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历史，回应当代，连结彼此——《5月35日》到台湾后有什么火花？
「“我们拥有民主、自由、平等，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成得来不易的东西，不要滥用它，或太理所当然把它交出去？”」
端传媒记者 黄奕潆 发自台北
有一段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在中国不能说，有一出创作于2019年香港的舞台剧，如今已无法在香港演，《5月35日》便是这个不能说的历史，与不能演的戏剧的合体。
《5月35日》借由戏剧，呈现“天安门母亲”的视角，故事主轴既不是屠城，也非六四历史，而是侧重她们受到严密监控，至今仍无法公开拜祭亲人，更无力讨回公道的悲伤。
“这个故事讲述一对年迈夫妇有血有肉的伤痛，大半生承受挥之不去的郁结，记忆被禁制、压抑、消灭、隐藏，”六四舞台主席列明慧简要解释这部舞台剧的叙事方向：“直到今天，事件已经被新生代淡忘，可是，苟活半生的老一辈，他们临终的愿望，就是要到广场来一场光明正大的纪念。”
天安门母亲们的愿望，至今仍无法实现，于是，香港人年年到维园，以烛光声援她们。列明慧便是其中一人。
讲的是历史，但反映的是香港
“那些斥责反修例运动参与者为暴徒的人，到底有没有去确认正发生的事实？有没有认清过去的历史？”
曾经走过1989那一年的香港人，几乎无人不识六四，就算年纪小什么都不懂，还是会有什么留在他们身上，像是当年才12岁的列明慧，对于父母紧盯著电视，整夜不关，印象深刻，只觉出了大事；隔日上学，老师们全都穿上黑衣，而校长在台上宣布：中国发生一件令人伤心的事，边讲边哭，直劝同学们要好好读书，“要做一个中国人。”
直到中学，她才对这晚发生的事，有了真正的认识，上了大学，才懂得“纪念”。大一，她与同学一起参加维园烛光晚会，甚至留下来协助收拾，最后干脆加入支联会义工的行列。2003、2004年大学毕业，她扛起六四烛光晚会司仪的工作，一做就是10年。虽然对于六四事件纪念活动，很是投入，但仍感到烛光晚会有所限制，她们应该可以再多做些什么？这时她想起中学时参与过舞台剧制作，便在2009年，也就是六四事件20周年时，成立“六四舞台”，尝试透过戏剧推介八九民运与六四事件。
2019年，即六四事件30周年，他们制作了《5月35日》这部舞台剧。原只在5月底、6月初首演，但五场演出门票，都在公开售票一小时内售罄，于是在7月加开六场。
这是个香港局势转变的关键年，该年春天，香港人发动反修例运动，7月，行动愈趋剧烈。
“当时，香港发生了七二一事件，就是元朗地铁内白衣人攻击示威者的事。”列明慧感叹：“过去，你知道国内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无法想像，它也会在香港发生。”
她在那一刻明白：这就是中国内部维权人士的困境，也终于理解那里的环境有多差。
“2019年这一年的经历，让支持反修例运动的香港人，对六四事件有更深的体会。”列明慧意识到让这部作品继续演下去的必要性，因为剧本中很多对白，虽建立在六四语境上，也是回应当下的社会，例如，昔日中共当权者将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称为“暴徒”，宣称他们破坏社会秩序，今时参与反修例运动的市民，也被香港政府与警察认定是“暴徒”。
提起“暴徒”二字，列明慧难掩激动，直道：如果天安门广场上的年轻人真的是暴徒，人们会不远千里奔赴北京支援学生吗？而那些斥责反修例运动参与者为暴徒的人，到底有没有去确认正发生的事实？有没有认清过去的历史？“这部剧虽然像是讲一段历史，但也是反映现在的香港。”
随著2020年COVID-19疫情爆发，香港政府限制人民公开聚集活动，剧团只能偷偷借个场地，录制《5月35日》（庚子版）演出，在网路公开播放。但即使如此小心翼翼，仍然引得港警上门阻止拍摄。
台湾晓剧场艺术总监钟伯渊正好在《5月35日》（庚子版）准备期间，率团到香港演出，且有在艺术中心被限制行动的经验，后来才知道当时港警正在外头丢掷催泪弹。得以自由活动后，他与香港剧场工作者陈曙曦见面聊天，方对于眼前香港发生的一切有深刻感受。
陈曙曦正是重新演绎《5月35日》（庚子版）的导演。钟伯渊后来也在网路上看了《5月35日》（庚子版），深受感动，觉得能制作这部舞台剧的机会与经验，很珍贵。孰料，三年后，因缘际会下，《5月35日》国语版演出工作，交到钟伯渊手上。
2021年，《国安法》实施，在港府大举捕人的压力下，六四舞台解散，列明慧带著剧本版权离开香港。而这个原操持粤语的舞台剧，因此开枝散叶，有了英语版、日语版，也有了国语版。
“从个人到集体意志，成为推动巨石的人”
这故事透过一个家庭去反映一个时代，也期待个人意志会成为集体意志，最后成为推动巨石的人。
六四34周年，在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的协助下，《5月35日》国语版首度在台搬演。这个以北京为背景的故事，昔日在传承六四记忆的香港孕育，来到台湾，便带了点台湾腔，也埋了些岛国面对威权的彼时今日，演化出台湾的DNA。成了一部有著两岸三地皮骨灵魂的舞台剧。
