帶頭的是Tom DiNanno－國務院武器管制驗證和遵循局局長－，協助他的是狠角色(bulldog) David Asher。我告訴他們就是follow the facts (讓事實帶者他們走) 、報告真相。
他們和情報界、還有新墨西哥的Lawrence Livmore 國家實驗室合作，並研究各種理論。但負責軍備管制和國際安全的代理國務次卿 Chris Ford在扯後腿
我有感覺他對我和川普有惡意。他很擔心會和所謂的瘋狂陰謀論搭上邊。有進行調查的人告訴我，Ford要他下面的人只是表面上最小限度的配合追查，他還很明顯地想掩蓋美國政府所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強研究。他帶進他自己屬意的科學家團隊來和Lawrence Livermore實驗室的科學家唱反調，這讓追查小組沒有辦法得到清楚的結論。
但到了最後，最大的挑戰是時間不夠了。在2021年1月15號國務院在一個聲明中(fact sheets)列出了幾點國務院非常有把握的事實：第一、好幾個舞和病毒所的研究人員，在2019年8月就已經因為很像感冒的症狀住院 (這是在第一個被登記有案的武漢肺炎病例出現前)。第二、武漢肺炎的病毒和RaTg 13－ 該研究所從2016年就開始研究的病毒－有96.2%相似。最後該所表面上是民營研究機構，有秘密幫解放軍做研究。
到了2021年春天 有更多的科學家出來考慮實驗室洩漏的假說，有三個Ford找進來的科學家 -包括 北卡的Ralph Baric -改變了主意，他們在科學雜誌上連署，要求調查實驗室洩漏的假說。但拜登政府發表的無用、沒有任何清楚結論說病毒是從哪邊、還有怎麼散步的報告，讓對中共究責的希望都沒了。
忘了現在在媒體上表現的像是堅持要追查疫情的人，當初是怎麼對實驗室洩露說不屑一顧。
三、川普政府如何處理阿富汗這個爛攤子
在我宣誓成為國會議員後的兩天，有一個陸軍的中士－Eric Nettleton－我的堪薩斯同鄉在阿富汗被殺，我不知道國務院或是國防部的標準處理程序是什麼。但我想和他的家人通話，讓他們知道，我太太蘇珊和我都在為他們禱告，而他們家的孩子為國服務是崇高重要而可敬的，也是遵循者我們國家最棒的傳統去執行的任務。
他的家人要我和他爸爸講話，我說”這是Mike Pompeo，我打給你，是要告訴你，蘇珊和我都在為您，他的妻子Ashely還有整個家庭失去Eric而哀悼”。但在我講完整句話之前，他爸爸回我說” 眾議員，我們都在為您和您的家庭禱告”，我感到很震驚。他爸爸又說”你眼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做，Mike我們有關注你的競選活動，而我們知道你和Eric 都是遵循和我們家庭同樣的價值，繼續做對的事”。我打給他們家是希望能對他們有點幫助，但他們回報給我的遠超過我能想像，我沒有忘記過這一刻。
到了2017年1月左右 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介入已經和無法保衛美國的利益了。阿富汗更象徵者美國需要調整後9-11的外交政策，不能再重蹈覆轍。就好像我強調要聚焦中共，我也強調要進行阿富汗任務的大幅調整，川普也是想要這個。 他在2013年就發過推文說，我們應該馬上離開阿富汗，不要再浪費人命，我們如果需要再回去，就狠狠的快速回防，但要先重新打造美國。其實在他當總統前他有好幾次，同意還是需要留一些人在阿富汗。一定數量讓人無法輕忽的情報和非傳統兵力可以留者，但要在對的情況下。
