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庇护人数激增，引发全球移民危机
去年5月，移民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附近进入美国。
图片来源：John Moore/Getty Images
2月，一群来自巴西的移民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加州Jacumba附近。右图为一处“Campo De Asilo”标志。
去年9月在沙漠中越境进入亚利桑那州的厄瓜多尔人Kevin Chiluisa说，他并不是逃避暴力或者压迫。他只是希望过上比在厄瓜多尔东部丛林地区一个小镇上更好的生活。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向美国边境巡逻队自首时并没有被问及来此的原因，边境巡逻队的巡警就把他当作寻求庇护者对待了。他现在和一个远房亲戚住在芝加哥，一边打零工一边等待移民法庭的第一次听证。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获得庇护，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出庭。“他们想核实你所说的是否属实，”他谈到听证会时说。“我没有那个。”如果他在移民诉讼中败诉，或者决定放弃，不再去移民法庭，他就会考虑干脆融入无证移民的地下社会，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第一大政治问题
申请庇护的人数之多已令美国的法院、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以及为移民提供庇护的城市的预算不堪重负，这使得移民问题成为政治辩论和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今年2月底进行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发现，20%的选民现在将移民问题列为首要关切，在去年12月调查中居于首位的经济问题退居其次。
得克萨斯州已在设法加强对边境移民的控制。当地逮捕和驱逐非法越境者的立法被告上了联邦法院，令美国移民政策陷入更纷乱局面。
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与美国相比，欧洲对寻求庇护者的保护力度更大。去年，欧洲接收了114万寻求庇护者，创2016年叙利亚内战引发移民潮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问题助推了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大陆各国的崛起。英国每年花费约合39亿美元资金，安排寻求庇护者在等待法庭处理其申请的同时住进酒店，而这些申请数量之多已经让法庭应接不暇。
德国去年收到了超过33万份来自边境的避难申请，其中还不包括来自乌克兰的申请，这一数字较2022年增加了超过70%。加拿大去年的避难申请增加了一倍多，达到近13.8万份。根据最新可查的数据，全球范围内，联合国2022年登记的避难申请数量达到创纪录的260万份，与新冠疫情前相比增加了30%。
各国都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意大利最近达成协议，让寻求庇护者在阿尔巴尼亚等待决定。英国、丹麦和德国都在探讨如何将寻求庇护者永久安置在第三国，包括非洲国家。
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Alexander Downer)说：“这个政策的初衷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保护，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移民的途径。”在西方国家中，澳大利亚对寻求庇护者的立场最为强硬。
2月，加州Jacumba附近，移民在上车前接受检查。
图片来源：Ariana Drehsler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加州Jacumba附近的边境墙上的一个缺口。
图片来源：Ariana Drehsler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3年澳大利亚基本上暂停了领土庇护，当年有2万多人乘坐小船来到澳大利亚，还有数十人在海上丧生。虽然仍接受难民，但仅限于那些在国外办理申请手续并乘飞机入境的难民。现在，非法越境的小船在海上会被拦截，寻求庇护者会被送往另一个国家进行安置，由澳大利亚支付收容费用。即便申请在法庭获得通过，这些移民通常也不会重新安置在澳大利亚。这项政策实施两年内，已经没有寻求庇护者再乘船进入澳大利亚。
在美国，现在寻求庇护的非法入境者数量如此之多，边境巡逻队基本不会询问移民是否因此而来。他们只是引导这些人在Campo de Asilo等移民援助组织设立的庇护营等待，然后将他们送往边境巡逻站采集指纹并提供首次出庭的信息，之后送回援助组织或附近的公交车站。
最近的一个早晨，在Asilo庇护营内，约100名来自厄瓜多尔、越南和土耳其等国的人冒着清晨的严寒等待边境巡逻人员来接他们。在搭建在岩石地的营地中，这些移民三三两两站在一起，排队领取志愿援助人员分发的小食和饮料。几个小时后边境巡逻队到达这里，引导移民步行到附近的一条公路上，那里有一辆大巴在等着载他们离开边境。
几乎所有在这个营地和附近一个类似营地的人都说，他们是从早于他们而来的移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中得知自己应该寻求庇护的。
27岁的俄罗斯男子Sardor说，他从Telegram上的帖子中了解到庇护信息。来自厄瓜多尔的19岁青年Sebastian Fernandez说，他看到网上帖子和新闻报道解释说，他可以在美国边境“寻求帮助”。他说，他希望能去纽约，他的一个兄弟住在那里。
