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香港不单是信仰，还是社区影响力、政治乃至商业。」

特约撰稿人 陈楚楚 实习记者 余达志

是日农历四月初八，是称为“浴佛节”的佛诞。相传佛祖出生时，天上有九条龙喷出清泉为他沐浴。对很多打工仔来说，这天是难得的休息日，对佛教徒来说，他们在睽违三年后终于在疫后为佛陀庆生。

佛诞是香港每年13天法定假日之一，两岸三地仅有香港如此，而在香港六大宗教中，佛教是除基督信仰外唯二拥有公众假期的宗教，体现了佛教在香港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

佛教在香港不单是信仰，还是社区影响力、政治乃至商业，但未必为公众所感知。端传媒整理公开资料，从数据和图表的角度切入，一探佛教在香港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佛教全港最大？没有精确数据

在香港，有所谓“六大宗教”的说法，即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佛教、道教、孔教和伊斯兰教。根据《香港年报2021》，全港有超过370万市民有宗教信仰。当中，佛教和道教并列为最多信徒的宗教，前者信徒“约100 万人”，后者则“逾100万人”。换言之，每七位港人就有一位是佛教徒。

然而，港府的大型人口普查并不包括宗教信仰，而政府就宗教信仰的数据主要由宗教团体提供，大部分数据并没有划一及清晰公布的统计方法，因此常常受到质疑。除了政府的统计数据，坊间和学界就佛教的统计数据付之阙如，最新的一份可能是2010年道联会委托港大民意的调查计划。该研究电话抽样访问了逾一千名港人，最多人自称是基督教（17.1%）、佛教徒（12.5%）和天主教徒（4.9%）。以此推算，香港现时估计分别有126万基督徒、92万佛教徒和36万天主教徒。

一位曾服务于佛联会的学者曾撰文谈及佛教统计的问题，他提到高永霄居士于2002年仍然称佛教徒有50万，与他在1975年的估算一样；到了2007年迄今香港政府新闻署则说香港佛教徒超过一百万。该学者披露佛联会需为政府新闻处提供佛教徒数据，他曾向上司秘书长请教数据来源及其真确性，但秘书长也不置可否，最后他推测此事相信与提升佛教在社会形象有关。

寺庙400，但僧人青黄不接

作为英国殖民地，基督信仰在香港拥有很强的社区影响力和能见度，这表现在宗教场所、教育和社会服务机构的数字上。佛教在社区虽然没有基督信仰那么显眼，但仍然有广泛的存在和深厚的历史根基。

据学者研究，近现代佛教在香港的发展可分成清末至战前时期，战后复兴期（1945-1960年代） 、鼎盛期（1960-80年代）和百花齐放时代（1980年代至今）。战后香港曾是大陆佛教人士的避风港，有大批北僧南下，他们有些留在香港，有些回到中国大陆，还有些视香港是中转站，继往台湾、东南亚等地。在战后复兴期，受到破坏的寺院精舍重修，新兴的佛寺道场涌现，佛教界亦参与办学、救济贫困等活动。在1960-80年代，香港佛教随著大陆僧侣在难民潮来港更兴盛，佛教参与大型社会服务也更加活跃，如主办中小学、老人院和医院。在社会福利政策尚未完善时，佛教的慈善事业补足了港英政府的缺失。

自1980年代开始，外地佛教团体纷纷涌入，令香港佛教出现了多元化发展乃至良性竞争的局面。当中台湾的佛光山是最重要的团体之一，自1983年在何文田成立佛香精舍开始，信徒日多、弘法活动增加。1991年开始，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每年都在容纳两万人的红磡体育馆演讲弘法，直到2006年整整二十年从未间断，令香港成为佛光山走向国际的重要驻点。

