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六年：在欧美，这场运动面临反弹与质疑
「其中一种反弹，就是挪用MeToo运动中的语言，将男性定义为弱势群体，甚至是受害者。」
端传媒记者 余美霞﹑实习记者 孙乐欣
今年5月，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卡罗尔（E. Jean Carroll）在她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民事诉讼中胜出。卡罗尔指95或96年某日在百货公司遇到特朗普，在帮他挑选礼物期间被哄进更衣室，并被特朗普按在墙上强奸。陪审团虽然没有判定特朗普强暴卡罗尔，但判定他性侵和诽谤的指控成立，必须向卡罗尔赔偿500万美元。卡罗尔在庭上面对特朗普律师质问时表示，当时碍于特朗普的权势和财富，不敢作出公开指控；但自2017年开始的 MeToo 运动给了她勇气，认为自己可以选择不再沉默，最终挺身指控特朗普。
判决出来后，许多 MeToo 运动支持者大为振奋。律师和作家Jill Filipovic 在《时代杂志》撰文，指这场判决显示 MeToo 运动的声势不但没有减弱，而且还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有钱有权势的男人也不是甚么都能脱身。”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Michelle Goldberg指这场判决代表 MeToo 运动的“圆满时刻”（come full circle）：“是因为 MeToo 运动，卡罗尔才会走出来；也是因为 MeToo，纽约才会通过‘成人幸存者法案’，允许在诉讼时效过后很久才去性侵犯作出起诉。而现在有了这个判决，激起这一切（注：指特朗普当选引发 MeToo 运动）的人终于要负上责任。”
2017年，《纽时》披露著名荷里活监制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三十年间犯下多起性侵，之后过百位包括演员﹑化妆师﹑剧作家﹑导演在内的女性电影工作者接连在社交网站，使用MeToo标签，公开自己过去被性骚扰或性侵的经历。不久，MeToo运动的旋风便从线上到线下、从美国娱乐界延烧至全球社会各界，成为受侵害者的发声管道。2022年是me too运动五周年，许多媒体都趁机回顾了运动至今取得的各项成果：最重要的，当然是曾经历性骚扰或性侵的人有了控诉的语言和管道，公众对性侵问题的关注也提高了，而私人和公共机构开始制订性骚扰和性平条例。更不用说的是，在运动发展的六年间，许多加害者终为自己过错负上应有责任——比如历经长年审讯，温斯坦多项性侵罪名成立，现时身陷长达23年的监禁。
但同时，正当运动持续燃烧的过程中，很多质疑和反对声音很快就出现。许多外媒将这些反弹，称之为me too运动的“backlash”：这个字在社会科学中，一般是用来形容对某个社会运动，尤其是由少数﹑边缘和弱势群体发起的社会运动的反对声音。美国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backlash”发生在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令“民权法案”等多条重要平权法案通过，但成为了许多白人优越主义政客出现的契机。而今日在西方，以至在全球掀起波澜的me too运动，也受到了不少认为运动是“猎巫”﹑“鼓励诬告”等等的批评，当中包括激进的男权群体，也有来自其他保守群体的声音。
去年，荷里活影星安柏（Amber Heard）和戴普（Johnny Depp）互相控告诽谤，法院最终判决戴普胜诉，安柏须赔偿戴普逾千万美元。在这场被《卫报》专栏作家Moira Donegan称为“大众的厌女症狂欢”的审讯中，在社交媒体上支持安柏的寥寥可数，连知名自由派脱口秀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也用了戴普对安柏在床上大便的指控来开玩笑，虽然当时安柏已经否认戴普的说法。
而在TikT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也充斥著关于安柏捏造家暴证据，试图毁掉戴普事业的说法，有许多影片指安柏家暴受伤的照片都是她和其律师团队假造，照片中因家暴造成的瘀伤也是特技化妆。但其实此前戴普在英国法庭控告过小报《太阳报》诽谤并败诉，因为法庭认为《太阳报》指他为“wife beater”（打老婆的人）“基本属实”（substantially true），指出戴普的确曾多次暴力对待安柏。但许多戴普的支持者依然认为安柏才是施暴者，而且是大话连篇，意图用谎言摧毁男性事业的女人。
