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藏品散落于至不明不白的角落里，如此作贱香港文化文物，在情感上说，就是一种击碎香港文化的举动。」

特约撰稿人 乐狄文

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香港故事”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香港故事”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从文化政策角度，这种“骨牌式迁馆”毫无理据，似纯为让路给国家发展成就专馆；并暗含官方对博物馆类别的排序⋯⋯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将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列为三种主要的殖民地治理制度，殖民地官方用以塑造他们对殖民地的认知，以确立其统治的正当性。其中博物馆乃是与殖民地考古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安德森论证说，殖民者将殖民地的古迹改造成漂亮的陈列场所，却抽空了其中的宗教与神圣性，改头换面成一个世俗化的殖民统治权威标志。

安德森这个关于“想像的共同体”的重要分析自有其历史语境，他主要是陈述东南亚国家在十九世纪被欧洲人的殖民经验，其中对东方主义有著鲜明的批判态度：殖民者只保留了殖民地的古迹硬件，却忽视殖民地真正的本土传统文化；他们只借用古迹或考古博物馆的展示，宣示对殖民地保育的文明功劳。

香港海防馆：不符当今国家叙事

参观者身处的炮台遗址跟中国抗日历史毫无关系，他们却在馆内看著琳琅满目的抗战展览。这个军事古迹成为一处去历史化的展示场所，以宣示国家民族主义的正当性。

近日香港政府连番宣布，重整香港几个主要博物馆的架构。其中位于香港岛筲箕湾、由旧鲤鱼门炮台改建而成的香港海防博物馆，将被改设为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重点介绍中国抗战历史。

有亲政府的议员向传媒表示，香港海防博物馆的展览太过集中讲述“英殖年代抗战史”、英国如何帮助香港防卫等事迹，故需改变。而根据政府文件中的历史陈述，中国早于唐代已派兵驻守屯门，鲤鱼门在明清时期则有水师与海盗争夺的记载，说明了早于数百年前，香港在战略地位上已“与中国海防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