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经的大学辍学生如何改变了我们对美国经济的认知
David Autor
经济学家戴维·奥托(David Autor)的研究曾揭示，计算机的普及损害了美国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的收入。此外，他以研究中美贸易的影响为人熟知。《华尔街日报》在独家访谈中与奥托探讨了AI、中国冲击2.0和未来职场等话题。封面图片来源：Kayana Szymczak/WSJ WSJ S Chinese
奥托在马萨诸塞州牛顿长大，父母是心理学家Sanford Autor和Sherry Autor，在家里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在奥托的记忆中，自己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的人。在母亲的记忆中，他爱自己的狗，喜欢花时间拆东西。
奥托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读了三个学期就辍学了，做起了计算机咨询工作，买了一辆摩托车，还自学了修理。几年后，他重返校园，在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学习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
1989年，很快就要年满25岁的奥托毕业了，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他开着一辆花250美元买的八档手动1980年道奇Colt RS横穿全美。途中，他听到广播节目介绍，旧金山Tenderloin区的Glide Memorial Church有一个教授计算机技能的项目。
奥托开始在那里工作，他对劳工的看法也开始形成。与他共事的人都很贫穷，他们想要的是最基本的东西：体面的工作、稳定的生活。
三年后，奥托开始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Kennedy School)攻读公共政策研究生课程。
在那里，29岁的奥托上了他的第一堂经济学课。这门课让他大开眼界。
“正是这门课把我关心的问题和我喜欢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奥托回忆道。“为什么都没有人告诉过我？”
在他准备找工作时，另一名博士生同学问他是否真的要戴着壁虎耳环去面试。Autor回答说：“当然。”这是他和妻子Marika Tatsutani第一次约会时得到的一对耳环，他们一人一个。
新冠疫情期间，奥托和他的小女儿纹了壁虎纹身。现在他的儿子也有一个。他的大女儿还在犹豫。
（现在，奥托的小腿上印有一只壁虎，与他的耳环相映成趣，这是他和女儿去纹身店留下的纪念品）。
奥托当时收到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系的入职通知时感到非常惊讶。经济系经常给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提供工作，但不给公共政策博士提供工作。
在奥托早期的经济学家生涯中，他与哈佛大学的理查德·莫纳内(Richard Murnane)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列维(Frank Levy)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并迎来顿悟时刻。有一次，列维建议他们可以通过测量计算机完成一项任务需要多少代码来衡量这项任务对人类来说有多难。前提是：对计算机来说困难的事情，对人类来说也是困难的。
奥托指出，情况恰恰相反。将数以百计的数字相加对人类来说很难，但对计算机来说却微不足道。人们很容易判断出留在桌子上的东西是否属于垃圾，但这对计算机来说却非常困难。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计算机擅长认知性常规任务，也就是簿记员和总机接线员做的那种工作。
因此，计算机正在取代那些曾经相当于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跨进中产阶层的敲门砖的工作。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受益于计算机带来的生产率上升。低薪的服务性工作，比如为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打扫房间，也没有受到影响，毕竟电脑无法把床单铺到床上。
他们的论文发表于2003年。仅今年到目前为止，就有129种学术出版物引用了这篇论文。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最初几年，奥托说他觉得自己像个冒名顶替者。他曾经不得不在研究生院恶补数学，30岁时在哈佛大学以旁听生身份和一群18岁的年轻人一起学习微积分。现在，他被安排给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们讲授经济学。到了晚上，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禁潸然泪下。
奥托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他和Tatsutani当时家里还有年幼的孩子。“我的孩子们现在认为我是个好家长，”奥托说。“但我和妻子都知道，在他们小的时候，我并不是好父亲。”
在这个以工作时间长而著称的领域，奥托的工作时间出了名得长，他把时间都花在了学生身上。
奥托以前的学生Sydnee Caldwell称，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挤出时间的，但他总能挤出时间。Caldwell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哈斯商学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
奥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放着他和儿子制作的尼克斯管钟。
奥托对各种爱好满怀热情，就像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一样。他喜欢帆船运动，14岁时，一位朋友带他在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上航行，结果船翻了，他就此迷上了帆船。奥托还喜欢曲棍球，女儿们很小的时候，奥托带她们去滑冰，结果摔伤了膝盖骨，之后他就开始打曲棍球。
在奥托获得终身教职几年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建筑工程枯竭。失业率飙升。然后是中国崛起为全球制造业巨头。正统经济学认为，贸易的好处远远大于任何弊端。
奥托与经济学家David Dorn和Gordon Hanson一起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在与中国进口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的地区，如家具制造重镇或集中在美国南部的纺织品制造中心，人们正在失去工作。他们常常被迫领取食品券和困难补助。
这项2011年首次发布的研究曾引起争议。但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正是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挫败感。事实上，后来的研究表明，受“中国冲击”影响越大的地区，其白人选民的右倾化程度也越大。
奥托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塑造未来工作计划”制作了“支持工人的人工智能”棒球帽。他认为，人工智能将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有能力从事现在属于精英劳动力的工作。
在新冠疫情暴发、失业率飙升至近15%后，奥托发现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情况：随着就业市场的复苏，低薪劳动者的工资增速超过了高薪劳动者。
奥托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Arindrajit Dube和Annie McGrew合作，试图了解其中的原因。
劳动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低工资、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往往不能找到他们可以发挥更高效率、收入更高的工作。街角State and Main餐馆的洗碗工可能不知道，几个街区外有一家经营得更好、工资更高的餐馆。
疫情改变了这一切。最初，疫情使较贫穷的劳动者失去了工作。之后，经济重新开放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找到了更好、报酬更高的工作。政府的救济可能也带来了帮助。银行里有了更多的钱，人们才有幸能花时间找一份好工作。
结果是：收入最高与收入最低劳动者之间的薪酬差距虽然还是很大，但已明显缩小了。
说到AI与劳动者，奥托满怀希望。虽然计算机给许多中产阶层工作带来冲击，但奥托认为AI可以起到相反的作用。有了AI加持，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将能够从事更多现在只能由训练有素的精英工人完成的工作，比如计算机编程。
“在这一点上，如果认为有了AI还是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奥托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会非常棒。”
奥托说，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时，他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如今，这位教授以指导学生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