那麼美國在阿富汗二十年是一無所獲嗎?第一、我在CIA時直到川普政府的最後一天，問過情報界，到底阿富汗還有多少基地組織的人，這問題不好回答，最後我得到的答案是不到兩百人。在2001年時有好幾萬基地組織的人，現在這些人都跑到伊朗去了。另外就是至少讓首都和其他幾個城市 有比較正常的生活 這也讓美國變得更安全，雖然鄉下大部分還是在塔里班的控制之下。最後，我們讓阿富汗變成不再是恐怖分子可以對美國和西方發動攻擊的地方。
但拜登亂七八糟的撤軍，讓軍人都很沮喪。我要告訴每個在阿富汗服役過的人，撇開政治：第一、你們在阿富汗的效力是崇高、有價值的。第二、你們的犧牲、是在遵循世界歷史上最偉大國家的最好傳統下達成的。第三、你們救了無數美國人的性命。直到2017年，CIA在阿富汗還有很多人。美軍也大概還有一萬五千人。美軍的武裝部隊都很疲憊，退役的陸軍和海陸軍人大概都被輪調到阿富汗六次。
俄羅斯、伊朗和中共都很歡迎美國繼續在阿富汗流血、燒錢、在阿富汗大概總共燒掉兩兆美金。北約盟邦大部分只是派遣輔助性的人員 ，在前線的人數遠不如美軍多，例外是法國、義大利和英國的都有數目差不多的特種部隊，加拿大也有一些貢獻，但在阿富汗衝進人家家門和輔助阿富汗軍隊的責任主要還是落在美軍身上。
阿富汗的特種部隊很英勇，阿富汗的國家防衛與安全部隊也很英勇，但沒有美國和北約的幫忙他們無法完整地保衛國家，結果就是川普總統說地圖上的紅圈圈(塔里班佔領的區域)怎麼越來越大。美國最大的錯誤是把阿富汗部隊戰鬥的條件都設定為有美軍支援，特別是空中支援。我們應該要訓練他們，用嘴把裡的刀打仗，然後身上還有一些小型武器，而不是訓練它們開F-16。我在和塔里班談判時被對口笑說，美國人以為可以以美軍為範本打造阿富汗軍隊，這需要太多高科技武器、指揮控制能力和能夠大規模行動的能力、還需要軍官和士官 不能被收買。
一個專業的阿富汗軍隊有可能在民選政府的配合下打造成功，但美國幫阿富汗建立制度的努力失敗了。2017年阿富汗被國際透明組織列為全世界倒數第三清廉的國家，但根除貪腐也有代價，貪腐是維繫阿富汗政治體系運作的動力。2018 年國安顧問 McMaster說過”總統先生我們必須要留在那邊根除貪腐”。這不意外，他自己在阿富汗執行過這個任務，還在2012年因此被華盛頓郵報訪問。不管怎麼樣 阿富汗總統Ghani 和行政長官背後都各自有一個偷竊美國數百萬美元援助的卡特爾集團。
Ghani 2017年8月到華府時問我，川普是怎麼樣的人。我發現他就是那種在自由派的學術機構拿到學位然後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官僚，他可以把話說得很漂亮，感謝美國的犧牲，但他不是一個受戰亂撕裂、高度分裂的部落國家該有的領導人。他的政治直覺就是個很不亮的燈泡，那種布魯塞爾官僚式的舉止在一個需要自由搏擊冠軍心態的暴力大鐵鍋中根本不適合。
他在成年時期都打過仗的阿富汗部落領袖的眼中，也沒有可信度。當我和部落領導人還有塔里班見面時，他們都很生氣地提醒我，他們在蘇聯直升機的炮火中在馬背上解放國家而戰的經歷，而當時Ghani正 在約翰霍普金斯和哥倫比亞的交誼廳中爽爽過。
Ghani在西方的經歷讓他很會玩弄美國的國會議員和非營利組織，他也在游說公司上花大錢，我說他在華盛頓特區的朋友比在阿富汗多，絕對不是誇張。我第一次見到他時直說 你在K-Street(特區主要幹道)和國會花的時間根本是白費，你應該要和去Herat(阿富汗西部大城，居民主要是伊朗裔的什葉派)和 Mazar-e-Sharif(阿富汗北方最大城，居民混雜和南方以普什圖人不同)的朋友抱團。他把能拿到美國的錢和美國人的支持看成能守住權力、搞貪腐的主要因素，這也沒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援助佔了阿富汗政府的八成預算。但他真正需要的是部落長老和首都權力掮客的支持，而不是華府外交政策圈、世界銀行的掌聲和金錢。