佛教在香港发展多年，据香港年报数字显示，至今已有超过400间佛寺和道场，是位列基督宗教之后第二多宗教场所的宗教。这些佛寺有些隐身在新界和离岛的深山野岭，如并称“香港三大古刹”的屯门青山禅院（今称青山寺）、元朗灵渡寺和凌云寺，有些则在市区街头，甚至位处商住两用大厦上面。近年比较著名的佛寺是李嘉诚出资兴建的慈山寺，该佛寺在2015年向公众开放，内有76米高的如意轮观音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香港佛教信众和寺庙数量俱多，但佛寺却处于“寺多僧少”的困境。随著移民来港的僧侣或年老或去世，佛教界面对人手传承青黄不接的问题。学者邓家宙曾在访问表示，香港寺院职事需要邀请其他道场的僧人挂名充任的情况，颇为常见，而近年香港寺院多透过大陆相熟寺院，邀请有潜质继续的年轻僧人，安排他们申请来港，以待将来继承寺业。

“我经常讲一个笑话说，香港人说了，捐钱也可以，学佛也可以，出家就不可以。”身为政协委员，释宽运指香港的出家比丘不到200人，僧才严重不足，于是提案给大陆僧人移居香港名额，并为他们赴港提供保障。

除了以寺庙，佛教在香港还以学校和社会服务机构的方式深入社区。据香港教育局的数字显示，佛教团体是本地重要办学团体，佛教背景的中学、小学和幼稚园近50间。至于专门开办佛学课程的大专院校有四所，当中香港大学在2000年设有佛学研究中心，而香港中文大学也在2005年和佛光山合作，共同组成“人间佛学研究中心”。

在社会服务机构方面，社会福利署的数字显示佛教背景的安老院舍和长者邻舍中心有24间，青少年中心则有1所。至于医疗服务，佛教团体有6间中医诊所和1所佛教医院，即1970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间佛教人士开办的现代化医院。

爱国爱港爱教：香港佛教的“政治时刻”

在香港，佛教团体和领袖和政治的关系非常特别，交织在战后香港国共对垒、殖民地文化冷战和主权移交等重大事件中。发展至今，香港佛教团体和领袖已成为香港“爱国爱港”阵营的重要一员。

战后香港最重要的佛教领袖是觉光法师（1919-2014），他在1966年-2014年担任香港主要佛教团体佛联会的会长。在冷战时期，佛联会政治倾向为“亲台”，一个例子是1968年联同美国资助、服务于反共需要的的友联研究社出版《中国大陆佛教资料汇编》。在序言中。觉光法师更批“神州河山，沦入极权统治；佛门子弟，随陷共党魔掌”。

这种政治立场随8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而变动，当时香港佛教团体亦陆续北上交流，如1979年释智慧就以宝莲寺名义，率团访问北京，被形容为恢复中港宗教交流的港“破冰之旅”。在1984年8月，六大宗教联合会要到北京会见邓小平，觉光法师感到内心挣扎。据台湾的白圣法师日记，觉光法师曾问他，“去我不愿意，不去在香港今天的地位，又不可能，真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觉光法师还是去了，并作为代表团在北京见证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翌年，觉光法师被委任为23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香港委员之一，有份制定这份决定香港后九七根本制度的宪制文件，尤其是宗教条文部份。据台湾的白圣法师日记，觉光法师和他谈及，自己参加起草委员，是佛联会大家讨论及他自己考虑的结果，他为香港几十万佛教徒的利益，更为现实环境所逼，他不能逃避，只能答应。

和北京密切的来往引起台湾的注意，觉光法师于是和白光法师到华侨旅行社（即台湾政府在香港的单位）解释。后来，觉光法师对白圣法师表示，“现在香港除了是几个（基本法）起草委员外，还有一百五十个（基本法）咨询委员。这些人都是香港各界领袖，我和他们并不相信共产党，而是为的香港将来的前途，希望台湾当局不要看错了方向。”但之后，佛联会亦更改刊物的民国纪年，并拒绝台湾佛教团体的捐款。 在1997年前的过渡期，觉光法师完成基本法的制定后，还出任多项公职，配合香港的主权移交日程。“兴教愿问政，问政不参政”——这是觉光法师自言在政治事务的态度。

