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情况下,我们越使用历史比喻,反而对历史就越无知。」

白秋渠

2006年5月21日,北京跳蚤市場上的一名商販展示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海報。攝:AP/達志影像
2006年5月21日,北京跳蚤市場上的一名商販展示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海報。攝:AP/達志影像

(白秋渠,中国政治研究者)

2018年7月,当中国的#MeToo运动引起的网络激辩正火热进行时,学者刘瑜在个人微信帐号的一条朋友圈曾将争论推向了一个高峰。刘瑜将#MeToo行动者在社交网络上曝光侵害的行为,比作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她认为#MeToo行动者的行为具有“集体性的、远距离的、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的性质,违背了法治精神中的证据为先和程序正义,以此批评#MeToo行动者在法制之外寻求公平正义的斗争模式。刘瑜的评论旋即引发大量批评。

从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行动模式和诉求而言,#MeToo与文革截然不同:前者没有明确的中心组织,以社交媒体为主要的行动平台,以讲述被侵害的故事为行动方式,诉求是揭露和挑战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文革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领袖毛泽东绕过党的建制体系,以反官僚为口号发动学生和工人,对党内“走资派”进行攻击的运动。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直接比较很难帮我们更好地理解#MeToo。

但在分析的效果之外,文革在刘瑜的批评里还起到了重要的修辞作用:它让读者迅速地联想到文革在公众记忆中存留的形象:混乱、暴力、无秩序,从而引发旁观者心中对这一形象的恐惧——而恐惧,一向是政治中最具有动员力量的情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