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Metoo运动又一站：文化界的昨日旧梦和取消清算
「与女性主义亲近的文化工作者被指责性骚扰。在否认、道歉之后，#MeToo运动的未来将会怎样？」
（侯奇江，中国文化现象研究者、评论人）
“走过危机四伏的成长，我们每个人都是青春的幸存者”。重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2018年第1版），编剧史航的这一句不痛不痒的推荐语赫然在列。相较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所触及沉痛的社会议题，和这本书在中文女性主义集体意识中符号性的地位，史航这青春小说式的评价显得漠然、不合时宜甚至有几分文不对题。直到近期，史航本人被至少26人指责疑似性骚扰时，他这句书评就像谶言，显得讽刺而又顺理成章。很多人怀疑他没有看过此书。现在，他是否知道自己已成书中人？
近日，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波#MeToo（“我也是”）浪潮。除了编剧史航之外，编辑范新与自由撰稿人宗城均被举报，举报人称他们实施了包括强奸未遂、强吻等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与刻板印象中，性侵害者/性骚扰者应是对性别平等毫无觉醒意识的男性不同，这次的男性则是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女性主义议题密切的相关工作。
范新所在的出版公司“一页”以出版女性主义相关议题的书籍见长。在第七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他被评选为2021年年度编辑，称“以编辑为业的是‘日常’里最为密切地与文字、文化、文明、常识、逻辑、审美、世界观打交道的人”。而宗城本人支持#MeToo运动，近年来数篇撰稿评论或谈话涉及了阿廖沙北影性侵案、鲍毓明案、由JK罗琳引起的关于美国取消文化的争论等话题，这些都是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热门议题。
紧随当事人面对性骚扰指责的回应，他们相关的同事、所在的公司、合作伙伴和作品的争议仍在继续。中国#MeToo运动终于开始踏入了关于“取消”和“清算”界限何在的讨论，这是#MeToo行动中争取性别平等向前的一步。然而，道歉之后，#MeToo运动的推动和性别意识的变革无法只框定在女性群体内部，自然也始终无法回避男性伙伴的争取和重建规则的问题。
我们要怎样继续与父权制斡旋，解决仍将长期存在的性别矛盾和冲突，在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过程中开辟新规则占领新领地，让性别平等不仅仅成为深入人心的信念，也成为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的原则？
意识的落差：觉醒还是在旧梦中装睡？
史航不但把议程又设置回了“到底什么是性骚扰”的原始起点，他深谙舆论场流行“受害者有罪”的惩罚，也假借保护受害者、不愿意迎合“受害者有罪论”的借口暗示受害者有过错。
史航承认自己是俗人，但否定了性骚扰的指控。他说自己和那几位女性的互动是“风流交谈”和“门内的情调”。作为所谓的文化名人，史航流露出一种陈腐的性别观念，试图以才子追求佳人的说法美化、正常化性骚扰。佳人才子的叙事原型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前朝遗物，史航是装睡不醒带有性别歧视的今朝人。不论男性怎样沉溺于父权的昨日世界，在今天，修辞也难以赋予他骚扰“佳人”的合理性。史航在自欺欺人地尝试定义这些发生的事情时，也变相地承认了这些事情真正发生过。
然而，这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观念落后”的问题。史航不但把议程又设置回了“到底什么是性骚扰”的原始起点，他深谙舆论场流行“受害者有罪”的惩罚，也假借保护受害者、不愿意迎合“受害者有罪论”的借口暗示受害者有过错。
近期各方反应所引起的 “到底什么是性骚扰”的讨论仍然在在认知层面上提供科普式的理论资源，驱动和促进这场关于性别观念的变革。许多媒体反复普及性骚扰的定义，并强调表面的“知情同意”在受到不平等的权力所预设的等级结构下的无效性。处于不对等权力关系下方的受害人因为职业和人际关系等种种顾忌，不敢拒绝富有名气的“大人物”。
对细节的执迷会导致对宏观结构的忽视，性骚扰的认定并不是几张微信对话字里行间的文字游戏，更不仅仅关于个人在某个特定时刻的暧昧态度或者行为表现。当史航以一个“知名编剧”的身份出现时，父权制的等级秩序早已为他实施性侵犯搭好了脚手架。
与史航相比，范新与宗城的案例则展示了在性别意识上“知行难以合一”的认知失调。
与史航相比，范新与宗城的案例则展示了在性别意识上“知行难以合一”的认知失调：一方面是招牌式的女性主义平等性别意识、可以带来明确市场回报的道德和名誉资源；另一方面是难以割舍的既得利益和性别特权。因此，他们在公共角色中支持平等自由等现代意识，在私下却仍然利用性别特权侵犯他人。
