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一张接住所有人的社会安全网，谁来接住消磨殆尽的台湾社工？

「“社工往往只做一个短期服务，时常看不到改变发生。尽管社工的工作很有意义，却很难得到正向回馈。”」

端传媒记者 黄奕潆 发自台北

2023年2月5日，新北市。摄：陈焯辉/端传媒

【编者按】总统大选倒数不到60天，各阵营多已抛出社会福利政见，但这些政见，是否回应了社会真正的需求，能否考量到助人工作者的困境？

总统蔡英文于2016年第一任胜选前，即提出“社会安全网”政策概念，并年年重申，以此作为社会韧性的基础。但实际执行政策的第一线社会工作者，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困境？在蔡英文两任任期进入倒数半年的阶段，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在台湾，社工领域有个说法：初入行的社工，多数会在三年内转业，但如果可以撑过，通常就会留下来很久。

今年刚进入辅仁大学社工系任教的钟佩怡，曾是这个“诅咒”的经验者，一心想从事助人工作的她，研究所毕业后，如愿当上保护性社工，却也在工作满三年之际，递出辞职信。所幸这个诅咒只有半年效期，置身异地散心的她，仍挂心性侵害领域，便在收拾好心情后，重新归队。

因大四那年在励馨基金会实习的经验，钟佩怡决心以协助不幸少女为志。2006年，她顺利进入桃园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简称家防中心）负责性侵害服务，就算论文以性侵害为题，即使以为自己做好准备，但实务之难，超乎想像。遂在日积月累的困顿疲累中，败阵而退。

性侵害案件的异质性高，且带著高度创伤的性质，案主也难以对人产生信任。钟佩怡解释，案件可能发生在家内，有的在家外；有可能被强迫，也有人被诱骗，甚至是情人之间，或有暴力相待。处理这类案件，原就有一定的难度与挑战，更不用说，在台湾社会文化下，人们有避谈性的倾向，而在这层层考验下，必须直面创伤核心的社工，常常也要负担相应的痛苦。步步艰难。

尽管这个时代的社工较过往得到比较多的训练与支持，但回顾当时初入行的心情与困境，钟佩怡只有如山的压力。

最实际的压力，就是人力。当时桃园一年约有一千多件性侵害案，负责这类案件的社工只有四人，一个人一年约莫要分到两百多案。因此，钟佩怡的手上总是有80到100案同时要处理，一个服务结案就又有一个服务进来，仿佛案件没有结束的一天。

但她说，压垮她的并非庞大的案量，而是被案量拖垮的服务品质。

“我的个案都需要好好被服务，可是我就算花上365天每天24小时，都没有办法满足她们的需要。”钟佩怡表示，受服务者不必然都会提出需求，但她会因为无法好好服务这些被害人而自责，“我总觉得自己怎么做就是没办法。甚至她们没有办法生活得好，也会觉得是我的错。”

服务量跟服务品质无法平衡，服务对象问题难以解决，都让当时年纪轻且资历不足的钟佩怡，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只能藉著离职，逃避这种无能为力。她离职的这一年，是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