来自厄瓜多尔的Sebastian Fernandez和来自贝宁的Yacoubou Ismael（右图右一）2月份在难民营等待开始庇护程序。
来自贝宁的35岁男子Yacoubou Ismael说，在看到其他移民发布的关于进入美国请求庇护的帖子后，他辗转了许多国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去了希腊，然后去了拉丁美洲，最后通过墨西哥一路向北。Ismael说：“这个旅程很艰辛，但美国始终是我的目标。”
参照过去经验
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都认为庇护制度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但长期以来一直未能通过一项移民改革方案。最近的一项提案本有望带来一种快速庇护决策程序和更严格的初审，但在参议院的投票表决中被毙掉了。
20世纪40年代末，国际法开始强制各国政府为那些在母国遭受迫害或有充分理由担心在母国遭受迫害的移民提供庇护，此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拒绝庇护逃离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
随后几十年里，美国通过一系列通常针对单一地区的政策接收难民，包括在20世纪50年代接收约20万逃离共产主义国家的难民。
1980年，美国通过了《难民法案》(Refugee Act)，该法案允许每年不超过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入境。难民通常是指经法院或专家认定有资格获得庇护的人。
案件通常是在人们尚置身海外时就得到处理的。相关数字当中，来自越南或柬埔寨等地，经过预先审核并获颁签证的叛逃者、持不同政见者或难民占到了大部分。
在大众交通和即时通信盛行之前的时代，几乎没有谁去设想大批寻求庇护者不打招呼突然出现在陆地边境的情境。美国虽然规定了难民入境人数上限，但对亲身越境并要求获得庇护的人数仍不作管制，如果有人抵达，该法要求对案件进行审理。
《难民法案》出台后没过几个月，大权独揽的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就宣布，任何希望前往美国的古巴人都可以自由地从马列尔港离开。包括卡斯特罗从监狱和精神病院释放出来的人在内，约有12.5万人听从了他的建议，这迫使当时的卡特(Carter)政府根据名为人道主义豁免的单独法律授权允许他们入境。
去年7月，哥伦比亚，前往美国的移民穿过达连隘口(Darien Gap) 丛林。
图片来源：Carlos Villalo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克林顿(Clinton)政府任内当过美国移民暨归化局(U.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负责人的Doris Meissner说：“矛盾之处在于，我们制定《难民法案》时是在回顾已有的经验，而非展望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哦，天哪，这或许不仅仅涉及少量人群’。”
事情在2014年前后开始起变化。美国边境巡逻队原本习惯于追捕那些独自偷越边境前来找工作的墨西哥男子，却突然开始与一些来自中美洲的家庭不期而遇，这些家庭向边境巡逻队自首并申请庇护。
移民家庭会把自己成功入境美国的消息告知母国的其他人，受此推动，新的寻求庇护者浪潮慢慢兴起。智能手机的大行其道让移民更容易将消息传播出去。
美国和拉丁美洲的高人气社交媒体账号把庇护作为进入美国的一种简单方式加以宣扬，并提供实用技巧。“你必须打好底稿，”一则视频称。“你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讲述自己的故事，给出日期、具体时间，讲清楚一桩桩影响了你的事件如何次第发生。很多人不做准备，会记不清。”
庇护申请的使用与日俱增，相关系统不堪重负，几乎不可能当场处理案件。边境的移民官员可以对入境者进行筛查，判定他们是否有可信的理由害怕被遣返回自己的国家，并直接拒绝不符合这一要求的人。现在，每天发生数千次边境遭遇，而筛查只有几百次。
在2013财年，所有边境遭遇事件中，以遣返告终的比例略高于80%。但据来自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信息，随着庇护申请增多，这一比例在2019年降至约30%；2019年是有相关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首次抵达边境后三年内被遣返的家庭占比从2013年的44%降至2018年的6.2%；2018年是有相关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移民专家称，现在的比例可能更低。
33岁的Andrea Holguin当初受够了在委内瑞拉的生活，难以养活自己的女儿们。2019年，她离开委内瑞拉前往厄瓜多尔，但那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去年8月，她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把两个女儿留给父母照料。
Andrea Holguin上周五乘地铁前往纽约移民局。她在手机上保留了与女儿们视频通话的截图。
她首先得穿越巴拿马的达连丛林——这是一片没有道路的危险荒野，将南美洲与中美洲和北美洲隔开。据巴拿马政府的数据，穿越此地的人数从2010年的559人上升到去年的52万人。多数人都是前往美国边境。
随后，Holguin乘坐公交车前往墨西哥城，最终到达边境。在那里，她尝试使用边境巡逻队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CBP One，该应用程序每天有1,450个名额供有意寻求庇护者预约，让他们合法越境，并就“可信的恐惧理由”接受官员面谈。
