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底掌控格什科维奇命运的黑暗俄罗斯司法系统
周三，《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站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一间法庭的透明玻璃隔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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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格什科维奇在莫斯科听证会结束后，在被告席内与律师进行了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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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创造出某些条件，使律师不可能有效地处理案件材料，”俄罗斯律师帕夫洛夫(Ivan Pavlov)说；帕夫洛夫专门从事叛国罪和间谍罪案件的辩护，并表示自己在2021年离开俄罗斯之前参与了100多起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审判。”
俄罗斯司法部没有回应记者就本文提出的问题。
“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埃文没有做错任何事，一开始就不应该被逮捕，”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周三表示。“他的案件与证据、程序规范或法治无关。这是克里姆林宫要利用美国公民来达到政治目的。”
《华尔街日报》出版人兼母公司道琼斯(Dow Jones)首席执行官Almar Latour和《华尔街日报》主编Emma Tucker周三表示，看到格什科维奇“又一次出庭接受秘密举行的、基于捏造指控的虚假审判”，令人揪心。“现在到了让埃文回家的时候了，我们继续要求立即释放他”。
格什科维奇在俄罗斯被监禁一年后的3月，纽约时代广场上一块呼吁释放格什科维奇的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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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庭审，被判无罪者寥寥
在俄罗斯，不公开庭审日益成为惯例，这与美国不同；在美国，取消被告接受公开庭审的权利要更困难。根据俄罗斯法律，如果法官认为公开审理可能会泄露国家机密或受法律保护的信息，如果被告未满法定年龄，或者如果案件涉及强奸和其他性犯罪指控，法官可以下令不公开审理。
但近年来，尤其是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开始以来，法官越来越多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原本按预计应该对记者和公众开放的庭审变为闭门庭审。有律师经常引用统计数据称，到2022年，俄罗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数量比前几年增加了一倍。有律师说，自战争开始以来，这一数字又进一步增长。
本月早些时候，莫斯科一名法官对一名著名剧作家和一名导演进行了闭门庭审，他们被指控在一部剧中为恐怖主义张目。该法官援引了社交媒体上针对这两名女性的威胁言论，但这两名女性的律师Sergei Badamshin表示，她们从未提出过对有关威胁的担忧，并反对闭门庭审。这两名女性已经否认相关指控，审理仍在进行中。
反对派政治人士卡拉-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的律师Vadim Prokhorov说，在闭门庭审中，法官能够更轻易地拒绝接受辩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没有人会知道任何瑕疵、互动和违规行为，”他说。
格什科维奇的庭审正在叶卡捷琳堡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法院进行，法院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将闭门庭审，但没有说明具体原因；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法院地处市中心附近的一座高速公路立交桥旁，是一个由棕色和米色为主色调的建筑群，没有什么显著特征。该法院共有37间庭审室，入口处有醒目标志，上写“正义之宫”字样，是该地区最高级别的民事法院。该法院定期举行不公开审判。
图为叶卡捷琳堡法院大楼，周三格什科维奇听证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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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院以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周边其他法院的无罪判决极为罕见：据该法院3月份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去年在该法院审理的22500起刑事案件中，只有39起被判无罪。俄罗斯律师说，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提起的间谍案中，定罪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上周，该叶卡捷琳堡法院开始对美俄双重国籍的克谢尼娅·卡列琳娜(Ksenia Karelina)进行不公开庭审，她是贝弗利希尔斯一家水疗中心的美容师，现年32岁。今年2月，她在叶卡捷琳堡探亲时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叛国罪逮捕。俄罗斯指控她为一个乌克兰组织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军事物资。卡列琳娜的律师说，卡列琳娜尚未公开回应这一指控，并说他无法透露更多有关此案的信息。