“我都会举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这是一个丹麦王子的故事，但创作者是英国的剧作家。所以重点不是谁的故事，而是，这作品有什么核心价值？我们对这核心价值有怎么样的感受？”
1989年，出生台湾北投的钟伯渊当时不过是个四、五岁的幼童，跟身在香港的小学生列明慧相比，距离事件更遥远，记忆更是模糊，然而，他说，始终有个印象隐隐置放在脑中：看著新闻的父母，对著电视机发出一声惊呼。
不论是关注天安门学运发展的父母、对著电视机的反应，或是零星的新闻讯息，六四事件似乎以相似的路径，进入那个年代港台孩子的记忆里。
钟伯渊说，那些混乱模糊的记忆，都与真空管电视的画质连结在一起，父母那带著惋惜或是恐惧的反应，便是他最近身、具体的“六四经验”。而这种普通家户面对事件冲击的心路历程，便成为他与剧团制作《5月35日》（国语版）的著眼点：一个家庭如何被事件破坏，而他们的生命又建构在何等痛苦之上。
《5月35日》的主角是一对平凡夫妻：妻子小林罹患脑瘤仅剩三个月寿命，丈夫阿大想办法完成她的心愿：去广场，悼祭爱子。他们的独子哲哲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前丧命，然而，在国家威权之下，他们既无法求取真相，也不能祭悼，压抑整整30年后，于风烛残年时，付诸行动，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只能由阿大独至广场。
对钟伯渊而言，这是一个走到和解的故事──小林在弥留之际，想像丈夫走到天安门广场，烧了衣服，表达个人意志，“而这个意志完成的风，及其所带来的能量，越来越强，强到成为时代的浪潮，得以反抗这30年的压抑的浪潮。”小林在死亡这刻，完成这件事。
“亡者不可追，但意志遗留所带出的力量，是会不断滚下去的，对未来，我们也可以有更好的想像。”钟伯渊认为小林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丈夫阿大的行动，而阿大的行动，也会带动更多的行动，“这故事透过一个家庭去反映一个时代，也期待个人意志会成为集体意志，最后成为推动巨石的人。”
站在台湾历史发展的脉络下，钟伯渊的这段诠释回应了自己的生命经验与社会认知。他曾经听过祖母谈二二八，描述当时大家都不敢出去，因为外面有人又哭又喊——世居北投的他，日后为了作品做田调，发现当地许多乡野奇谈鬼故事，哀号鬼叫或竹竿夹死人等等，都隐隐涉及刑求或国家暴力，也与北投这个地方军事设施众多有关；受教育过程中，他会听到政治犯柯旗化的故事，也知道神风特攻队；升上高中时，因为国家征收土地，强迫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仿佛连根拔起，而父母不知道如何争取权益等经验，都让他感受到“国家力量”的重大。
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际，公民冲进行政院时，他剧团里的成员被镇暴警察打到耳膜都破了。即使当时钟伯渊人不在现场，但想起这件事，仍语气激动，愤怒难当。他不断问：“国家权力是什么？”
除了对台湾政治社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体感，作为剧场工作者，钟伯渊不乏两岸四地文化交流的经验，他说，2012年是晓剧场最后一次前往中国参加艺术节，原因是剧本被审批的经验，令他不适，无法接受以自我阉割换取演出的处境；约莫2020年1月，，他前往澳门演出，因为护照上的台湾贴纸，入境时被带到小房间讯问，公安以严厉口吻质疑他的护照贴，也拿遣返与关押来威吓他，逼使他将贴纸撕掉。这次入境只停留一天，他便赶著返台投票，再次入境，就受到更严格审查。
“我回台湾时，在车上忍不住哭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恐怖，他们逼迫你不能这样想，不能这样说，这是我在台湾没有遇过的处境。”钟伯渊形容，那是一种你必须要把自己脑子切掉，无法做自己的状态。
他因此理解到，如果有一天，他因为一些原因，放弃自己的话语权，总有一天也会失去自己，若是如此，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就会消失，“而我们剧场人，某个程度上，就是在追求并实践如何自己成为一个独立且自由的个体。”
从《愿荣光归香港》到《岛屿天光》
“我可以想像到香港人受到的压迫，中共对人民的镇压，从1989年6月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改变。”
香港的经验，更让他警觉。同是2020年1月，晓剧场前往香港，他们在香港艺术中心，感受到外面催泪弹满布、警察街头打人的烽火时刻。“我可以想像到香港人受到的压迫，中共对人民的镇压，从1989年6月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改变。”钟伯渊说，因为中共政权，我们所不待见的东西慢慢扩散到所谓的“华人圈”，扩散到中国境外，影响我们的思维，“在这过程中，我感到最恐怖的，就是高压政权向外扩散的状态。”