而特别留意这场审讯的，有不少是近年支持者愈来愈多的激进男权组织，例如视女人为投机份子，鼓吹“男性解放”﹑认为男人应该拒绝“女本位社会”的“男人自行之路”（MGTOW；华人圈子称为“米格道”）。男人自行之路是“男性圈”（manosphere）的组成部份，同在男极圈的活跃组织还有“非自愿单身者”（INCELs）﹑把妹达人（PUA）﹑“父亲的权利”（Father’s Rights）运动等。男人自行之路早在2000年代就出现，一直都主张“男性权利”，认为男性应避免与女性结婚或认真谈恋爱，以免被女性占便宜。而他们近年对于性别问题，以至女性主义的叙述，都明显在直接回应沸沸扬扬的me too与女性主义运动。
其中一种反弹，就是挪用me too运动中的语言，将男性定义为弱势群体，甚至是受害者。例如在安柏和戴普的官司中，许多男人之行之路的网红指，安柏表现的是“有毒的女性特质”（toxic feminity），即利用说谎来操控及摧毁男性，但在人前则楚楚可怜，装出一副受害者﹑弱者的样子，而戴普刚是站起来对抗女本位社会，以及me too这场猎巫运动的“英雄”。而且，戴普指自己才是这场婚姻中被暴力对待的一方，也令许多人趁机质疑“相信所有女性”（#believeallwomen）的口号，并且认为应该将口号改成“相信所有受害者”。此前，法院判决安柏对戴普的14项家暴指控中有12项成立。
而欧美右翼也对me too 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在美国保守派中非常有名的评论人Ben Shapiro也说过，me too运动中“相信所有女性”的口号是“性别主义”（sexist）的，因为“相信所有女性”但不相信所有男性，等同说女性在道德上必然比男性优越，但“我们都知道，女人和男人一样，都会说谎，会捏造证据，但这样的谎言可以直接毁掉另一个人的人生。”虽然说的是“女人和男人都会说谎”，但针对的明显是在me too运动中较多发声的女性。而在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大量诸如#TimesUpAmber（呼应2018年荷里活女性发起的Time’s Up 口号）﹑#MenToo、#DontBelieveAllWomen等标签，借用MeToo与女性主义的语言来打击运动。
“情欲流动”vs 性骚扰
在运动早期，温斯坦事件开始发酵的时候，就开始有一派批评声浪认为两性交往调情本来平常，但这种性表达的自由，却被MeToo运动扭曲成为“性骚扰”。2017年10月，著名电影导演活地亚伦（Woody Allen）成为首个为温斯坦发声的人，被形容为对性侵事件及受害者“袖手旁观”。
活地亚伦在接受BBC访问时，认为事件对涉事女性来说“是一场悲剧”，但指事件同样令温斯坦生活变得一团糟。他希望案件可以产生“一些转化”，但首次提到“猎巫”（witch-hunt）一词，表示性骚扰定义的含糊，令男性人人自危。“当办公室里每个向女人眨眼的男人，都突然不得不打电话给律师为自己辩护”，“那也是不对的。”
这种观点得到不少女性认同。2018年1月9日，包括影星嘉芙莲·丹露（Catherine Deneuve）在内的百名知名法国女性在《世界报》（Le Monde）上发表为“捍卫纠缠的自由，作为性自由的必要条件”公开信，批评运动“失控”，形容开始有“极权社会的气氛”。当时 MeToo运动已开始席卷法国，当地的女性主义者弃“MeToo”而取#BalanceTonPorc（或“out your pig”）的口号，将焦点放在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身上。
丹露和联署的百多位女性在信中指，MeToo运动营造了一种未审先判的风气，“男人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摸膝盖、试图偷吻、在工作晚餐上谈亲密的事”，却因此失去工作。她们认为运动抑制了性表达和性自由，形同推广“清教主义”（puritanism）。
丹露不是唯一一个支持被控告的男性的女影星。一周后， 83岁、法国资深女演员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在接受法国杂志《巴黎竞赛》采访时，同样认为评论性骚扰的女演员“虚伪、荒谬、无趣”。她称很多女演员为了得到角色而与制片人打情骂俏，但为了被谈论，就会说受到了骚扰。芭铎更说，她很享受年轻时在电影业工作所受到的关注，“我从来都不是性骚扰的受害者，当我被告知我很漂亮或者有一个漂亮的小屁股时，我觉得这种恭维很好。”
一个月后，奥地利电影制作人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同用“猎巫”来形容MeToo运动，批评人们将合理的情欲与暴力混和一谈，隔空支持丹露等人公开信。他形容MeToo引来了“带有仇恨男性色彩的新清教主义”，认为“反对任何形式色情”的运动应该留在中世纪。哈内克虽有说明，任何强奸或胁迫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但指出人们对加害者的预判正在蔓延，又质疑各指控中与性侵犯无关的陈述的数量。
虽然丹露之后因为大量批评而向性侵受害者道歉，但人们对调情和性骚扰界线的讨论一直未有休止。例如2017年11月，美国记者、律师Gerlado Rivera在NBC著名主播Matt Lauer因性骚扰指控遭解雇后，就曾一度争议性地形容性骚扰指控是“将求爱定为犯罪”。