面对水平参差不齐的男性盟友，不论他们是否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还是持有基本的朴素性别平等观念，当他们利用女性对共同信念的认同换取信任和利益，反而实施侵犯时，人们自然有愤怒和背叛的感觉。这种信任损害也说明了不合作的拒绝态度的确是一个现实的、合理的反抗策略。连那些看似性别意识已经改善的人都是性侵害者，我们怎么能不失望。
全盘否定、全然放弃男性群体，干脆进入一个没有男人的女儿国生活，是许多女性主义者受到伤害后不能原谅、不愿原谅的情绪和态度。但退一步讲，我认为并不存在没有男性参与的男女平等。即使隔离了生理性别中人类的另一半，我们也无法清除那些内化于许多女性同胞思想深处的性别歧视。正如“为国捐精=无瑕疵女性主义者”的评价也来自自认为是女性主义的精英女性，这些相似但不同的矛盾也说明对女性主义的挪用、利用并不受到生理性别的限制。尽管性别意识存在落差和性侵害女性不可同日而语，但不论男女，女性主义沦为装点门面的生意经和流量密码是久盛不衰的议题，这样的信任危机还要持续很久。
即使隔离了生理性别中人类的另一半，我们也无法清除那些内化于许多女性同胞思想深处的性别歧视。
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性别意识的变革究竟要如何动员更多同伴，让他们和她们成为性别平等的行动体——不仅在观念上认同性别平等的理念，同时在行为上践行这些原则？我们如何让更多人真正地拥抱进步，改善社会，而不是借此投机取巧地谋取个人的私利？
人们不可能整齐划一地经历“觉醒”。性别意识的变迁过程自然会出现高低反复，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依照性别平等的原则来践行日常生活实践，对不同的群体而言有着不同的 “成本”和“收益”。
当一部分人已经决定采取行动进行坚决地反抗时，另一部分人尚未经历现代性别意识的启蒙运动，或者选择闭上眼睛把思想冻结在过去。当一部分人仍然在性别歧视带来的不公不义中挣扎，另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抢夺操纵女性主义的定义，并以此服务自己的利益。#MeToo运动的扩散和动员，面对的是对性别平等的认知普遍存在差异的现实世界。物化女性的性别歧视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旧习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也会存在于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群体里。
文化界之所以有更多的“女权男”，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暴露于充分的认知资源、处于相对宽松的性别政治环境，也因为女性文化市场和带有政治认同性质的消费行为直接为他们带来了现实回报，与他们的工作和劳动所得息息相关。对于这些男性，女性主义曾经给出了简单直接的利益激励。同时，高校、文化界或广义的“私营部门”暴露出更多的#MeToo案件，不能说“文化圈很乱”，只能说当性侵在全社会普遍存在的时候，这些领域有更多的反抗机会。
五年来，MeToo运动在舆论上掀起的浪花，不同程度地在社会认知上撕开了缝隙。但是，同样的舆论条件下，个人的认识和行为仍然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我们究竟要通过哪些方法，提供怎样的反馈和动员，建造一个具有正负反馈的“反馈环路”，让性别平等意识得以取代父权观念，真正改变人们的性别互动和社会合作，终止性别暴力和性犯罪，以性别平等的方式顺畅运行？
控诉的策略：小作文的积极意义和难题
令人欣慰的是，凭共情唤起的道德资源形成了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其中一些文字的真挚情绪和深刻剖析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这是一篇标准的小作文”、“我不是完美受害者”……近期这几轮性骚扰事件中的当事人在写下控诉文章或发出言论时，都清醒地预设了来自舆论的反应和将要面临的各种价值判断。令人欣慰的是，凭共情唤起的道德资源形成了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其中一些文字的真挚情绪和深刻剖析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同样重要的是，短时间内高达二十多人控诉史航，这惊人的数字说明性骚扰有令人发指的普遍性，这些指控正形成相互的验证。微信聊天记录和其他证人的在场，对宗城和范新的事件而言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法律等正式程序之外，#MeToo运动借助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最常借助网络控诉的策略。这些行为策略有很多种污名化的名称：“写小作文”、“微博升堂”、“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确，不论出于对同胞怎样的天然信任，性侵举报在取证取信的过程中没有捷径可以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控诉和自我言说的行动策略是错误的、无效的，它的存在与程序正义也不一定构成取舍的冲突关系。我们在许多#MeToo案件中看到了舆论控诉与司法程序的同时发生。
