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中#MeToo对谈（下）：除了制度改革，#MeToo能有“私了”策略吗？

「“我们如何在私人生活中不做enabler，如何不让不应发生的发生。”」

端传媒记者符雨欣 发自新加坡

2023年3月13日，上海商业区一幅户外壁画。摄：林文清/端传媒

本文上篇已于8月20日发出。

前段时间，端传媒发起了一次台港中三地在#MeToo运动中深度参与、观察和组织的人士的对谈，从历史、文化、司法等层面，连动公领域与私领域的思考。四位对谈者分别是，台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雄妇女新知协会理事陈美华；执业律师、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常务理事许秀雯；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黎苑姗；中国#MeToo的推动者和志愿者丝姬（化名）。

谈“改变”，不可能不提制度，然而制度变革是万能药吗？台湾过去19年关于性骚扰的三种制度执行中，吃案、吞案常常发生，人、场域与系统环环相扣、互相庇护。这强调了一件事，除了“建立”，“执行”是一大要件，而把变革的责任全部推给制度，也一定会有遗漏疏失之处。

相对“制度”，“文化”要怎么变？在我们的对谈中，几位嘉宾反复问自己，也互相提问。后来，大家决定从日常入手。黎苑姗提出一个概念，enabler——我们如何在私人生活中不做enabler，如何不让不应发生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