四、川普內部漫長反覆的有條件撤出之決策過程
這樣亂花時間精力和金錢讓我頭皮發毛，我知道我們必須對他施壓，讓他變成他的國家真正需要的領導人。川普常說 “get the hell out”(快點走人)，他把阿富汗的任務看成歹戲拖棚又燒錢，但他漸漸了解，就算很想走，也要用對的方式。他常在說完”我們他媽的走後”，又說”我們需要讓所有的人走，帶走所有的裝備，每一根釘子”。他還會講當房地產商時，他爸爸從工地撿起釘子的事。然後說”我不要看到任何人、任何東西留在那邊”。
當團隊中有人提醒他為了反恐可能無法全部撤走時，他就回”我懂 就像我們一開始做的，留下CIA和一小群部隊，他們可以把轟炸機叫過來，如果塔里班又幹蠢事”。總之在這四年中，他的目標都是三重的：第一、走人。第二、不讓任何人和裝備留在那邊。第三、必要的話，維持小規模兵力，低調的防止有人對美國發動恐攻。
還有人提過不同的提議，2017年6月 班農來CIA找我。他告訴我說，他已經說服總統，阿富汗會變成完全由CIA來執行的任務。他提議的計畫是沒有任何美軍在當地，由我來當當地的指揮官。黑水的Eric Prince也有個提議，和班農告訴總統的很像。他認為讓外包商提供戰機和訓練阿富汗軍隊，他說這樣會減少成本和人命損失，讓國防部不用再碰阿富汗。總統對此很有興趣，但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認為在需要執行多重任務下，軍隊的支援很必要，因此Prince 的提議，考慮到面臨的威脅下並不可行。
結果在18年的夏天，辯論持續在白宮進行。川普喊 get out，國防部長Mattis、國家安全顧問McMaster 和幕僚長Kelly 說 “我們眼看就要獲得勝利”。後來最後川普要大家做決定，Mattis力言要增加兵力，總統聽話了。決定後他在2017年8月21號維吉尼亞的演講中說表達了要打到底贏得勝利的決心，讓很多人嚇到。但演講完，他心情很不好，因為他被從各方批評。右派說他沒有實現競選承諾，而華府主流政客圈很自以為是地說”他終於像個大人了”，或是說他當總統後有長大一點， 這是他最後一次對阿富汗公開發言。
我當議員時去過一次阿富汗，剛當CIA局長時又去過一次，後來在2017年八月去第三次。在Bagram機場還遇到一個叫做Pete的軍人，是我在德國當排長時最棒的下屬之一 。當我回到美國時 剛好趕上在大衛營的國家安全會議就是要檢討阿富汗戰略。總統除了對演講被批還是耿耿於懷外，他對於Mattis和提Tillerson沒有做到他們承諾的事更不高興，Mattis說要加派三千軍隊，但出現延誤還沒有派軍。會後總統要我之後去紐澤西Bedminister對他簡報CIA要怎麼做到他想要的。我有和Mattis說總統的這個決定，我帶了兩個CIA官員去，我們和總統報告了一個很直白的計劃，要修正過去失敗的戰略和一個到底以現有人力能做麼的務實評估。 而且CIA還告訴總統，只要CIA也支援，那麼美軍可以砍到剩下2500人，還有做到他演講中承諾的目標。這個在阿富汗減少八成的兵力變成未來三年目標。
在我變成國務卿後，對阿富汗的關注焦點變從第一線的國家安全事務轉變成外交，在2018年5月初的某一天 總統告訴我”Tillerson(前國務卿)搞我 竟然連個外交計畫都沒弄出來 也沒和(阿富汗)各部落的人談”。我答應他我會弄出一個和平計畫，即使真的做到的機會只有千分之一。總統說”Mike，你必須和這些(部落長老)人談，我們走了後他們還是留在那邊”。總統說的是對的，而我當初”1/1000”的預估恐怕是太樂觀了。
接下來幾個月，我在找適合領導外交行動的人。每個人都說”你會選Zal的”。Zalmay Khalilazd是美國前駐阿富汗和駐聯合國大使，行事風格以隱密和不受控知名。但他在阿富汗長大，又是普什圖(當地最大群族)人，他可以和阿富汗任何要人溝通並且和這些人的大多數都有長期來往的經驗。所以如大家所預言的，我挑了他。