反性侵实践中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我们缺乏稳定有效的制度安排。性骚扰、性侵犯普遍存在，定罪率却很低。举证标准太高，损害赔偿太低。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偏见，取证等程序也困难重重。除了网络通讯可以留下聊天记录的白纸黑字，在隐匿角落里发出的骚扰行为和侵犯语言很难被记录或监控。
再考虑到报警和启动法律程序的二次伤害和高昂成本，本应该由法律、规则等正规制度安排来惩戒惩罚的犯罪行为，往往得不到实践。网络揭发或者控诉成为一种现实的替代性选择，对于很多受害人而言，这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正式制度的空缺，这种非正式的手段也就显得更加珍贵。
清晰严谨的证据是一个法律的技术手段。但是诉说、言说和讲述更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过程，是一个政治化的努力尝试和发声实践，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的政治反抗。
为了避免一种常见的对立思维，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清晰严谨的证据是一个法律的技术手段。但是诉说、言说和讲述更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过程，是一个政治化的努力尝试和发声实践，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的政治反抗。作为松动现有规则的现实策略，女性和其他群体通过对这些细微日常和情感主体的申明才能重拾主体性，凿入一支尝试松动父权社会的楔子，打开裂缝，承认被否定的、诉说不可说的，为霸权主流带来异质性的力量。
“#MeToo我也是”的网络接力和呼应，传递出自我觉醒的反抗姿态，同时连接了有着类似经验的共同体。作为舆论的热点公共事件，#MeToo事件为所有参与网络公共生活的旁观者都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视角，发生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是为数不多的向父权制社会生活和现有的权力结构表达负反馈的方式。“取消”和“清算”都以一种非正式的道德和利益惩罚，说明性别歧视有行为成本，性侵害就是要付出代价，进而把性别关系和亲密模式向性别平等的方向调整。正是这些诉说和控诉挑战了原有的性别关系和社会角色问题，重新构造了性行为的边界和合理性。
在目前的阶段，因为手头资源的有限，人们往往对法律抱有过高的期望，希望它是帮助我们惩戒性侵的武器。但它实际上更是#MeToo运动尝试改善、改变的对象：尽管这两年有所进步，比如出台一些指导性文件，《民法典》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有义务防止性骚扰，但现实实践中鲜有有力的执行案例。其它现有法律和行政干预中，因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也常见保护性歧视。中国法治环境和司法不独立的现实，也让许多#MeToo案件的审理雪上加霜。
但法律不是调节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让性侵犯得到来自法律的惩罚亦不是#MeToo运动反对性侵的唯一目标。正因为控诉和言说把原本私密的“门内情调”公开化，这些讨论把性侵带入了规范化的权利和知识领域。控诉让我们能在这种公共争辩中重塑观念，再造行为和社会关系。
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解决方案，#MeToo运动也不能只停留在情绪地宣泄和一味地批判中。正因为其存在缺陷，它必须、也一直在召唤法律和制度等其他正式手段的弥补和纠正，保证每个人的性自主和性安全而不是少数人的。
这些年来，正是这样此起彼伏的性侵控诉促进了性别意识的进步，丰富了性别表达和反抗的话语。但是女性的权益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性别平等的情况并没有质的改善。目前常见的性侵案类型单一，这种行动策略的受益者，大部分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都市女性。网络控诉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无法立刻获得网络注意力的其他群体，很多举报人依然承担二次伤害和恶意报复的风险，性侵罪责的认定受到太多其他因素影响，“社会性死亡”、“取消”和“抵制”的所谓惩罚难以准确合理地与过错或者犯罪程度对应量刑。