如同列明慧所言，2019年在香港发生的事，令香港人对六四事件更能体会，钟伯渊也是在台湾历史经验与两岸四地往来的过程中，对于“压迫”有了深刻感触。因此，他巧妙地透过音乐，将两岸共有的“审查”与“禁制”在《5月35日》中呈现，例如选择三首戒严时期的禁歌当配乐，像是被认为过于悲伤、有失正常，使阿兵哥怀忧丧志的《望你早归》，违反善良风俗的《今天不回家》，以及《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遭禁，仅因为每句歌词最后配上的“啊”，让威权统治政权觉得太挑逗煽情，钟伯渊表示，对威权或极权政权来说，很多事情是没有任何依循可言的，只要他们认为不对，就是不对，那么，一般人民要如何知道自己逾矩了呢？“这其实是矫枉过正，或滥用权责。”
虽同样是对威权的抵抗，但钟伯渊在导演《5月35日》时，处理方式不若香港版本的那般控诉，而是压抑与低回。
香港演出《5月35日》（庚子版）时，正逢反修例运动，导演陈曙曦在小林断气后的设计是，她的灵魂前往广场与逝去的青年魂魄相会。咆啸呐喊是背景音，但白幕上投射的却是戴上头盔、手中握伞的香港抗争者剪影。对六四事件的追悼，以及对香港当下情势的紧迫，在此处接合，《愿荣光归香港》的歌声也响起。
但钟伯渊在《5月35日》国语版最后的设计，是让两夫妇与爱子，在客厅沙发上重聚，以全家福落定。这个画面接续的是小林的独白：“被超度的是我，我被他的爱牵引到广场，终于不需要幻想，我见到广场的孤独，三支蜡烛跟一个老人。30年，生死两茫茫，在生的人忘记，往生者不知去向，我身处的，是时代的孤寂⋯⋯。”
伴随著音乐响起的，是因2014年太阳花运动而生的歌曲《岛屿天光》：
亲爱的妈妈 请你毋通烦恼我
原谅我 行袂开跤 我欲去对抗袂当原谅的人
歹势啦 爱人啊 袂当陪你去看电影
原谅我 行袂开跤 我欲去对抗欺负咱的人
“这是一首前去抗争歌曲，但又有平安归来的期待。”钟伯渊说，这首歌与剧本对应的时候，就会让众人产生正向的期待。
而这也隐隐呼应小林弥留之际的台词：“我想像阿大自由的在大街上走，在石板铺成的广场上尽情为哲哲痛哭──我多想跟他一起去，去那里流光我人生最后的眼泪⋯⋯，”这位老妇人如此独白：“这里千秋万代，无数叱咤风云的领袖在此接受膜拜，但是，没有一个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平安，我们的儿子争取过，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争取过。”
香港知名剧作家庄梅岩从2017年开始编写这个天安门母亲视角的剧本，一直到定本演出时，恐怕不会料到“我们的儿子争取过，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争取过”竟成为香港人的预言。
然而，这段台词，置入台湾这30年来的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发展，与中港相比，却是相反而正面的方向。
“台湾，处在民主自由的钢索上”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成得来不易的东西，而不要滥用它，或太理所当然把它交出去，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要用更大的代价换回来。”
1989年六四事件后，钟伯渊从一个幼童慢慢长大，看见的是台湾政治经济剧烈的变化，像是两岸开放与民选总统；对于那年还是小学生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邱伊翎而言，也有同样的感受，她看著电视新闻与报章上镇压学运的新闻，也是懵懂茫然，只觉得像是重要的事件，但生活中经验到的却是不一样的发展，“觉得世界不一样了，很像春天到了，土开始松动的感觉。”
六四事件隔年，1990年，台湾大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发动3月（野百合）学运。虽然生长在保守蓝营家庭，但邱伊翎年纪最小的姑姑参与了学运，也影响了她，让她不时尝试接近现场，好奇观望，也频频与姑姑讨论。她笑说，小朋友难免讨厌家父长式管教，对于反抗运动感到新鲜且特别，“原来可以在那边静坐这么久，不用上学。”
上了国中，因接触到比较有本土意识的老师，邱伊翎也逐渐被启蒙。此时，台湾社会正朝著本土化与民主化方向走，邱伊翎的目光也始终注视著自己的土地，关心的议题都是台湾劳工权益或是性别环境议题，再次接触到小时候懵懂不解的六四事件，已是2008年她进入台湾人权促进会工作后的事了。
自1989年天安门学运开始，在台湾声援北京学生的声音，一直与“血脉相连”、“民主灯塔”间回荡，论述延续著1949年开始的“反共复国”声腔，但随著两岸关系与台湾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参与六四纪念活动的民间团体，从蓝营统派，逐渐转成重视中国人权的群体与社团。邱伊翎印象中，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将至，六四纪念活动便有流亡藏人的参与，议题也多围绕著中国人权而走，此后还有对维权律师的声援行动。
