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者的失语时刻：当中国女性记者遭遇性骚扰
「记者——这一惯性为他人发声的职业，当引入“女性”前缀，当遭遇“性骚扰”时，依旧难以避免地陷入另一个失语处境。」
特约撰稿人 梁屿桐
七年，张雅宁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有四个字，由藏语译来。但当她摸索起在媒体实习时的不愉快过往，还是轻易想起那个人，继而被记忆中他轻车熟路的“肢体接触”和“言语挑逗”逼出寸寸“恶心”感。是持续又真切地。由口到心。
张雅宁现在是一家知名媒体的主笔记者，她报导了许多女性议题，都曾获得极高阅读量，但她自己的这些经历，始终未被公开披露过——当时她是“懵的”，亦不认为这是“大事”，只是不断怀疑，其他女生会否也有同样遭遇。
“2018年的那场#Metoo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感受是合理的，那就是性骚扰。”张雅宁多次确认过事情发生前与他相处的细枝末节，肯定道：“我根本没有任何的语言或肢体动作表示过他可以对我做这些举动。”
张雅宁绝非孤例。在“新浪微博”上关注人数超过百万的的媒体人“萝贝贝”曾在大陆一家杂志任记者。今年“编剧史航性骚扰事件”发酵后她有感而发：“女记者之间相互一聊，就没人没被骚扰过。曝光的和沉默的完全不成比例。”
大陆地区关于媒体圈性骚扰的公开探讨，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非政府组织“广州性别教育中心”推出的全国首份《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83.7%的女性记者曾遭遇性骚扰，其中超半数选择沉默、忍耐或躲避。据报导，《报告》执笔人黄雪琴曾投稿给中国逾30家大型媒体，但大多数媒体都未给以回应，对此做出报导的亦是寥寥。
随著中国大陆#Metoo浪潮的中途腰斩与媒体管控的逐渐剧烈，直至今日，记者——这一惯性为他人发声的职业，当引入“女性”前缀，当遭遇“性骚扰”时，依旧难以避免地陷入另一个失语处境。
意料之外的工作常态
2016年，张雅宁大三，找了份撰写纪录片文案的实习。刚半年，她就等来一份重量级项目：公司主理人凭“资深编导”的资历从中国中央电视台拉来的外包。作为唯一的文案人员，张雅宁被派去青海藏区全程跟随拍摄牧民工作日常。
陌生的地域和领域，令她有些跃跃欲试。但当时的张雅宁还预想不到，亦没人为她预警：一位女性记者，尤其是初出茅庐、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年轻女性记者，会在再正常不过的工作流程中遭遇何种避不过的困局。
有央视背书，张雅宁联系到了当地农牧局，精通国语和藏语的领导爽朗答应：作中间人，帮忙和牧民沟通。那位领导的协调令到拍摄推进得很顺利。有次，摄影师想纪录牧民提桶打水的画面，后期剪辑到视频里，但牧民此时没有打水的需要，亦不理解这种和生活日常相符的“演绎”，起了争执。这位领导出面协调，耐心和牧民解释。拍摄得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