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巴勒斯坦国：背景、意义与潜在收益
爱尔兰、西班牙和挪威正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是欧洲方面迈出的引人注目的一步，与此同时，斯洛文尼亚和马耳他等其他国家也表示打算采取类似的措施，这将是在欧洲的抵抗墙上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撕开了一个缺口，即便是最低限度的权利。
鉴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野蛮侵略，出现了以下问题：这是否会导致欧洲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范围扩大？全球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措施将走向何方？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寻求摆脱占领的斗争？
阅读更多
相关背景
尽管美国于2024年4月1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了否决权，以阻止通过一项为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打开大门的决议，但是联合国大会又于5月10日通过了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决议，并要求授予巴勒斯坦更多的联合国权利，对此，14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2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此举的出现正值“阿克萨洪水”行动使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更加引人注目之际，而在此之前，在占领当局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和安全合作进展顺利、犹太定居点持续扩大、巴勒斯坦土地不断被蚕食以及耶路撒冷逐步犹太化的背景之下，该问题几乎已经从视野中消失。
这也关系到美国拜登政府的意愿——后者希望在以色列承认建立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以找到摆脱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出路。但是在与巴勒斯坦人谈判的背景之下，这意味着谈判的结果将由实力较强的一方和实地现实所决定，从而可能会使“国家”一词失去其真正含义。
此外，拜登还希望帮助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摆脱其在加沙的困境，但又不会强加给即将建立的巴勒斯坦实体以特定形式——该实体可能与约旦河西岸现有实体的模式没有太大区别，此外，还将利用这种氛围启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正常化进程，作为他在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项成就。
可以说，拜登所采取的做法至少在形式上不同于他的前任特朗普在与以色列达成的“世纪交易”项目中所采取的做法——他呼吁通过直接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不将建立巴勒斯坦国作为其中一个目标，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全面正常化的框架下，该项目又被称为“亚伯拉罕协议”，但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明确拒绝了这个项目。
而现在，在极端主义席卷以色列各个政治派别的背景之下，占领政府拒绝回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即使这个要求只是形式上的，并且会在美国的支持下为它提供融入该地区的状态，而且还能给它带来摆脱加沙当前局势的出路，此外还将保证（改革后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战争结束后填补可能出现的真空。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则试图把握这股浪潮并从中获取好处，自2012年以来，巴勒斯坦一直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参与联合国事务，它希望能将这种地位升级至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以期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之后，利用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视升级，而寻求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的被占领土之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
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意义
三个欧洲国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标志着欧洲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开始瓦解，而且其中一些国家呼吁以色列停止加沙战争的要求也体现了这一点——这种立场不同于去年10月7日之后形成的立场，而且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瑞典曾是欧盟中唯一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此外还有其他8个欧洲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前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即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马耳他，与此同时，冰岛和梵蒂冈也承认巴勒斯坦国，但它们并不在欧盟框架内。
这就意味着在短期内，欧盟27个国家中将有13个成员国承认巴勒斯坦国，而这本身就将是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事业取得的重要收获——在联合国193个正式会员国中已有146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要动机，并不仅仅是“阿克萨洪水”行动及其之后发生的事情，而是出于世界各国在没有任何威慑力的情况下，惩罚犯下反人类屠杀、种族灭绝和战争罪的犹太复国实体的意愿。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未制定任何巴勒斯坦和平计划”，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对这种承认持批评态度，并认为“这种承认可能会被哈马斯解读为对其恐怖主义的一种奖励”。
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与欧洲方面的关系将会陷入接连的危机，特别是鉴于占领政府准备对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采取外交措施。
此外，在联合国大会决定支持巴勒斯坦人建立国家的权利之后，美国的立场（构成了该实体的政治保护网）也在霸权和威慑方面有所下降，而且它与该实体还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存在分歧——该问题是美国行动的核心，它希望使该地区恢复秩序以集中精力应对中俄问题，而它认为以色列的极端主义却对这项战略构成了阻碍。
巴勒斯坦人将会得到什么好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88年11月15日宣布将在1967年的被占领土上建立国家，即所谓的《独立文件》，这也是巴勒斯坦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试图从1987年12月8日爆发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中取得的收获，并且将在以1974年的“十点计划”为开端的政治进程框架内进行——该计划呼吁在所有被解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该机构试图通过这项举措来从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法律意义中受益，因为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将有权按照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实现命运自决并自行选择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这最终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将拒绝就这一权利进行谈判，但此事尚未通过联合国安理会——鉴于美国在安理会内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不太可能成为事实，而且由于巴勒斯坦人没有在实地建立国家，在地区力量不平衡的背景之下，预计此事仍将只能通过与占领当局的直接谈判来加以推进，即使其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不会被削弱，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实地情况会发生任何变化。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仍然认为，和平的政治道路是实现这一权利的最安全的途径，但是这却违背了哈马斯开展“阿克萨洪水”行动时所依据的原则及其在被占西岸采取的抵抗计划。
基于此，巴勒斯坦内部立场的分歧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寻求打击抵抗运动的努力，阻碍了巴勒斯坦为建立独立国家而整合其政治努力的进程，尽管哈马斯并不反对将此作为一项临时解决方案，同时并不放弃其余的巴勒斯坦土地——正如该运动在2017年发布的政治文件中所述的那样。
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仍在阻挠任何达到这一阶段的努力，这就进一步坚定了人们的信念，即巴勒斯坦人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抵抗工作以巩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试图为抵抗运动打造一个国家孵化器，旨在根据商定的国家计划而从政治上取得收益。
毫无疑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通过和平机制继续开展工作，同时还要将抵抗运动排除在外，而在该机构与占领当局的不平衡和不均等之下，其工作并不会产生增强巴勒斯坦人权利的结果，因为该实体将会强加它对巴勒斯坦人的愿景——这种愿景绝不会达到在1967年全部领土之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水平（这也是巴勒斯坦雄心的最低目标）。
我们在此提到，自1993年9月13日签署《奥斯陆协定》以及随后在加沙和杰里科建立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巴勒斯坦自治以来，巴勒斯坦人一直未能通过谈判获得对其土地的任何形式的真正主权，而且有关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已被多次推迟，直至这些谈判陷入僵局，而且这些谈判中本应探讨巴勒斯坦实体的最终形式，但是历届占领政府都拒绝接受其作为独立国家的形式。
在2001年的戴维营谈判期间最佳的谈判案例是，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提出建立一个非军事化、无主权、无法控制其自然资源、空域和海洋的国家，并且巴勒斯坦人还要放弃耶路撒冷，但是这项方案已被巴勒斯坦已故总统阿拉法特拒绝，而这也是他在2004年遭到暗杀的原因。
因此，在不改变力量平衡的情况之下，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外交行动仍然只是象征性的，而且没有任何希望能够改变以色列的立场，除非继续以各种形式开展巴勒斯坦斗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抵抗运动。
或许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巴解组织在世界多个国家的首都内持续数十年的外交代表中，都未能提高全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视，而“阿克萨洪水”行动却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它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坚持自身权利的决心，并向世界揭露了占领当局的丑陋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