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荫聪：国泰风波，“反歧视”成为最方便的政治斗争工具
「把想像中的“他们”斗倒便好了？」
（叶荫聪，现任（台湾）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独立媒体(香港)（InMediaHK）创办人之一。曾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一段国泰空中服务员在机舱中的录音，一句“If you cannot say blanket in English, you cannot have it”，以至是blanket与carpet之分，引发内地乘客在社交平台发帖投诉歧视，接著航空公司道歉，特首发言，内地舆论口诛笔伐，三位服务员被即时解雇。老实说，这次有不少内地网民也觉得后续发展过分了，但也有网民、和民粹意见领袖KOL（如上帝之鹰）扯到香港人“国族认同偏差、心理扭曲”兼崇洋，航空公司大股东的老牌英资背景⋯⋯我在微信、推特上的一些有自由派倾向的内地朋友或平时有订阅的内地大V也和应。相反，我的脸书上比较多香港朋友，不少香港人在政治高压下有点低调地反驳，认为是官方推波推澜，指一条毛毯便可上纲上线。
我记得，最初那位录音的网民其实也只是要求公开道歉，却没有说要马上解雇那几位员工，算是有点理性。而且，最初就连内地报导，也指是涉嫌歧视“非英语乘客”。后来，我看到有内地评论人反驳说，不是歧视“非英语乘客”，是歧视“中文乘客”，接著，在舆论发酵中变成港人空姐歧视大陆乘客（后来有匿名人士说，三位空中服务员中起码有一人不是来自香港），再然后，就是香港人崇洋、认同扭曲、英资撑腰等等。
本来可以在服务业正常的规范里处理及改善，却迅速变成大战。
很明显，短短几天事件扩大化，指控的对象也出现滑移，由“空中服务员”变成了“香港人”与“英资公司”，苦主也由“有不愉快经历的乘客”，变成了“被歧视的中国人”。
我可能比较年纪大，成长于“反歧视”还没有成为日常用语及思维习惯的七、八十年代，所以我对这类指控通常不会自动对号入座，反而小心当中的细节，这倒跟我的身份认同没有甚么关系。因为同样道理，多年前的“D&G分店禁港人拍照风波”，我也不会马上加入指控谁歧视香港人，我反而比较想知道事件的性质，歧视的指控是如何成立的。
过去的歧视无感，不能合理化今天的语言冒犯或偏见，我也认为，比以前意觉“歧视”是一种进步。但我们有需要了解“反歧视”论述的背景及前题，才能好好处理我们各种对“歧视”的指控。
我记得，小时候的确生活在充满如今称为“歧视”的语言环境中，而且明目张胆。那个年头，无线电视台的“欢乐今宵”中有一个趣剧叫“上海婆”，剧中的主角沈殿霞本就在上海出生长大，她故意说著一口有上海口音的广东话，成为大众笑点，内里还有一首主题曲，当中有一句：“琴晚夜个上海婆闹我，我系都唔认错”，后来尹光把它收入在〈你阿妈大减价〉之中。事实上，这不是电视台的发明，七十年代以前，香港的广东人早已喜欢嘲笑操外省口音的移民，早于那个人所共知的歧视大陆人的“阿灿”形象。其实“上海婆”一语未必指来自上海，也不限于女人，所以有“捞松婆/捞松佬”（“捞松”是外省“老兄”的谐音）一语。但无论是“上海婆”还是“阿灿”，即使被嘲笑者觉不忿，当时很少人形容为“歧视”。“歧视”这个概念当时还没流行，也没有成为共同底线。
当然，过去对这种无感，不能合理化今天的语言冒犯或偏见，笼统地说，我也认为，我们比以前意觉“歧视”是一种进步，以前的“上海婆”、“阿灿”等的嘲弄都不应该。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有需要了解“反歧视”论述的背景及前题，才能好好处理我们各种对“歧视”的指控。
“反歧视”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二战后自由民主政体的人权体制扩充，有人甚至称之为“人权革命”的进一步成果。这些国家尝试在政治及法律上调适（accommodate）族群及文化多样性，承认、容纳及保障少数群体权利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这里的“少数”泛指的是以宗教、语言、性倾向、族裔等所界定的群体。因此，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套共同的政治语言，构成类似国家的宪制原则，视为共同遵守的规范，是自由民主秩序的一部份；同时，它又在日常政治中被使用，为不同群体在政治冲突中运用，扩展其内涵。例如，相关的语言及制度不只自由左翼在使用，右翼也用，例如保守的基督教团体也会以保障“宗教自由”为理由，反对针对性倾向平权法例。近年，在西方国家，由多元文化主义所衍生的政治正确争议不断，但对“歧视”的指控不能说是完全无意义，虽吵吵闹闹，但也不至于令不同的群体无法在宪制框架中共存。
“反歧视”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二战后自由民主政体的人权体制扩充，有人甚至称之为“人权革命”的进一步成果。
可是，这套制度及语言移植到香港及中国大陆，会开出甚么花果，便要看本地的土壤。现在看来，“反歧视”论述在我们生活的空间，未必能令我们更好地共存，反而是无止境的恶斗，目标更可能是把对方斗倒或消灭。