但经过几周的等待，她的钱不够了，于是她放弃了，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附近越过边境并自首。她和其他移民一起被安置在一个大型宿舍式帐篷里。移民局采集了她的姓名、指纹和其他履历信息以及照片。
“他们采集我的指纹时，一名移民官员问我是否怀孕，是否对任何药物过敏，”Holguin说，“他们就问了这些。”
她在一些文件上签了字，然后就被放行了。不到三天，她就前往布朗克斯区与她的委内瑞拉男友团聚，现在她住在那里。他们两人共用一个小房间，月租800美元，天花板上装了一个灯泡照明。楼里挤满了其他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
上周五，Holguin乘坐地铁去参加了她的首次听证会，移民法官Anna Diao向她和一群移民解释了寻求庇护的步骤。现在，Holguin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并在明年3月回来就她的案件参加一次时间更长的听证会。
“到时候你必须要说，‘我逃离了委内瑞拉’，以及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寻求庇护，”Holguin说，“显然，正如法官对我们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出示证据、提供证人证言以及一些能起到帮助的文件。”这天天气阴冷，她只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白色的运动衫。
上周五，Holguin在纽约一栋联邦大楼等待听证会。
图片来源：Oscar B.Castillo/FRACTURES COLLECTIVE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olguin说，她将在申请中描述她在委内瑞拉的女儿的父亲如何对她进行身体虐待，以后也会在移民法庭上讲述。她还将讲述，在她拒绝由政府出钱发放、用以让选民去投票的食品盒时，委内瑞拉的亲政府支持者如何向她扔石头。
不过，Holguin说，她担心自己拿不出申请避难所需的证据，因为以前的短信和照片可能已经没有了，而且知道她情况的人还留在委内瑞拉。
Holguin说，如果得不到庇护，她会试着另想办法留下。“我会上诉，看看能否以另一种移民身份留下来……不是避难，而是其他方法。”
积压多年的案件
在美国申请庇护有两种途径，而且都已经左支右绌。已身在美国的人，比如游客或学生，或者使用CBP One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移民，可以申请“主动性”庇护(affirmative asylum)。他们通过国土安全部的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提出申请，该局称其办案人员每年的庇护案件处理能力为5万起。但实际数字远远超出这一处理能力。在去年9月底结束的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共处理了43.1万起移民案件。
像Holguin这样被抓到非法越境的人会进入移民法庭系统，他们通常会申请“防御性”庇护(defensive asylum)，这个名称是由于这些人将庇护作为防止被驱逐的手段。他们的案件会送到司法部约70个移民法庭中的一个，这些法庭负责处理庇护和其他类型的移民案件。该系统的700多名移民法官通常每人每年处理几百起案件。
去年，约有46.5万名移民提出了新的防御性庇护申请，这是340万件积压移民案件的一部分，其中超过100万件是庇护申请。
在走法院程序期间，申请人用他们所能收集到的任何证据来证明他们在母国面临迫害，例如来自政府或帮派的威胁短信，甚至是报纸文章。
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胜诉。但败诉的人很少需要担心被驱逐出境，因为驱逐移民需要耗费资源。移民局工作人员必须确定当事人的居住地，知道他们何时回家，带着特工并配备火力，以防当事人或其家人反抗。这种突袭往往会引发负面宣传和抗议。遣返通常是通过飞机，费用高昂。而且有些国家不让这些人回国。例如，委内瑞拉就拒绝美国遣返移民。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官网上说，在边境查到的非公民12个月内未被遣返的，之后很少被遣返。
图为Ibrahima Bah与他的一个女儿在哥伦比亚的合影。他与家人逃离几内亚，穿越南美洲和中美洲来到美国，目前正在寻求庇护。
图片来源：Carlos Villalo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由于体制上的僵化，貌似有正当理由声称受到迫害的寻求庇护者只得与办理经济移民的人一道等待审理。
Ibrahima Bah决定逃离几内亚，此前他的姻亲带他的女儿Assiatou去做生殖器切割。这名7岁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死亡。Bah担心Assiatou的双胞胎姐妹Hadja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而且她们的姐姐Fatoumata很快也会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结婚。
Bah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幸存的女儿飞往巴西，然后乘车穿越亚马逊，在达连丛林艰难前行，并在墨西哥遇到了腐败的警察。他们于去年9月抵达美国。
“我希望我的女儿们受到保护，”他说。“为她们提供庇护和保护，让她们接受更好的教育，过上自由的生活。”
这家人参加了移民法庭的一次线上初步听证会。Bah还没有工作许可，一家人睡在他朋友家的一个房间里。他说，他迫切希望法官能审理他的案件，但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