的确有一些调查指出，男性似乎担心自己求爱的行为被视为性骚扰。2018年12月，MTV曾访问1800名18至25岁的年轻人，当中近三分之一年轻男性表示“担心所做的事情会被视为性骚扰”，而4成人则表示“MeToo 运动改变了与潜在女性互动的方式”。然而一些女性主义者及律师也强调，骚扰和调情之间存有明显的区别。在丹露等人公开信发布后，法国女性主义运动者Caroline De Haas与其他30位人士曾联署，谴责人们混淆“性暴力”以及 “基于·尊重和愉悦的追求”两个概念：“后者将女性视为平等的人，尊重女性的意愿，但是前者将女性看作一种物品，丝毫不顾女性感受。”
英国律师Danielle Parsons则向英国《独立报》解释，调情的区别主要在于意图和回报。“调情是试探性地看看某人是否对你感兴趣，然后表现得腼腆迷人，而不是真的把自己强加给那个人。而性骚扰是强加给受害者的行为，无论是否需要，也不管她们是谁。”
MeToo只是“推特上的女权主义”？
除了一些明显的反弹外，在女性主义的圈子里，对运动也有一些检讨的声音。在运动燃烧不到半年，已有不少女性主义者向各传媒投书，表示担忧运动的走向，指其似乎正反向危害女权主义。
第一种批评，是指责运动已从赋予女性权力，转变为给发声的女性贴上“受害者”标签。2017年11月，线上杂志Quillette发表了四位女性学者和作家对运动的意见。她们认为在争取平权的路上，女性应该要是坚强的，定位自己为受害者“无意义又有害”。其中一名作家Helen Pluckrose写道，女性作为有能力的成年人，完全有能力应对困难的、不愉快的事件。但当女性在公共领域被视为受害者，会固化女性的脆弱性。也另有作者认为与全球女性相比，西方女性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如果她们将自己定型为处于困境中的少女（damsel in distress），“无法在成人世界中发挥作用，并且永远需要拯救。”认为这样的女权主义已经演变成家长式作风——告诉女性们是脆弱、被动、无能为力的受害者。
Claire Lehmann是 Quillette的创始人兼主编。她则怀疑许多声称自己是受害者身份的女性会后悔，因为“经历过严重逆境的人往往排斥受害者的标签，更愿意将自己视为幸存者或斗士。”2018年，美国作家Daphne Merkin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担心运动让女性回归“受害者化”的叙事范本——她们被认为并且认为自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主妇一样脆弱”。
另有批评声音认为，当性骚扰界线未𨤳清，人们的愤怒、未经证实的提告正使运动失去重心。在达芙妮的评论中，她指人们无差别的愤怒感，“把一个真正的道德责任变成了一系列临时的、有时未经证实的指控”；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女权主义者，都会对运动“翻白眼”。
2022年，42岁法国原生态绿党（EELV）总书记、女权主义者巴尤（Julien Bayou）就因未经证实的指控引来批评，最后决定辞职。当时，其同党领袖指责，巴尤对前女友施加精神暴力，使她在分手后患上抑郁症。事件引来媒体强烈关注、绿党前任总书记也表示将“尽快让他辞去职位”。巴尤虽然否认事件，但还是决定辞职：“我无法为自己进行辩护，因为控告者们拒绝听我的解释和回应。”
事实上，巴尤前女友并没有公开或通过律师就此发表任何言论。而Bayou则称自己曾四次要求党内反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小组介入调查，但没有得到回应。然而，一些女权主义者开始私下调查巴尤，让巴尤形容自己“受到监视”。
就巴尤面对的媒体压力以及政治制裁，一些女性主义者对他表示声援。社会党前妇女权利部长Laurence Rossignol认为，涉及双方私隐的事情不应该在电视演播室里解决。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Caroline Fourest也表达自己的疑虑，称女性需要继续谴责侵略者，但记者和政治家需要意识到指控被工具化的风险。面对党内同事无根据的指控，巴尤则认为：“她在MeToo道路上走得太远了。”
美国作家、记者Katie Roiphe也在《Harper's月刊》撰文，表示运动变形为一种“推特上的女权主义（Twitter feminism）”，只要用上MeToo，人人都可以自称女性主义者。社交媒体让人们愤怒和言论发酵，令整个政治文化变得更加两极分化，让女权主义者越发无法容忍异见者声音。
至于运动五年后，引来受全球瞩目的“戴普安柏案”则更被认为是MeToo运动对女权主义的一次重大反弹。在审判的整整六周，安柏连番矛盾的证词在法庭在直播的镜头下被公开，引来全美范围的大讨论。外界批评安柏为“乘坐女权便车的家暴犯”，一般厌女风气重新在社会泛起。
