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後，許多中國文學和史學作品湧入台灣，這些作品當中，不少是過去中華民國政府查禁封殺的東西，本文要介紹與評論的吳晗及其論文集《大明帝國興衰史》，即是一例。

吳晗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專研明史。出生於1909年，死於1969年。由於當年他選擇留在對岸，為毛澤東的新中國效力，而沒有像他的老師胡適來到台灣，因此他的作品很長一段時間被國民政府禁止。史學界以外的廣大民眾對他的了解，大多僅止於他在文革期間被人陷害的悲慘遭遇──其作品〈海瑞罷官〉被人硬拗為以明世宗這個大昏君影射毛澤東，還有藉著講述海瑞的故事傳播落後、反革命的封建思想而入獄，不久即死於非命。換句話說，不少台灣人之所以知道吳晗，不是因為他的書寫的多好，觀點多特別，而是他作為中共迫害知識分子與作家的典型案例，被老一輩的大學教授、國文或歷史老師廣為傳誦的結果。


吳晗的代表作《朱元璋傳》，我之前曾寫一篇文章評論。有興趣的人可點選這篇文章最後的連結瀏覽或詳讀。在此，我要談的是他另一本論文集《大明帝國興衰史》的問題。風雲時代出版社將幾篇吳晗的明代研究集結，編成一本名為「大明帝國興衰史」的書，內容涵蓋了朱元璋的開國歷程、衛所制度的興衰、科舉制度與仕紳的特權、黨爭與官僚政治等主題。吳晗寫的相當用心，不過當年為了遷就時勢與迎合個別政治人物的胃口，對於某些人事物的說明與評價，出現了錯誤與過度詮釋。


首先，吳晗將元末的紅巾軍起義說成是「農民起義」，這有點問題！因為紅巾軍固然是以農民出身者為主體，原初的發動者卻不是一群農民，而是一批狂熱的彌勒教徒，地主、官吏與其他行業者都有。這些人運用各種宣傳手段，成功挑動一堆不滿現況、渴望改朝換代的民伕(被官府徵調去治理黃河)，起來反抗官府。紅巾軍起義並非源自農民發起的抗租請願運動，也不是農民反抗個別官差所引發的後續事件，怎麼能算是「農民起義」呢？再者，紅巾軍所到之處，眾多農民不是被裹脅入伍，就是淪為紅巾軍劫掠殺戮的對象，吳晗卻將這樣的軍隊及其政治勢力當作「農民起義」的軍隊，明顯曲解紅巾軍起義的性質。


其次，吳晗在敘述紅巾軍起義與朱元璋開國過程的時候，有意無意貶抑浙東文士家族、各地地主為了保衛家鄉所組織的「義軍」，以及那些不屬於紅巾軍系統的張士誠、方國珍勢力，而且忽視上述軍隊與政治勢力都有不少農民投入，甚至予以支持的事實──我認為吳晗欠缺學者該有的客觀、中立態度，彷彿將自己的歷史研究作為毛澤東農民起義論的註解。


對於朱元璋派兵收復蒙元帝國首都大都，吳晗評價為：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寫道：

從宋太祖、太宗、神宗以來能實踐的整個民族的願望，算是達成目的了；歷史上的恥辱的缺點，算是湔雪了；戰國、秦、漢以來對北族的國防線──長城，從這一天起，又成為我民族生存自衛的保壘了。中華民族重新做自己國土的主人，不但得救，而且復興了！(風雲時代版本的《大明帝國興衰史》頁59。)

這種直接把「漢人」作為「中華民族」的說法，與當時國、共兩黨標榜的「漢、滿、蒙、回、藏同屬中華民族」的說法矛盾，而且吳晗在這裡及書裡的其他部分不僅展現了漢人本位思考的精神，而且直接把現今的名詞與概念加在古代的人事物！元末的反抗者確實是將蒙古人、色目人當作異族，但是他們腦中並沒有「我是中華民族」、「我是漢人」諸如此類的想法，吳晗卻將清末才出現的「中華民族」的名詞與概念，拿去解釋朱元璋、紅巾軍、宋太祖、宋神宗這些古人的行事邏輯，而且把朱元璋擴張版圖、滿足自身帝王野心的軍事行動，說成是「中華民族」的復興運動，這實在是過度詮釋，有偏離史實之嫌。


我們在閱讀吳晗的《朱元璋傳》、《大明帝國興衰史》及其他著作時，要很小心！儘管他被一些出版社與歷史學者奉為學術權威，並不代表他的史觀與史識全都合理可靠，而且隨著時代推移，不斷會有新的史料與地下出土文物冒出來，這些東西形構出來的明帝國圖像，很可能會與吳晗這一代人勾勒出來的版本，越來越不一樣，因此有必要參照其他學者的著作，或是對吳晗的史觀與史識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