对香港的佛教团体来说，香港从英国殖民地转成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是重要的历史事件，甚至标志著不同宗教团体——尤其是西方宗教和东方宗教的重新定位。在7月1日回归当天，佛联会在香港大球场举行“庆回归祈福大会”，四万名信众出席，是香港佛教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在场刊中，释觉光法师的文章〈香港佛教新转机〉表达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佛教徒一改‘冷漠’态度而热情高涨起来！这是因为一直受到压抑的缘故，在宗教地位上受到不公平对待，‘洋教’有丰盛的节日，而佛教连‘教主诞辰’都未能获得‘公众假期’，这是厚此薄彼的殖民地政策所致。” 这种厚此薄彼的宗教待遇，终于在1999年的佛诞成为公众假期而“翻身”。

自六十年代开始，香港的佛教团体就积极争取佛诞成为公众假期，但港英政府未有回应。在九十年代，佛联会开始转向北京争取。在1994年5月，香港佛教僧伽会会长释绍根长老联同佛教联合会会长释觉光长老北上，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港澳办官员会面，指出在回归前把佛诞列为法定假期，可表明特区政府落实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决心，从而稳定人心，减少社会震荡。据前特首梁振英忆述，在1996年特区筹备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外长钱其琛曾在会议结束前问有没其他问题提出，觉光法师就站起来将香港回归后应将佛诞定为公众假期的道理娓娓道来。

在九七后，虽然港府无即刻将佛诞定为公众假期，但在主权移交后一年，就以立法形式颁布，1999年起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为公众假期。自2022年开始，佛诞更新增成为《雇佣条例》下的法定假日。

踏入2000年代，香港佛教团体的另一个“政治时刻”在法轮功问题的取态上。1999年，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以“邪教”之名强力取缔。作为法轮功成员活跃的地方，香港一度吸引来自全球近千名法轮功成员在此集会。在争议中，佛联会成员多次撰文批法轮功是“邪教”。在2001年，立法会就“取缔‘危险教团／邪教’”问题展开辩论，佛联会成员亦在立法会发言支持反邪教的立法。

在很大程度上，香港的佛教团体在九七后成为支持政府的重要建制力量，也实践著“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原则。在2020年，佛联会“鼎力支持”港区国安法立法；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后，佛联会呼吁信众及辖下单位人士在立法会选举投票；在2022年，习近平访港后，佛联会会长释宽运出席中联办举办的“香港社会各界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在现时中港政府的架构中，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释宽运是港区全国政协的“特邀香港人士”。至于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及选出行政长官、提名立法会候选人及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1500人）中，宗教界设有60个席位，当中佛联会拥有10个席位。

香港佛教有座大屿山，北京统战有座天坛大佛

大屿山是香港最大的岛屿，也是著名的佛教胜地——这里山岳连绵，四面环海，是与世隔绝的静修之地。但也正是此地，佛教和现实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

在清末，因为大陆政治动荡的缘故，佛门中人多透过海路南来大屿山隐居修行，战前所开的禅院、精舍静室便有26间，当中包括鹿湖精舍（1883年）和宝莲寺前身“大茅蓬”（1906）。佛缘始开，经过多年发展，现时根据华人庙宇委员会的统计，大屿山有近70所注册佛寺，是香港佛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由于华人庙宇委员会并不管理所有寺庙，大屿山实际的佛寺数字一定更高。根据一篇报导，大屿山昂坪、鹿湖、羗山、地塘仔、灵会山（万丈布），合称五大禅林，大大小小禅院、静室、精舍估计最少有三百多间。

在大屿山的五大禅林中，昂坪商业味最浓，和政治的关系也最紧密，当中的主角是宝莲禅寺，它是全港占地面积和建造规模最大的寺庙。根据一篇报导，宝莲寺在2019年的总资产高达14亿港元，全年总收入约1.06亿元，其财政实力堪比很多上市公司。宝莲寺发展到如此规模，天坛大佛——这座全球最高户外座佛的建成是重要一章。在1974年，港府以低价批地给宝莲寺，留作兴建大佛。然而，兴建大佛所费不菲，兴建也具相当难度。其时积极统战香港统战各界人士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看到机会，从中积极帮忙，以佛促政。