至於在總統的國安團隊中，對以外交手段解決阿富汗問題的意見紛陳。CIA局長Gaspel是最支持對話的，畢竟塔里班在阿富汗會有持久的影響力。國家安全顧問波頓完全反對任何對話。每次總統命令我們展開對話時他都會氣得滿臉通紅。我很清楚一旦我們開始對話，阿富汗總統Ghani就會變成一個敵手。南卡的Lindsay Graham和新罕布什爾的Jeanne Shasheen參議員會跳出來阻礙我們的工作，距離國務院15分鐘內的所有非政府組織都把我們包圍以來以維護提供它們經費的阿富汗當地合約。國防部長Esper和參某首長聯席會主席Milley認為用外交手段是利弊參雜。後來Obrien取代波頓成為國家安全顧問後，他支持對話但也認為這有風險。
當我們在打造對話策略時，還需要和在第一線的行動保持協同。當時這個代號為堅定支持（Resolute Support）行動的指揮官－也就是當地所有北約部隊的指揮官－John Nicholson是從2016就接任該職，是擔任該職最久的人(直到2021被Scott Miller將軍超過)。他和其他很多人一樣都相信行動有所進展，他毫無疑問是個愛國者，但他搞不清楚華府的政治角力還有三軍統帥川普是有多想快點帶美軍離開這個鬼地方。據我所知，Mattis部長從不讓他和川普談話或是見面。這對他很不公平，而川普最後也失去對他的信任。
2018年9月Scott Miller將軍變成此行動的新指揮官，他是我西點軍校見過面的學長，出身三角洲部隊的指揮官也指揮過聯合特別行動指揮部，還在索馬利亞的首都摩加迪休、伊拉克和阿富汗打過仗。他懂得領導統御。我靠他幫忙制定協商的計畫，他靠我在白宮爭取政治掩護來一起執行這個計畫。
我們都明白我們必須完成川普總統的目標，能完成這目標的機會之窗很狹窄，還需要承擔巨大的風險來完成，我們更明白我們不能完全撤走直到情況許可。國務卿和一個在第一線的四星上將直接合作是很少見的，但從這本書的各種談到的事例可看出我們不墨守常規。Miller將軍和我嘗試執行美國過去老是沒做好的任務：同時作戰和談判。
過去的經驗是當和談開始後，第一線的軍事行動就放鬆了下來，”撤退回家”的計畫就變成主秀。在戰術上我們就失去了嚇阻力。Miller將軍和我都決心要完成川普總統的目標但又要對塔里班造成夠大的打擊來保護我們的部隊並維持阿富汗政軍結構不至於垮掉。我和Zal一起擬出的外交行動戰略有四個基本但只是部分為真的前提：（1）某些塔里班的派系出於自利的動機對和解有興趣。（2）可以保住阿富汗的政府，可以重組政府好把塔里班納入。（3）巴基斯坦不會把和談過程搞砸，因為美國可以靠棒子和胡蘿蔔確保巴基斯坦(還有印度)的利益在最後協定中得到確保。（4）美國會公開強調在阿富汗的軍事駐紮是看情況而定，這意味者我們不會把軍隊都撤走除非我們塔里班執行協議的進展感到滿意。
這任務根本是走高空鋼索，每次川普總統提到要撤走，塔里班就很大膽的放手坐等美軍離開，一槍都不用開。Ghani總統認為任何協定都會讓他失去權力，所以他花了很大的精力阻擾協商。有一次我在喀布爾見他，當時他不願意認真協商，我警告他如果他不參與和談過程，美國的1億美金援助會被扣住。結果我還沒登上離開的飛機，就有超過5個參議員打給我說這樣做會毀滅整個世界。除了Lindsay Graham ，我相信一定還有國務院不支持我們努力的官員要Ghani趕快去提醒國會。
後來在協商的過程中，我們發展出兩個不錯的主意有助於達成最後的協定。第一是用我們的軍事力量確保塔里班了解我們不接受談判過程中出現暴力事件。例如如果Miller將軍通知我們塔里班移動到距離重要地點太近時，Zal或是我會通知塔里班的政治領導人Mullah Baradar他有兩小時處理這件事。如果他不管，我們會讓他的人當場嚐到彈如雨下直到他聽懂我們的話為止。
