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23條增外企成本香港尚未「內地化」

Phoebe Kong
2024-03-20T10:07:03.573Z

23條通過後，外企關注對於外資會造成多少衝擊？

（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立法會3月19日無異議全票通過《基本法》第23條草案，特首李家超稱這是「香港的歷史時刻」，國家安全終得保障。歐盟發佈聲明表示，條例加劇對香港基本自由和政治多元的侵蝕，涉及「境外干預」與「國家秘密」有關的條款定義寬泛，且具有域外效力，質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長期吸引力。香港德國商會在諮詢期間數度與港府會晤表達意見，DW在草案通過前採訪商會主席Johannes Hack，請他分享看法。以下為專訪內容，在不影響原意與脈絡下，經編輯節錄整理。

DW：《基本法》第23條會多大程度影響香港外商？有什麽影響？

Johannes Hack：關於第23條，我們試圖指出兩個關注點：一個是守規成本（compliance cost），另一個是觀感（perception）。

守規方面，說實話無論在哪裏開展業務，每出台一項法律，都要付出一定的守規成本，在歐盟和德國也有很多企業必須遵守的生態方面法規。就第23條而言，我們當然希望遵守法律，不想誤觸或以其他方式觸犯法律，這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可能的問題是某些定義實際上相當寬泛，像是國家秘密的定義。例如，外資企業在接觸數據和出版報告時，可能要增加資源和人力，讓法律和合規部門確保內容安全，以防這些資料和業務受挑戰。

所有涉及勾結（境外勢力）的部分定義顯然也非常寬泛，且罰則相當嚴厲，這可能導致企業過度遵守——不再有所作為、不再在香港做本來會做的事情，這是企業面臨的一個問題。

另一個是認知觀感，平心而論，如果你生活在香港，你會知道香港和內地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很多方面都是。我去過內地，也在香港生活了6年，但是在德國，很多人似乎都認為香港實際上只是中國的一部分了。當然，在香港我們要反對這種看法，這是因為香港有其價值——我這裏說的是商業價值——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國，它是一個不一樣的中國。

第23條的部分措辭，有關「國家秘密」的定義更傾向於中國大陸那邊的定義。如果我們與德國的利益相關者討論這些問題，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游說工作告訴他們：你看，香港還是有優勢的。你所熟悉的香港還在，它可能不是跟5、6、7年前的香港100%一樣，但跟中國仍有明顯不同。這就是觀感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尤其是對德國企業來說，因為德國企業在中國的實力非常強大，我們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我們顯然喜歡在中國開展業務，但如果香港與中國大陸完全一樣，或者被認為更像中國大陸，那麽當然風險可能會增加。德國企業會認為：那我們為什麽不把香港排除在外、直接去中國大陸呢？

香港德國商會主席Johannes Hack。

DW：能不能給我們舉幾個例子？外商之中哪些行業會更關心遵守第23條？

Johannes Hack：很好的問題。實際上對於德國公司來說，我估計他們不會受最大影響。因為傳統上，德國公司在香港主要從事物流和採購業務，在金融服務方面不是很強，觸犯此類法律的風險真的很低。

不過，資料數據行業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我認為金融服務業的風險還是略高。他們在諮詢階段顯然討論過：如果寫了一份關於中國大陸股票的看跌報告，會發生什麽？這會成為問題嗎？政府回覆：不，這不是問題，如果分析有理有據的話。

我認為最大的問題還有那些尚未進入香港、在觀望追蹤局勢的公司。從本質上講，香港提供的是服務型經濟，如果想吸引新的業務，資料數據、生物健康行業等等是關鍵。顯然，這些領域可能會有問題。

不管出於什麽原因，如果我碰巧知道在大陸試用的某種藥物導致了異常多的嚴重疾病，而這是我在與政府官員討論時得到的訊息。如果我經由香港把這個消息回報，這顯然會產生影響。那這算數嗎？屬於國家機密嗎？會被涵蓋（在23條）嗎？

DW：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目前為止您們最關心的是國家機密問題。除此之外，我們還看到有很多關於所謂境外勢力或境外組織的立法內容。對於外國人和在香港經營的外國組織，這類境外干涉的罪行是否也讓您擔心？

Johannes Hack：自2020年以來，《國家安全法》已經到位，實際上該法中也有一個勾結條款，且相當廣泛。廣義來看，關於勾結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存在。現在有了這部法律（23條），關於它可能意味著什麽又有了更多、更細、更深的討論。

我不想積極思考它可能用在哪，也許我想消極地說，我不認為它應該對企業有用。如我剛才所說，內地政府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香港和「兩制」的價值。但我也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在內地還是香港，現在求穩都被放在首位，只有穩定了才能繼續前進，經營才能更好，這可能是從亞洲的角度來看的；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種相當恰當的思考方式，但也許平衡有點不同。回到你的問題，但願「與外國勢力勾結採取行動」這不是企業通常需要擔心的事情。

