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人案】控方：最少10年監禁 戴耀廷一方： 3年作量刑起點

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陳詞時邀請法庭採納3年監禁，作為戴耀廷的量刑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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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人初選案」首批5名被指為組織者的被告，包括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及吳政亨，周二（25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暫代高等法院）開始作求情，控方今在庭上確認各被告可被分為不同的刑期等級，同時認為案中組織者是罪行始作俑者及幕後主謀，必然屬「首要分子」，而根據港區國安法，首要分子需判最少10年監禁。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就陳詞指，戴耀廷僅以法律學者身分受訪，角色有限，並非共謀者而是「其他參加者」，所以向法庭大膽提出，以3年作量刑起點，給予認罪刑期扣減後判刑兩年。

控方望法庭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控方今引用《刑事罪行條例》第159C條，條文指若串謀干犯的罪行屬須判或可判終身監禁的罪行，刑罰必須與該罪行「嚴重程度」相稱，因此若要與國安法22條刑罰相稱，必須採納條文的判刑下限。控方又認為，參照立法文件及官員說法，相關條文的立法原意，必然是讓串謀罪行與實質罪行刑罰一致。控方又指出，立法者於1996年訂立條文時，必然是預見未來或會出現如國安法般嚴重的罪行，才會選用「嚴重程度」一詞。

另外，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條文，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判處無期徒刑或最少10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者，判處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者則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官李運騰問控方，指有陳詞提及負責否決預算案的議員，才是「首要分子」，控方則指，案中組織者如不視為「首要分子」，是難以接受，指相關陳詞是違反常識。

控方更引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及實用指南第105條，指與涉案的顛覆罪相似，李官則指，「呂世瑜案」提及排除內地法例，問控方的做法，是否「走後門」？控方稱不屬於「走後門」，強調需要審視立法原意，兩者使用相同法律字眼及同一套立法。李官再指，問題是可否參考內地法律內容，控方稱法庭有權參考。

戴耀廷一方認建議判囚兩年「有野心」

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陳詞時則邀請法庭採納3年監禁，作為戴耀廷的量刑起點，而戴及早認罪，應獲減刑至判監兩年。黃承認，在法官頒下裁決理據後，有人可能認為判囚兩年的主張是「有野心甚或大膽」（ambitious or even audacious），但他強調有法律原則支持，並在考慮戴的個人情況後決定提出。而在在延伸庭旁聽的同案被告，包括余慧明、吳敏兒及劉頴匡等就聞言發笑。

法官指戴不是初犯者　辯方同意有定罪紀錄

不過，法官陳仲衡隨即打斷，指戴不是初犯者（not the first offender），黃就澄清指「個人情況」不是指戴初犯，同意戴有定罪紀錄。翻查資料，戴耀廷因提出發起佔領中環，2019年4月被裁定串謀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罪罪成，當時處理該案的法官，正是時任區域法院法官陳仲衡。

黃繼明之後續指，控方指控各被告沒有停止及退出串謀，法官陳慶偉隨即提醒本案為持續罪行，「不單沒有停止，更是繼續串謀」。黃回應，在國安法生效前，戴與他人採取非暴力手段，運用憲法權力爭取普選是合法行為，然而翌日即變為非法。黃明言戴的角色有限，其立場是本案是就《刑事罪行條例》下串謀罪的定罪，而非就《國安法》罪行的定罪，故判刑原則應根據香港法律，認為《國安法》的量刑可予參考，但顛覆罪的刑期分級下限並不適用。

戴耀廷一方認為有別於買兇殺人案　戴並非共謀者

法官陳仲衡就一度問及，若戴不是控方所指的「首要分子」，那誰是「首要分子」？黃回應，戴並不會投票否決財政預算案，更無法控制當選者的意向，直言有別於控方提出的買兇殺人例子，指買兇殺人的主腦從案情清晰可見，惟戴在本案中，其後僅以法律學者身分受訪，並非共謀者而是「其他參加者」，認為法庭在量刑時，不應考慮戴之前的行為。

黃又回應《刑事罪行條例》下的串謀罪立法背景，指出有關串謀罪罰則只修訂過刑期上限，打破原本的7年上限，令串謀謀殺等罪行最高同樣可判終身監禁，然而這些嚴重的罪行，都不設刑期下限，故認為國安法的最低刑期亦不應適用於本案。聆訊明續，黃繼明將繼續為戴耀廷作求情陳詞。

案件編號：HCCC69/2022、HCCC7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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