6月 20 日，叶卡捷琳堡法庭玻璃隔间里的克谢尼娅·卡列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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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法律允许大多数参与敏感案件的律师在法庭诉讼期间接触与案件有关的国家机密。但过去参与间谍案审判的律师说，实际上，辩护团队往往被限制查阅关键案件材料，或者在简要查看文件后只能靠记忆。
律师可以在庭审前分析任何包含检察官认为是国家机密的案件文件，但不能拍照或复印。他们只能在笔记本上做记录，笔记本之后与机密案卷存放在一起，在每次听证会期间当庭分发给律师，然后再交还给法官。
律师Mikhail Benyash说，2022年，当他在为十二名拒绝服从在乌克兰作战命令的俄罗斯军人的审判做准备，研究据称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卷宗时，他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可以手写笔记，法院工作人员站在他身旁，向他施压，要求他加快工作速度。他不能把任何材料带回家，必须尽可能多地记下来以备庭审之用，因为他不被允许在法庭上看到这些文件。
“对于辩护律师来说，为这样的审判的整个准备工作都是靠记忆进行的，”Benyash。“他能记住什么，就能用什么。”
帕夫洛夫曾在俄罗斯许多最受瞩目的叛国罪案件中作为被告的代表律师，后来他在2021年担心被捕而离开俄罗斯。帕夫洛夫说，他总是要求调查人员将他们为起诉书准备的所有材料多复印三份，这样帕夫洛夫、他的法律助理和被告就可以在开庭前拿到副本进行研究。每次听证会结束后的当天，帕夫洛夫回家都会做笔记，记住案件的部分内容，包括经常很晦涩的法律语言，为下一次听证会做好准备。
“你必须有超强的记忆力才能有效地完成这项工作，”他说。“对于这样的审判，你必须在调查阶段提前做好准备。因为之后就太晚了。”
受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监视
在大多数间谍案庭审中，法庭内只有被告、其律师、国家检察官和一名或多名法官。据帕夫洛夫称，如果法官允许，负责保护国家机密的联邦安全局特工会将被告带入法庭，并可以旁听不公开审理。然后，联邦安全局可以在诉讼过程中监视法官和检察官，以及被带入评估案件材料机密等级的政府雇员。
帕夫洛夫说，所有人都将面临支持联邦安全局调查结论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依赖于获得联邦安全局授予的接触国家机密的权限。
“追捕被告的人现在坐在那里，成为被告庭审的唯一旁观者，”他说。“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执法人员。他们是无所不能的安全部门的雇员，法官知道他们在仔细监视着他。”
俄罗斯的不公开审判可以追溯至苏联时期，当时不公开审判为大规模屠杀（真实的或被认为是的）政治反对派、少数民族以及看似毫无关联的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些人可能被描绘成敌对分子和不法分子，以此来展示忠诚和散布恐惧。
20世纪30年代的审判通常在夜间进行，被告会被带到由司法官员组成的三人审判团面前。克格勃(KGB)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调查人员会宣读指控和量刑建议，通常要求判处死刑，而官员们也会欣然同意。这些听证有时只需几分钟，司法官员一次可以审理数百人。快速的死刑判决有助于在短时间内清算整个阶层的人。
在苏联后期，不公开审判的使用频率有所下降。听证会虽然公开进行，但不允许独立媒体或外交官进入旁听，政治案件则充斥着苏维埃共青团的积极分子。该组织总是拥护国家的严厉手段。
1991年苏联解体后，时任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政府对法院系统进行了短暂的改革，但克格勃的后继机构联邦安全局依然势力强大，并成功地让法院继续专注于保护敏感信息。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短暂尝试司法改革并采用西方法院系统的一些形式，但随着普京的上台以及他曾领导过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势力的日益增强，司法系统又重回老路。律师们说，法官们开始做出更多出于政治动机的判决。
一位仍在俄罗斯工作的律师说，俄罗斯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案是一个转折点，在此案之后，法官们开始明白，政治优先权高于司法原则。