DW：23條不足以成為一個夠大的因素，令到外資離開香港嗎？

Johannes Hack：我對此表示懷疑。顯然，中國市場仍然是一個有趣的市場，而且是我們都非常積極選擇追求的市場。不僅僅是中國市場，這裡靠近東盟，我們在許多國家做生意，相信我，那裡的外部條件比香港苛刻得多，但我們仍然在那裡做生意，因為它是值得的。所以我不認為任何人會看到這一點（23條），然後就說：好吧，我準備要撤離這裡。

如果你本來就不在香港，正在思考要不要去其它亞洲城市，那可能會有影響。但這又是很難準確衡量的，這也是為什麽我們一直告訴政府：記住，解釋得越清楚、越準確，代價就越低。相對地，企業守規的成本也會更低。但這都是相對的，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數字。

相关图集：香港的变迁

1843年的香港黄泥涌谷地：这幅钢板画据信描绘的是1843年左右香港黄泥涌谷地。图中央的竹制导水管用以连接附近的引水道，将水引流作灌溉之用。自秦朝被归为中国版图后，香港一直以农业、捕鱼及盐业为主要产业，十九世纪前未在历史舞台上有重大影响。1841年香港开埠后，英国政府正式将此地命名为“香港”。

1860年的香港：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1年）后，清政府被逼于1841年签订《穿鼻草约》、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1856年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在1860年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的南端地区再割让给英国。

1880年左右的香港人：这是一张描绘1880年左右一群香港人下棋、抚琴、写字的图片。1898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英国强迫清政府缔结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方同意把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个岛屿租借予英国，为期99年。

1910年左右的香港：这张照片摄于1910年左右。当时，香港已从一个昔日的小渔村发展为中国移民的聚居地，转口港及通商中心。

1910年左右的香港皇后大道：皇后大道是香港开埠之后的第一条修建的主要道路。香港1842年成为自由港后，工商业、金融业及公共事业均不断发展。1911年，九广铁路正式贯通，香港大学也于这一年正式成立。在司法方面，香港采用二元化法律体系，一方面引入英国法基础上的普通法体系，另一方面保留清代的部分法律和习惯。

1940年的香港金融区：这是1940年2月27日拍摄的香港金融区的照片。二战期间，日军从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占领香港。日本投降后，英国收回香港。

1984年中英签署香港问题联合声明：1984年12月19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签署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根据该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方针，香港在主权交接后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该方针被载于《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及附件一。

1997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1997年6月30日23时42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随着英国国旗的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基本法》生效：在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后，江泽民和英国王储查尔斯握手。两人身旁分别是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和英国首相布莱尔。按照1997年7月1日生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香港发生一系列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俗称雨伞运动。示威者的主要诉求为争取行政长官选举的公民提名权，以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运动的主要象征是黄色的雨伞。示威者的诉求全部被拒绝，运动以失败告终。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2019年3月15日，香港民众掀起抗议运动，反对允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内地受审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示威者重新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7月中旬，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冲突加剧，大批示威者被逮捕。2020年初，新冠疫情从中国大陆传入香港后，反修例运动受其影响而开始减弱。

2020年通过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港区《国家安全法》，针对颠覆国家政权丶分裂国家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等四种行为。该法凌驾于《基本法》之上，冲击了香港的行政丶立法丶司法丶传媒丶教育等各领域，标志着香港的公民社会走向终结。

DW：過去數年外資企業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政治局勢和移民潮下導致本地人才流失。香港政府在經歷了過去的亂盪之後，正在努力重塑國際形象。總的來說，您認為香港是否回到了復甦的正確軌道？

Johannes Hack：我認為香港已經做了很多事情，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我已經公開說過，可以再明確地說，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香港的，我認為香港是一個非常好的城市，生活質量非常高。對我們來說，讓人們搬到這裡來工作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沒有那麽嚴重的人才問題，因為我們確實吸引了很多人來這裡。

我再次希望香港政府在立法通過後，繼續向前邁進，然後表明安全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讓我們專注於開放，專注於參與，讓香港成為一個吸引人來做生意的地方。他們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但總是可以做得更多的。關於開放，我們認為還能有更多的發展，包含與23條無關的方面，例如我們一直在推動讓香港居民更容易地進出大灣區。

DW：簡而言之，您認為香港經濟要復甦並與國際商界重新建立聯繫，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麽？

Johannes Hack：從香港以外的歐洲角度來看，顯然是要確保人們認為香港與大陸有本質區別，確保「一國」是毫無疑問，但「兩制」要在實踐中被明確展現。僅僅說「兩制」是不夠的，必須讓人們看到它的存在，因此香港需要在某些方面表現出內地不可能有的開放性，讓人們清楚地看到這是香港而不是內地，讓人們看到香港是中國和西方之間的一個獨特的地方，同時又是中國的一部分。

DW：那麼您所說香港的「兩制」特點會否被23立法損害？

Johannes Hack：如果該法沒有拿來運用，那麽它只是法規中的另一條法律罷了，並不意味著什麽，但如果它被經常使用，那麽就有可能對我們產生影響。因為顯然會有聲音關注它對業務造成的影響，這是我應該注意的。但我還是願意採取積極的態度，因為這是中央政府和《基本法》要求必須這樣做的。在這之後，香港就可以專注於其他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