一篇文章就披露北京如何透过资金来统战佛教：在2002年，释智慧曾称，八十年代初，宝莲寺自台湾方面筹得一半资金，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知道后，派统战部官员阻止，最后议定由北京出部份资金兴建大佛。此文同时引述《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指80年代末大佛工程因资金缺乏而搁浅，日本方面一度提出无偿铸造，最后同样由统战部阻止，并由北京为宝莲寺筹组资金。除了资金的支持，中国军工企业参与复杂的大佛工程同样加强了中港之间的联系。

八十年代负责香港统战的许家屯曾言：“商人的政治倾向，往往是和他的生意‘挂钩’。生意上、融资上，得到谁的支持，往往就倾向谁。多家支持，就看谁支持的多。”某种意义上，宗教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

作为大佛工程的召集人，宝莲寺的释智慧在九七后当选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其后又获委任为离岛区议员。

寸土寸金，佛门深度参与私人骨灰场营运

近十几来，香港佛门一件引人关注的事是，很多佛寺成为经营私人骨灰场的场所。随着香港人口老化，死亡人數和相应的火葬數目按年递增，市民对于骨灰龛设施的需求日益增加，但长期以来，香港骨灰龛供应失衡，公营骨灰龛位供应不足，导致私营骨灰龛场有市有价，呎价甚至堪比豪宅。

根据发展局2018年最后一次更新的私营骨灰龛场清单，全港已知悉土地契约及规划资料的私营骨灰安置所有155间，当中佛寺背景的逾半（82间）。换言之，在全港400间佛寺中，每五间就有一间运营私人骨灰龛场。在这82间佛寺私营骨灰场中，更有超过七成五的龛场（62间）属违反地政和规划的要求的“表二”龛场，当中不乏历史建筑和文物径上的古庙。

自2017年6月开始，《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生效，政府实施发牌制度，规定私营骨灰龛场须提交及取得指明文书（即牌照、豁免书或暂免法律责任书），才可营办。目前，申请私营骨灰龛场指明文书的骨灰安置所有144间，当中佛庙、精舍和道场占81间（56%）。至于获批私营骨灰龛场的机构共有11间，当中佛门背景的有4间，包括罗汉寺普同塔、龙山寺、沙田宝福山（不包括妙景堂）和志莲净苑。若按龛位计算，佛寺龛位逾11万个，占总龛位超六成。按消委会的报告，两间调查时有出售龛位的佛教龛场的单人位龛位价格不菲，安放费介乎20万至60万，部分更达百万元以上。

佛门清净地涉私营骨灰龛生意，不时引起争论。2010年就曾有商业集团收购大屿山百年禅林鹿湖，假借延庆寺经营兜售骨灰龛位牟利，引来近三十名法师开记招抗议。2017年，传媒亦揭发非牟利法藏寺违契卖龛位，年赚过千万。

“佛教看生死无常，人有生就必有死，是心灵上要去处理的问题。佛经和戒律上说得很清楚，一个尸体，包括骨灰，是不可以也不应该放进佛殿或者佛像，那怎么可能将骨灰龛放在大殿呢？这根本在佛教来说，是不合法的。”就改佛寺为骨灰龛场这个现象，衍空法师曾这样表示。

参考资料：

邓家宙 ：《香港佛教史》，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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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 : 太虚大师、竺摩法师与港澳佛教.上册》，香港，新新出版公司，2006年。

何建明：《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 : 太虚大师、竺摩法师与港澳佛教.下册》，香港，新新出版公司，2006年。

李树甘主编：《香港宗教与社区发展》，香港，香港树仁大学商业、经济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6年。

许家屯：《许家屯回忆录(上．下)，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3。

刘宇光：〈佛教宗教暴力：问题意識、案例与研究回顾〉，《台大佛学研究》第二十一期（2011）

国立政治大学：《东亚所专题演讲　战后香港佛教的政治转向和成因》，2020。 Sonny Shiu-Hing Lo, Steven Chung-Fun Hung, Jeff Hai-Chi Loo. China's New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Penetrative Polit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