根据美国的非盈利民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2022年的研究，在1500名美国受访者中，62%的年轻共和党男性认为女权主义对社会是一个净负面影响，另有46%的年轻民主党男性同意。 但相比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当时有60%的跨党派男性认为女权主义是带有“赋权”的作用，另只有34%的男性认为它“过时”。
“MeToo有让女性过得更好吗？”
在这六年间，MeToo运动逐渐从平权运动，演变成一场性别、政治和舆论互相交缠的漩涡。有些调查似乎指出，MeToo运动在职场上对女性弊多于利：女性组织Lean In和调查平台SurveyMonkey在2019年对超过5000名美国雇主进行调查，发现六成男经理对与女员工共事感到不适，包括单独工作和日常社交，比往年增加超过三成；而在英国，三分之一受聘女性发现，在过去两年，男上司少了和她们在工作和社交上往来。Lean In创办人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指出，现时大部分企业高层都是男性，如果他们为了避嫌，刻意不聘请女性或和她们进行工作交流，除了会剥削女性就业机会，还会令她们无法获得必要的工作支援和指导，影响她们的工作表现、事业发展和薪酬。
针对MeToo运动对两性工作合作的影响，商业期刊《Organisational Dynamics》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在2019年，他们在美国向312名受聘男性和307名受聘女性收集数据，发现MeToo运动爆发后，16.7%的男性会刻意在社交活动中排斥女性，18.6%更不愿意聘请“吸引的女性”；而若工作需要出国等私人接触，21.1%人会避免聘请女员工。但值得留意的是，72.6%的女性认为有权势的男人还是在继续性侵害女员工，不过也有超过一半女性认为那些男性只是变得更谨慎，避免被控告。甚至，墨尔本大学的格茨伯格教授（Marina Gertsberg）发现，初级女性学术人员在2015年至2020年参与的学术研究数量不断下降，尤其是和男性学者共同进行的研究，或许与MeToo运动蔓延至学术界，令越来越多大学教授被控性侵有关。
然而，观乎过去六年的MeToo案例，或许会让人怀疑这些调查的真确性。去年《纽约时报》整理了不同MeToo运动涉案人的现况，当然有些如温斯坦般遭受法律制裁，但也有不少成功重启事业，还非常成功，例如前美国参议员Al Franken、喜剧演员Louis C.K.、电影演员James Franco。虽然MeToo运动并非要让侵害者永不超生，但所有例子，只要侵害者曾公开道歉或选择转行，大众基本上就不会再关注该案件。
相反，不少提告的女性多年来还是无法重新发展事业，例如新闻主播格Gretchen Carlson在2016年起诉福克斯新闻行政总裁Roger Ailes性骚扰，虽然她得到二千元赔偿，但自此以后，她接到的电视工作寥寥可数。案件的热度消退后，侵害者承受的舆论制裁逐渐消失，受害一方在网络上获得的支持也随之减弱，却一直活在案件的阴霾下，难以重启事业。
除了承受面对事业受挫的风险，受害者选择提出控诉，本身就要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在调查过程中，很多受害者都要面对警方、检控官、律师和媒体不必要的细节追问，要求复述侵犯过程，甚至何时高潮等细节。在众目睽睽下复述多年前的创伤，令不少受害者认为是二度侵犯。即使他们成功克服精神压力，不少案例最终也是不立案和被劝和解。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科学系博士孙金昱认为，这些繁琐的司法程序也压力，本身就是“限制诬告和误告的机制”。
MeToo运动经历过很多争议，但还是带来正面影响。去年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就MeToo运动五周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接近一半（49%）美国成年人支持MeToo运动，七成人觉得和过去相比，在工作场所对人性骚扰、性侵者，更有可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六成人则认为举报者也更有可能被相信，可见MeToo运动还是能提高公众对性侵害的关注，遏止相关案件出现。但同一份报告也指出，46%美国人觉得性侵犯受害者选择不举报，还是非常普遍。事实上，不论是欧美还是亚洲地区，和几年来的性骚扰案件还是不断上升，除了是因为人们意识提高，更多人举报，也显示性骚扰和性侵犯问题依然严重。MeToo运动的确引起大众对性侵害的反思和讨论，也让不少侵害者遭受法律制裁，鼓励受害者发声，但要消除性别不公，还是有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