“歧视”的说法是在上世纪末才开始在香港及中国大陆的公共论述中出现。在香港，处理反歧视工作的机构叫“平等机会委员会”（简称“平机会”），是1996年才成立的，即英殖统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它虽非首创“反歧视”论述，但相关论述也是在该机构成立前不久才渐渐在本地流行起来。很明显，这是英国及港英殖民政府想在最后统治香港的日子里，为本地建立西方式的体制；政制民主化既然被绑手绑脚，“平机会”及反歧视条例自然是继90年代初订立人权法后的必然之举，当时的中方也未见反对。
但不要忘记，香港是在一国之内，这个制度在处理小城里的种族、性别歧视还有点作用，但遇上内地与香港之间冲突，两个被描绘或想像成不同的“族群”如何共处，便可以说有点无能为力。在十余年前，有香港人骂大陆人或新移民为“蝗虫”，那怕你如何同情骂人者的情感与困境，“骂蝗”明显是“歧视”，但“平机会”能做的相当有限，至于北京有人回应一句“香港狗”，更是“平机会”业务范围之外。相反，“反歧视”论述会刺激及正当化任何一方对彼方的敌意，无论是本土主义或爱国主义。
“反歧视”论述在我们生活的空间，未必能令我们更好地共存，反而是无止境的恶斗，目标更可能是把对方斗倒或消灭。
在中国大陆，根本没有类似“平机会”的机构，可是却有中国特色的“反歧视”论述。在官方及公共论述中，它的出现是离不开邓小平年代以及之后的发展。在毛泽东时代，当然会指控西方帝国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中国、伟大的中国人民，但那是冷战及革命斗争的必然，并不蕴含追求平等对待，因为，起码在口号上“我们”是要在革命中消灭“他们”的，而非共存。直至中国加入联合国、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毛时代的革命论述失去了魅力及需要，重新打造爱国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工程的核心。
坊间经常用“玻璃心”一词来描绘中国大陆民众的国族情感或爱国主义，这种描述不能说是错，但平心而论，所有激烈的民族主义（以至本土主义）其实也可以说是“玻璃心”——敏感、脆弱、易怒，而且，“玻璃心”一说缺乏了历史及政治分析。台湾一位文化研究学者汪宏伦曾指出，“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说法，在1980年代开始在官媒及官员口中出现。在毛泽东年代，革命论述中的中国人民是铁人般的打不倒，根本不会受到伤害。但到了90年代之后，“容易受伤的中国人民”明显成为国族认同的重要部份，而国人也在开放改革时代里接受更多西方概念，在诸种西方概念中，“歧视/反歧视”是颇安全又受欢迎，它可正当化这种新的爱国与国族情感，它也最容易瑯瑯上口，既符合国情，又合国际惯例。但它蕴含的共存渴求，却混和了文化、文明、国家与人民，只渴求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共存，而非宪制框架内不同群体间的共存。
况且，这种共存，有时更多是确立自我的存在感，甚至复仇心理（所以后来出现“战狼”想像），而非共同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不能让人家再歧视“我的伟大”！所以，这种“反歧视”论述在中国热起来是经过官方政治过滤的，是对外多于对内的。例如，“反歧视”论述没有怎么刺激起太多汉人反思自己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同是汉语的方言群体关系，以至对性别歧视、性倾向歧视的敏感度，也达不到指控别人辱华的激烈程度。
“反歧视”论述在中国热起来是经过官方政治过滤的，是对外多于对内的。
简单来说，因为，我们连一个起码的宪政架构也没有，更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秩序，“反歧视”论述背后的多元文化主义制度当然无法落实，因为没有公信力及起码的认同感，更无法处理所谓“中港矛盾”，但是“反歧视”论述却成为最方便政治斗争的工具。公平点来说，它也曾成为香港本土派的政治工具，情况就像牛顿摆，右边的球回摆，狠狠地令左边的球弹出之后，它又会再回头打击右边的球。所以，经历了2019年反修例运动，在如今威权主义震摄香港之后，它更多成为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斗争工具，鞭鞑、惩罚、规训异于官方国族主体的他者。把人骂成崇洋媚外，说成是阴险黑暴，除之而后快，试问这是共存之道，还是灭绝之道？
我们连一个起码的宪政架构也没有，更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秩序，“反歧视”论述背后的多元文化主义制度当然无法落实，但是“反歧视”论述却成为最方便政治斗争的工具。
那么，是否就不该指控人家“歧视”呢？语言不是任何个人创造的，为了沟通为了生存，我们有时是无法选择。香港跟任何地方一样，也会碰到种种“歧视”的现象与人群，但在说出人家“歧视”之后，在“反歧视”上脑及扩大化之前，该问一问，如何才是让彼此更好地共存，如何不变成好斗之徒，或被好斗之徒利用。在现在的政治环境，诉诸平机会、两地政府，也只会让事件跑题，因为，谁相信它们会主持公道？本来是要求改善服务，纠正几位员工的文化偏见或不当行为，结果变成把几位空中服务员开除，要求机舱内一律说普通话，让国泰的第二大股东的国航变成第一大股东，甚至又搞官大人说的“去殖民化”，这就能和平共存吗？还是根本不管，一心把想像中的“他们”斗倒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