第二個嚇阻塔里班的元素是川普總統的放話，他告訴塔里班說如果在和談過程中傷害到美國人，他會用”核彈把他們轟回石器時代”。這樣說當然有誇張的成分，但傳達了美國是玩真的。當塔里班在2019年9月在喀布爾引爆炸彈炸死一個美國人和十一個阿富汗人後，我們馬上退出協商好幾周。在這段時間，我們升高了在地面的攻擊行動。塔里班便領悟到我們和他們的協商和它們如何行動還有我們要幹掉它們多少人直接掛鉤。
總之當我回想我們如何在幾個月內成功把部隊人數從15000人撤到剩2500多人，同時又沒有美國人傷亡，撤走的地方也沒有被塔里班蹂躪時，關鍵就在外交與軍事力量的同時協調運用。而且我們想盡各種方法找到一條路做到別的美國政府做不到的事：讓阿富汗政府和塔里班進行實質的談判。而當談判加速進展時，Ghani一直讓人很頭痛。我遇過那麼多世界領袖，我最不喜歡他。這樣說可是還把金正恩、普丁和習拿進來一起比。但Ghani完全是個害美國人白白犧牲的騙子而且只專注於保全他自己的大權。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他願意為他的國家冒險，只要這對他的權力產生威脅。這讓我非常反感。
最後在Ghani和很多華盛頓主流菁英的反對下，在2020年2月29日我飛到卡達的杜哈去參加美國和塔里班的和平協定簽約儀式，其實國防部長Esper同時還執行了另一項較少人注意到，是美國和阿富汗政府之間的類似協定。之後在3月3號，川普總統寫下首次和塔里班政治領袖Mullar Baradar通話的歷史（但也惹怒不少人）。Baradar先感謝總統承諾從阿富汗撤軍，川普很快回說”你們一定要遵守協議中的承諾”他還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不遵守關於基地組織和恐怖主義方面的承諾，美國會讓他們的日子過得像在地獄一樣。
但其實美國和塔里班簽約還是整個和談過程中較為容易的一部份。讓阿富汗政府、塔里班和其他的群體共同來創造和平才更難，其中一個難關就是2019年9月的總統大選無法確定誰勝選。表面上的計票結果是Ghani打敗了阿富汗的行政長官Abdullah Abdullah，但實際上只是Ghani買通了更多選民和更多的計票人員。在Miller將軍的要求下，我在2020年3月23號飛到阿富汗告訴他們兩人必須要找出妥協方案，否則我會告訴總統馬上開始撤離，從刪除每年50-60億美金的美國援助開始。
這是貨真價實的最後通牒，這些援助對地方領袖來說就是中央來的”會走路的錢”，說難聽一點就是賄賂，但美國援助在阿富汗社會能發揮的作用的殘酷真相就是如此。我們最後先推遲了10億美元的援助來證明我們不是說說而已。到了5月，Abdullah讓步，終於有了個阿富汗政府。
同年4月，按照美國－塔里班的協定，Miller將軍一路把軍隊人數先減少到8600然後又減少到7000人。接下來如果塔里班遵照協議，那麼就會把軍隊撤到剩下4800人，到了秋天會撤到剩下2500人。雖然在阿富汗內部的和平進程卡住了，但我們建立了嚇阻大規模攻擊的嚇阻機制。塔里班的確超過一年沒有對美國人進行情節嚴重的攻擊，終於不用看到裝者為國捐軀英雄遺體的棺木送達Dover 空軍基地。
但川普總統要的更多，每次他和國防部長(後來變成代理部長Chris Miller)要求進一步撤軍時，部長會告訴他還有條件和目標沒有完成。我們很清楚首都喀布爾會很快陷落，我們還抬出當年西貢陷落的往事來提醒總統事關重大還有阿富汗政府垮台的速度會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