加入人权团体后，邱伊翎年年参与六四纪念活动，而每年六四纪念活动主题与倡议，也会依照该年中国的人权议题而定。绝大多数时候，台湾人对六四纪念比较冷漠，几乎每年六四都是“小猫两三只”，也可能遇到刮风下雨，但他们仍然觉得还是要去做。
“香港有是不是要纪念六四的立场辩论，台湾本土派社团也会觉得六四跟我们无关。”邱伊翎解释，但人权价值无关国界，不论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发生，乃至李明哲的遭遇，让台湾人渐渐感觉到中国对人权的侵害，也影响到台湾，不能再只是关注境内问题就好，“这些其实不是历史，而是现在进行式。”
但如同列明慧感觉到维园烛光晚会的限制，于是成立六四舞台，尝试以舞台剧形式推介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邱伊翎也认为透过戏剧推广人权教育与纪念六四，是有创意的方式，毕竟，每年办六四纪念晚会似乎只停留在同温层参与，会有局限性，若要和一般民众沟通严肃的人权议题，也不是太容易，因此，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去年就以放映《5月35日》映制版，作为他们的六四纪念活动。
“这就是一对普通老人家的故事。”邱伊翎说，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政治性呢？这样平凡老百姓的故事，既没有论述也不用控诉，任何人都可以感同身受，“这是用生活化的方式，让人理解人权侵害是怎么回事，如何发生的，又怎么影响到每一个人。”
列明慧在任何场合，也是如此提到这部戏对观众的召唤：“如果你是父母，你的小孩被不义政权盯上，失去自由，被制度践踏，你会想让孩子明辨是非，勇敢求真吗？如果你是死去的那个小孩，在天上，看著年迈的父母受到政权监控、活在谎言的国度，你会希望白发斑斑的双亲忘记你吗？还是会为信念坚持到底呢？”她认为，不论观众是何种角色，都能从这部舞台剧找到投射，或与之对话。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去年放映《5月35日》的录制版时，吸引不少观众，场场爆满，反应极佳，因此决定今年直接推出《5月35日》国语版舞台剧，让观众有更直接的感动。
作为九零后的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亚太地区倡议专员林立凡，是这个演出计划的负责人，她知道六四的管道是中学课本，因此，一直有著是“遥不可及历史”的错觉，但日后细想，事件发生在她出生前六年，其实并不远。
作为太阳花世代，林立凡是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成长，无法真正理解“压迫”的感觉，但香港反修例运动发生，到《国安法》施行，才让她有近身感受，发现自由民主的失去，很容易。
“去年，国际特赦组织负责六四纪念晚会的烛光区，我才真正被震撼到。”林立凡表示，因为很多受到局势影响的香港人移居台湾，而六四活动成为他们的聚合。
源于时代的变化，林立凡认为应该要创造让民众比较容易接触议题的方法，又因为工作需要，她受邀看了《5月35日》后，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公众教育管道，开始构思舞台剧演出的可能，最后找到晓剧场执行这项演出计划。
这场演出活动在4月下旬开放报名，三天内，四场迅速额满。每个场次约有180席，若含粤语读剧与贵宾场，约有破千人观赏此剧。
列明慧对于台湾版本的演出很期待，她重申，戏剧可以在不同地方演出，而在不同地方演出的戏剧，都是回应当代，她很想知道台湾会如何说这个故事，又怎么去回应台湾的当代？
此外，自香港反修例运动开始，香港民主被破坏，她便感觉到台湾人对香港的同情与支持，因此希望台湾人能够思考：中国的故事，会不会转眼间变成香港的故事，而香港的故事，下一步会不会变成台湾的故事？“透过戏剧和艺术，我希望把世界各地同样争取公义、反对极权的人连结起来，无论你在何地，难免都会碰上不公义的事，会有需要抵抗极权的时候，当连结起来，就可以互相支援。”
钟伯渊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做《5月35日》时，认知到面对台湾观众时，要让观众知道我们拥有民主、自由、平等，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成得来不易的东西，而不要滥用它，或太理所当然把它交出去，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要用更大的代价换回来，“台湾，其实处在一个钢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