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同志遊行已死，所以呢？

PrideLab作為在香港已經十年的LGBT+組織，我們亦一樣懷緬過去的同志遊行。以往一年只有一次機會，可以誠實地在街頭上展現自己喜歡的模樣。體驗被一眾彩虹旗包圍，有Rainbow shower的時間，不懼怕任何歧視目光。更重要的是，一年裡面能夠有那麼一天去感受性／別小眾成為大眾的一刻。這種佔用公共空間的方式，一眾性／別小眾不論有否現身在街頭，亦能被充權。

直至今天2023年，有組織高呼：香港同志遊行已死。我們認同的。但死亡只是一種狀態，作為活下來的人應該要問：我們還有甚麼選擇？

有人希望重回遊行方式，但可悲的是，在後疫情的今天，在香港要進行合法遊行，仍然需事先獲香港警察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下稱LoNO）。在疫情「復常」後的2023年，成功舉辦的遊行有很多，卻不是我們熟悉的。例如「喜迎杭州第19屆亞運會」集會、發展局海濱事務委員會主辦的慶祝復活節遊行等。我們熟悉的，卻似乎舉步維艱。

今年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原獲LoNO舉行三八婦女節遊行爭取婦女權益，惟有網民在網絡上發起要「逼爆遊行」後，警方就多次約見主辦方，要求確保參與人數與申請所述的100人。可是，多次協商後亦未能如願，唯有在遊行前夕取消。同年五一勞動節遊行的兩位申請人，則是不由自主地「主動」撤回遊行申請。其中一位更提及，事前主辦方需要向警方交代網民留言，並就各式形式的假設性情況具體回應，身心俱疲。

與香港同志遊行同日，於今年11月19日舉行的Migrants' Pride 移工嬌傲日亦一樣，原先預計集會人數約有數百人，但活動消息經社交媒體發佈並獲熱心人士轉載後，旋即被警方注意並主動聯絡要求主辦方刪除相關帖文，並臨時更改集合地點。

即使成功可以走在街頭上，主辦方亦需嚴格讓參加者遵守各種限制。例如今年3月26日的反對將軍澳填海遊行，警方就要求參加者必須能被識認、佩戴號碼牌、禁止佩戴口罩及穿黑衣，並限制人數至100人以內。過程中，遊行隊伍被警方以反光帶包圍，禁止市民及傳媒中途加入及採訪。我們PrideLab亦曾經在3月31日的跨性別現身日時，聯同另外兩個組織遞交請願信到律政司。我們只簡單安排先在律政司大樓門口拍照，然後就直接到示威區交信及發言。但為了那短短200米的步行路徑，警民關係科都要事先再三確認我們的名字、參與人數及物資，以確保不會有預計之外的人事物出現。

現實就擺在我們眼前，是感受再多亦不能扭轉的。實情就是不但主辦方需背負沉重壓力，參加者亦只能在各種限制下現身，難保身心安全。與其勉強舉辦一個「無法讓參加者自由表達」的香港同志遊行，我們看見籌委會在這四年一直努力探索不同模式。

記得今年的香港同志遊行中，其中一個展區是性格測驗，嘗試將人分成九種不同的行動者類型。當然測驗結果僅供參考，但已足以讓我們感受到大會嘗試梳理同志社群的情緒：在集體上街此路不通的當下，先不著急，停下來想清楚自己位置，然後尋找適合自己道路，「向著平權的方向，按自己節奏繼續努力」。

沒有大台搭建好遊行路線，一時之間感到迷茫落寞或許是人之常情。但香港的同志運動，從來都不只得遊行這一種實踐。

過去，我們將創意安排在形形式式的標語、花枝招展的展示上。今天，香港同志遊行籌委仍然努力在狹縫中開闢出新的方式讓同志保有公共論述的空間。我們作為應當傳達平權訊息的同志組織，與其留戀過去風景，不如盡力在現實之中將我們堅信的價值傳達予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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