正如控诉式的网络行动所面临的批评所指出的那样，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解决方案，#MeToo运动也不能只停留在情绪地宣泄和一味地批判中。正因为其存在缺陷，它必须、也一直在召唤法律和制度等其他正式手段的弥补和纠正，保证每个人的性自主和性安全而不是少数人的。它必须建设性地系统性地迈入制度安排的下一步，加入更多的公共辩论和审视反思，在声援和感情支持之外为受害者提供更多的专业指导和帮助资源，在惩戒施害人时同样促进对应的教育和改善，并且扼杀和阻止潜在的性侵。
否则，我们只能筋疲力尽地原地打转，消耗呐喊的声量，却无法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
道歉之后，#MeToo运动下一步
出版社的品牌应该、或者说能够与创始人割席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果公司停止运营，底层员工付出失业的代价，对他们公平吗？我们怎样在未来的#MeToo性侵案中确定“取消”和“抵制”的边界？
在近期的案例中，范新和宗城的道歉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表示将要退出目前的工作。但对于所在的公司、同事的态度，以及对他们作品的看法，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出版社的品牌应该、或者说能够与创始人割席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果公司停止运营，底层员工付出失业的代价，对他们公平吗？我们怎样在未来的#MeToo性侵案中确定“取消”和“抵制”的边界？这也是#MeToo运动在创造性地、建设性地进行性别平等的制度安排中，无法回避的考量。
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性侵举报中，网络行动和声援仍然会长期成为#MeToo运动的方式。但在控诉和共情、接纳和批评之外，我们如何开辟新的权利空间，用一种更优的方式团结各方力量，争取正当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当有着充分的认知资源和社会支持的群体开始采取行动反抗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更加森严的科层制和威权体制内，或者更偏远的乡村底层，或者在传统异性恋的范式之外，性侵等性别暴力仍然在发生。来自不同背景的被侵害者是否有机会反抗？她们或者他们有何渠道可以控诉？
自从2018年罗茜茜勇敢地拉开中国#MeToo运动的序幕，关于性侵的举报、控诉，相关的网络行动和公共参与，逐渐重塑人们关于性别的道德、意识和实践。这五年来，前人的努力为反性侵积累了宝贵的社会经验，沉淀下许多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但许多案例仍僵持不下或不了了之。受到政治环境的管控和自由言论的压制，#MeToo案的一些胜利也戛然而止地消散于舆论空间，无法得到充分的讨论。
时至如今，#MeToo运动仍然是一场进行中的关于性别文化的变革。这场变革不仅仅关于公共生活中的相关法律和规则，也关乎日常私生活中行为的界限——不论是在公开的职场、学校还是在私密的床榻或约会的角落，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必须停止，男性中心主义在性别互动中的自以为是必须停止，利用不平等关系谋求性剥削的男性霸权必须停止。职场环境和人际压力不应再掩盖或助长性胁迫、性侵犯和性犯罪。性追求和性表达的前提，都应该以尊重他人意愿为起点。
在这个过程中，保守主义的反攻和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和抵牾也将长期存在。我们可能要经历多次不成熟意见甚至是多个错误意见之后才能抵达一个性别平等的世界。
然而在达到这样的社会理想之前，我们仍然要面临许多富有争论的问题。性别社会观念的变迁有赖于相关议题的利益分配、道德资源认知和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安排。我们如何向更多的同胞伸出性别平等的橄榄枝，在朴素的性别道德观念上形成更现实的激励，设计出一个开放包容和自由平等的性别互动模式？当大家普遍对性别交往感到困惑或愤怒时，我们怎样弥合认知差距，尝试破除掉父权制的旧框架，寻找到新的足够坚实的合作模式？在引以为戒的负面案例之外，我们还能否发现可以寄托希望和带来慰藉的理想模板，治愈父权制给人们带来的创伤？除了规范校园职场等场景中的交往模式，人们之间到底要怎样追求、相爱、共同生活？
形成普遍深入人心的平等理念和性别互动模式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保守主义的反攻和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和抵牾也将长期存在。我们可能要经历多次不成熟意见甚至是多个错误意见之后才能抵达一个性别平等的世界。这仍将是一份长期而辛苦的工作，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守男德”或其他保守方案可以粗暴解决的。尽管困难重重，勇敢的人已经启程，站出来说出MeToo需要勇气，但让这场变革继续下去也需要毅力，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