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书里记载的一个故事，一位国王在开会时下令向一位为他吟诵赞美诗句的诗人提供金钱奖励。然而，与此同时，这位国王却又在仆人耳边小声地要求他们把这位诗人带走，而且不要给他任何东西。在休会时，他看到仆人们脸上明显出现了困惑的迹象——他们想知道：国王怎么能公开命令向诗人支付报酬，同时又私下禁止给其提供报酬呢？这位国王解释其做法称：“他带给我们的是话语，那么我们回报给他的也是话语。”

我们从这位国王的回答——“他带给我们的是话语，那么我们回报给他的也是话语”——之中发现了最能体现一种沟通困境的情况，那就是话语仍然是话语，而不会在现实中导致说话者想要得到的任何等价物。

这就是说，话语与讲话者想要通过这些话语获得的利益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威或控制权是站在说话者利益的对立面的。

介绍上述故事背景的原因，是一系列与民主社会及其自以色列国成立以来与巴勒斯坦事业的互动相关的问题——这种互动充其量不过就是提供话语与收获话语的互动。

美国民主尤其恳求媒体暗示存在一种文化共识，以便从中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所有令人发指的罪行寻找借口。

联合国的所有决议、峰会的所有建议以及协议的规定仍然只是纸上谈兵，或者是与现实毫无关系的文字。占领就是占领。定居点就是定居点，就算它们没有扩大，它们也不会缩小。流离失所就是流离失所。杀戮就是杀戮。

也许这就是提出问题的原因，是否现代的西方民主——尽管表面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其实质是否就类似于古书中这位用话语换话语的国王的统治，还是说民主的运作机制会有所不同？

以色列使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陷入了难以摆脱的矛盾之中，以至于人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民主是否还有未来？或者说我们正在经历民主的终结吗？西方的民主模式与古代传统社会或现代独裁国家的治理模式究竟有何区别？

毫无疑问，民主的概念具有区别于其他治理、政治和权威概念的特殊性。如果非民主社会中的权威在说话者与利益之间进行调解，那么它将给予它想要给予的，并阻止它想要阻止的。而在民主社会中，话语会变成一种手段，以使之可以上升到能够决定利益问题的权威级别。

话语越雄辩、越有说服力、越连贯，就越能够破坏权威的支柱，从而建立新的权威规则，并能够实现其利益，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它还可以变成利益本身。因此，民主传播的基础是言论对现实有相应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具有多种形式，例如能够影响现实的变化，或者实现合法的物质或道德收益。

在过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是基于媒体制造的共识，正如乔姆斯基名著的书名《制造同意》所暗示的那样。美国民主尤其恳求媒体暗示存在一种文化共识，以便从中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所有令人发指的罪行寻找借口。

这一共识所依据的思想的本质是，以色列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它有权获得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无条件的充分支持。

另一方面，以色列占领的合法性来自于“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现有的关系，而爱德华·赛义德则致力于瓦解这种关系。如果没有文学、艺术和电影文化方面的创作，那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就不会合理，因为这些文化创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将民主社会的敌人妖魔化、非人性化，并在这些文化创作的接受者的想象中建立了一种基于歼灭和消灭这些敌人的英雄主义。

任何审视过美国文化产品的人都会对其所宣扬的暴力程度感到震惊，而且这种暴力除了消灭其目标之外不接受任何其他的东西。以色列便从这种导向暴力中受益——这种暴力几乎从不缺席文化创造力的任何领域，无论是儿童电子玩具、奇幻电影，还是有关军事英雄主义、间谍活动等类型的故事。

毫无疑问，诸如《制造同意》或《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著作，有助于形成一种恰当的概念工具，用于理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与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之间的关系的实质。然而，这种概念手段已不足以理解当今在这种关系层面上出现的新发展。

为了理解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战争的立场变化与事态发展，我们可能需要理解“技术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看来，巴勒斯坦问题自去年10月7日以来重拾势头，并受到国际跨文化舆论的关注和同情，与此同时，在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机构——内部也已经接近达成共识。我们还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仍然坚持剥夺巴勒斯坦方面最基本的人权，并且继续绝对地支持以色列。

毫无疑问，很多人都在质问：当美国支持不公正的事业，并认同以色列拒绝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停火的要求的荒谬立场时，它难道不是在世界面前拿其民主形象冒险吗？现实就是，美国民主不再关心建立共识，无论是在其国内还是国外。美国与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即现实数据与虚拟现实的巧妙混合。

任何注意到美国背景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关于在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中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必要性的传统共识时代已经逝去，并且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正义的新的准共识如今正在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青年团体之间。

但是这种新的共识仍主要停留在虚拟现实层面，并通过技术社交媒体传播。显然，将这​​种共识从虚拟现实带到有形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关键所在，从而能使之变成美国立场变革的驱动力。

科技的惊人发展，使民主从多数人统治少数与舆论权威的阶段，转变为拥有技术工具的少数人的民主的新阶段。

在破坏了传统公共空间（多数人和少数人在这个空间内的界限非常清晰）之后，民主进入了社交媒体空间的阶段，而技术工具则接管了这些界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这些工具的人，便肩负起在虚拟空间中分散并消除共识的责任，或者是将其下载至硬性空间，以便在那里对现实进行真正的改造——基于模仿鱼、昆虫、鸟类等成群活动的动物的卓越技术智能。

也许这就可以解释今天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在社交媒体空间中掩盖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正义日益增长的共识，那些控制民主的人满足于利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向以色列提供无条件支持，无论是慷慨的财政支持，还是未经代表美国人民意愿的机构批准而向其提供致命武器。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为以色列发声的人员，竟然攻击声援加沙的公民群体，并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还呼吁让他们流离失所并让他们失去民主的怜悯。

任何一个看过大量描绘幸存的少数族群是如何战胜患有传染病毒的多数族群的英雄主义连续剧和电影的人，都不会震惊于少数族群支持消灭巴勒斯坦人，或者将数百万人逐出美国或欧洲的行为。西方民主的胸怀已经扩大至超出基于民意和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时代所不能接受的范围，以至于我们现在会看到少数人煽动反对多数人的情况。

许多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往往表现出蔑视民意、贬低多数人声音的重要性，甚至将暴政、独裁与民主混在一起，驱逐大学校长下台，限制其思想自由，并威胁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员。

这种民主继续否定巴勒斯坦人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对自由的坚定要求，继续否定他们不接受像美洲原住民那样生活在难民营内的想法。像这样的民主无法给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带来话语以外的任何希望，无论他们在话语上是多么地保持一致。

但是这种民主似乎也已经到了得不偿失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