2010年在莫斯科法院被告牢房内，对俄罗斯前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宣读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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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指参与了许多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致命商业文化中常见的过度行为，但当他继续资助反对派政党和公民社会时，他惹恼了普京。他于2003年被拘留，他的商业帝国就此瓦解，他被判犯有税务欺诈罪，后来又被判犯有挪用公款罪。他否认相关指控，并于2013年被普京赦免。
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政治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该国总统办公室和联邦安全局对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更多国家机构拥有了更大权力。现在，所有处理国家机密的法官在出国时都必须先得到许可，除宪法法院的法官外，所有法官均由俄罗斯总统任命。一些前俄罗斯法官和检察官表示，联邦安全局经常向法官施加做出有罪判决的压力。
上述律师说：“法官很少被下达命令，他们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正确事情。”
阻止媒体报道
间谍案庭审中的材料被认定为机密信息导致了一些荒谬的情况。间谍指控的起诉书中包含了根据法律在庭审前不能由被告处理的机密信息。
被控叛国的俄罗斯记者格里戈里·帕西科(Grigory Pasko)说， 他1998年在牢房中等待审判时，调查人员拿来了一份针对他的起诉书的副本，而该副本被锁在一个金属保险箱里。调查人员遵守了将起诉书交给他的法律要求，但同时确保他们没有违反禁止他看到机密证据的法律。
帕西科最终在2001年被判处四年监禁，调查人员称，他企图将机密文件交给在日本的联系人。帕西科否认了这些指控。
帕夫洛夫说，今天的起诉书中没有包含机密材料，因此可以由被告处理，甚至可以在调查人员的许可下进行复制。
过去，参与非公开审判的律师曾利用媒体向外界通报审判情况，他们会注意不重复法庭上提到的任何国家机密。而现在，律师们已被俄罗斯政府吓坏了，有时还受到威胁，要求他们不要与媒体接触。
俄罗斯反对派政界人物卡拉-穆尔扎的律师Prokhorov表示，法官威胁他，如果他不停止就案件接受采访，就会受到刑事指控；该案是在去年审理的。卡拉-穆尔扎因批评克里姆林宫及其在乌克兰的战争而受审，他否认了这些指控。
2023年，反对派政治家卡拉-穆尔扎在莫斯科受审期间，律师Vadim Prokhorov向媒体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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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khorov说，在为卡拉-穆尔扎辩护时，由于后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缺乏媒体报道，导致该案在俄罗斯国内被遗忘，这是克里姆林宫反对派最糟糕的命运之一。为了宣传他的故事，Prokhorov每天向记者通报情况，导致法官以藐视法庭罪威胁他。
Prokhorov最终在卡拉-穆尔扎被判处25年监禁的判决宣布前逃离了俄罗斯。在曾为抗议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和活动家担任辩护的知名律师中，有一小批人数不少的律师离开了俄罗斯，Prokhorov就是其中之一。
“对一个受政治因素推动的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的做法就与法律无关了。其主要目的是让这个政权中的政治反对派和被告本人闭嘴，”Prokhorov说。
为宣传大开绿灯
对于格什科维奇一案，不公开庭审使俄罗斯政府及其媒体机器能够不受限制地控制对他的指控的描述。
在缺乏有关法庭诉讼的独立信息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的国家宣传机器往往可以通过在俄罗斯亲政府媒体的圈子中做些文章来填补空白。去年年底，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关于萨夫罗诺夫(Ivan Safronov)法庭案件的纪录片。萨夫罗诺夫曾在莫斯科《工商日报》(Kommersant)当记者，他被判为捷克情报机构工作以换取钱财。萨夫罗诺夫否认了这些指控。
2022年，前记者萨夫罗诺夫在莫斯科出席法庭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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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的证人应邀接受了直播采访，并播放了警方讯问萨夫罗诺夫的片段。因此，这部纪录片是俄罗斯公众看到的唯一一部讲述萨夫罗诺夫法庭案件的节目。
在俄罗斯进行的庭审通常都有记录，但非公开庭审不作记录，这意味着除了国家检察官和法官收集的材料外，没有其他相关记录。在负责格什科维奇案件的叶卡捷琳堡的那家法院，这些材料会被保存在档案中长达50年。
帕夫洛夫称，在这种高度受控的法律程序中，辩方所能指望的最好办法就是对收集到的相关证据提出上诉，并确保他们的抗议被记录在法庭卷宗中。这些上诉将被存档，因不公正指控而被定罪的被告将来有可能在新的政治体制下恢复名誉。
“我们知道这是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冲刺，”帕夫洛夫谈到像他这样的律师时说。“我们明白，我们现在必须做这项工作，这样将来我们的许多被告就会被无罪释放，这一进程无疑将在俄罗斯启动，可能不是在明天，或许也不是明年，但我们今天必须为此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