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领导层和社会始终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这使社会处于持续的焦虑、恐慌和期待的状态，并迫使领导层做出不基于真实和完整数据的决策和方向，这一切也体现在军事和安全预算的编制上，那么，情况又如何呢？

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歼灭战持续进行，并面临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其他几个战线，以色列公共预算赤字持续上升，预算也被多次修改，在此背景下，曾担任国防部总参谋长财务顾问、预算司司长、总参谋部论坛和国防部行政部门成员的以色列上校拉姆·阿米纳克（62岁）表示：以色列国防预算的准备工作面临着规划不善和不确定性等根本挑战，以色列此前已成功地认识到安全威胁并评估其来源、规模、性质和时机，从而设计出有效的军事预算和计划，在维护安全理论及其主要支柱的框架内应对威胁，例如闪电般的战争和高度威慑，这是以色列在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统治下没有成功的事情，这使其成为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牺牲品，并导致其安全理论崩溃。

近年来，在内塔尼亚胡统治下，以色列国防预算呈现不断削减的趋势，这直接体现在飞机、坦克等各类军事装备的数量上，在减少研发预算的同时，还体现在军队规模相对于挑战和威胁规模的缩小，向“小精尖”军队转型。

阿克萨洪水行动及其引发多条连续战线的后果已经证明了这种做法的失败，因此，以色列现在正在为近年来减少军事预算而付出代价，这迫使它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在激烈的战争压力下弥补多年来的累积下降，而这将耗尽政府的总体预算，因为军费开支的迅速膨胀令人震惊，这将以牺牲可能与公民基础设施或社会和卫生服务发展相关的其他项目为代价，将迫使以色列通过修改税收制度和政策或内部和外部借款来弥补军费膨胀造成的预算赤字，所有这些选择都直接影响以色列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和占领国的金融稳定。

内塔尼亚胡瞄准了以色列经济吗？

如何制定国防预算？

阿米纳克上校表示，准备军事预算的第一步是通过解读和评估敌人的军事预算、规模、能力和计划，正确、准确地评估内部和外部安全威胁，在此基础上，设计预算、防御和进攻计划以及军事、安全和补充部门的装备和准备。

为了实现这一命题，上校假设存在特定的伊朗威胁，以未知数量的攻击 (X) 为代表，并且每次攻击都包含未知数量的导弹 (Y)，因此，威胁的大小是（x）和（y）的乘积，即攻击次数乘以每次攻击的导弹数量。

根据上校编制军事预算的经验，以色列的防御成本是伊朗攻击成本的10倍。为了对抗每一枚弹道导弹，以色列至少需要两枚“箭3”，如果一次攻击的预期弹道导弹数量为“110枚”，那么以色列的防御需要不少于220枚“箭3”，成本超过 30 亿谢克尔（8.27 亿美元），但是，预计伊朗弹道导弹将伴随批量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这需要激活更多的防御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击退一次攻击的成本将达到约40-50亿谢克尔（11-14亿美元），也就是说，击退10次这种级别的攻击的成本可能达到500亿谢克尔（140亿美元）。

然而，这种对外部威胁的估计仅限于伊朗，当考虑到来自加沙、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和约旦河西岸的其他袭击时，防御成本将超过以色列的承受能力，这迫使它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防御能力参与，但这需要对朋友和盟友的完全信任，并愿意发挥所有能力来保卫以色列，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四月伊朗袭击所发生的那样——部分空袭成功击中了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鉴于此，有必要诉诸第二种办法，即提高对敌人的攻击税。根据攻击原理，最好的防御或威慑手段是先发制人。

上述考虑使以色列面临以下需要：

  • 招募极端正统犹太人的必要性，这种做法仍然面临着正统派的强烈拒绝和广泛抗议。
  • 有必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军事预算，加强防御和进攻的投入。

不确定性对以色列军事预算的编制有何影响？

阿克萨洪水行动证明了以色列在制定军事预算时关键的第一步的失败，即估计敌人的能力和计划的能力，这被描述为情报失败，即洪水证明了（x）和（y）对于以色列来说仍然是（x）和（y），即未知且不确定的变量值。

战争对以色列经济的影响

面对未知的（X）和（Y），以色列被迫提高金融、后勤和军事对冲水平，特别是由于以色列面临着防御和攻击成本所体现的数量上的不确定性，对攻击的来源、性质、地理位置和时间的理解没有定性的确定性，这将导致：

  • 由于不确定性因素，以色列防御和攻击的成本超过了实际所需成本。
  • 军事对冲项目在总预算中所占份额的增加，对冲是为增强事先未知或确定的军事能力而分配的财政资金。
  • 预算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在预防性条款中，将以延迟准备或混乱的形式出现在操作领域。

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不仅限于数量和质量，还包括时间，不确定性在较长时间内的持续导致预算和现场现实的对冲不断增加，这个等式构成了现代消耗战最重要的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