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东伙伴关系的得与失
自“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以来的一年内，已有超过4万名无辜者失去了生命，而人们也对中东地区当前的战争及其长期存在的冲突产生了许多的质疑，似乎这个地区注定要陷入其国家、政治实体之间以及社会格局内部的冲突漩涡当中。
从能源角度来看，中东地区的战略价值在于，其石油产量占到全球总量的31%、天然气产量占全球总量的18%，此外，还占已世界探明石油储量的48%和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的40%。
众所周知，自二战结束至今，许多人评价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该地区国家最大的战略伙伴。在前苏联解体后，它们在该地区的问题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通过仔细研究将它们聚集在一起的关系的性质，出现了许多从评估和批判的角度来看被认为合理的问题，而本文就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其中包括：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政治、经济和经济层面上的所谓伙伴关系中，该地区能够如何从中受益？在这种想象中的伙伴关系中，谁是赢家？从战略利益的角度来看，谁又是输家？
中东国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审视和评估它们与西方伙伴之间的经验，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要么维持这种旧的伙伴关系，要么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新定位，并选择符合自身长期利益的新参与者来充当新的合作伙伴？本文将在当前主题的框架下以美国为例进行讨论。
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美国从两个角度看待中东地区：一是安全，而这涵盖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防止爆发可能威胁其盟友或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冲突、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抗极端主义团体、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限制军备、保护在当地的美国公民和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此外还有为地区盟友赋能——使之能够建立足够的军事能力来保卫自己。
美国对其中东利益的第二个角度则是经济层面的，包括确保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流向全球市场，并通过确保能源供应来维护全球的经济稳定——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稳定。此外还有扩大与该地区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采取了多项策略，对此可作以下回顾：
多项策略
美国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但是了解和分析这些战略需要使用一些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常用的理论模型加以辅助。美国此举的本质是为了实现其在该地区的利益，但这种利益正受到各个地区和国际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个主要的思想出发点：
- 第一个思想出发点是控制和管理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这种做法与美国外交官亨利·基辛格相关，而后者已在其著作《外交》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 第二个思想出发点在于安全化。这项理论的建立及其思想基础的奠定，通常归功于哥本哈根安全研究学院，尤其是乌利·韦弗和巴里·博赞。安全化是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术语，是指国家行为体将一些普通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并将其描述为需要对抗的威胁，并对此采取一系列的非常规措施。
通过将上述理论方法投射到中东地区与美国之间所谓的战略关系现实中，可以说，该地区的收获是冲突与战争的沉重遗产，从而使这个资源丰富的地理区域变成了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
除此之外，这里还出现了大量侵犯人权的记录，以及导致许多国家彻底崩溃的军事干预，其中一些国家不仅仅对其公民构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负担，甚至还对其所属区域环境构成了负担。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但我们仅仅举出其中一些例子，就足以支持本文有关这种不平等伙伴关系可能产生的收益的假设。而这些例子包括：
阿以冲突
阿以冲突经历了多个转折点，从1948年的阿以战争，到1956年针对埃及的三方侵略，再到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以及“大灾难”之后的消耗战，还有1973年的“十月战争”。
在战争爆发之际，由沙特前国王费萨尔领导的“欧佩克”组织禁止向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出口石油，例如美国、加拿大、日本、荷兰和英国，导致这些国家的石油价格在当时上涨了300%，即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每桶近12美元。
后来，以色列于1982年入侵黎巴嫩，双方随后发生了多次对抗，一直到最近的这场“阿克萨洪水”行动。
其中一个引人重视的情况是，尽管存在以联合国安理会1967年11月22日出台的第242号决议为参考——该决议呼吁以色列从上次战争中撤出被其占领的土地，但这场冲突仍然持续了75年之久。
实际上联合国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一个法律错误，因为它要求执行从1967年被占领的领土撤出以军的决议，而不是执行由联合国大会在1947年11月通过的第181号决议，即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的决议，而同一项决议还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撤军，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国的整个边界。
因此，正如基辛格指出的那样，管理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的逻辑直到今天似乎仍然存在，自1948年的“大灾难”以来，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3.4万人，此外，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24年5月公布的数据，自1967年以来已有近100万人被捕。
其结果就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自1948年至今一直在向以色列提供大力支持，却未能在这个动荡的地区环境中为特拉维夫带来任何和平，因此，这就为一个合理的问题打开了大门：在这种模糊和不平等的情况下，地区国家继续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是否能给它们带来安全与稳定？或者地区国家是否需要在共同利益和互惠互利的框架内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以使该地区能够从内部建立经济和国防能力？
两伊战争
美国在两伊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伊拉克当时担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将有助于伊朗成为该地区的主导性区域大国。另一方面，尽管美国鼓励伊拉克与伊朗开战，但其动机却是希望弥补因驻伊朗大使馆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而遭受的情报损失。
在伊朗革命者劫持人质后发现的文件中，有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亚洲大陆的所有特工的名单，包括他们的地址、姓名和电话，从而迫使美国将这些人员撤出亚洲大陆并在情报工作上从头开始。
两伊战争造成超过1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众所周知的是，美国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支持者，并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武器。
另一方面，它还在所谓的“伊朗门”丑闻中秘密向伊朗提供武器支持。在此期间，罗纳德·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并且利用该交易的利润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共产主义政权运动。这场持续8年的战争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伊拉克于1990年8月2日入侵科威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达姆·侯赛因在获得时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皮的批准后进入科威特，两人曾在1990年7月25日会面。
伊拉克军队进入科威特最显著的影响，也许就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巴格达的沦陷，从而导致了地缘政治真空的形成——伊朗填补了这一空白，而美国则从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扩张中受益，以兜售其在油田附近的军事存在的合法性。
从这场战争中可以汲取的教训是，美国被视为一个不可信任的务实主义伙伴，而随后美国在该地区的经历，则进一步支撑了这些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伊朗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敌意，但奥巴马政府还是背刺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并与伊朗签署了核协议。
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这项协议使伊朗得以推进其核项目，而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经过仔细考量的升级，正反映了人们对美国在其中的作用的质疑，基于此，该地区的国家需要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各方建立沟通桥梁，以维系正在丧失的平衡，而这种失衡可能会让该地区暴露出更为致命的风险。像这样的举措可能会导致美国重新考虑它与该地区之间脆弱的伙伴关系的基础。
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是应用安全化理论的一个鲜明例子，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之后，塔利班政权被描述成基地组织的官方盟友，从而将其定性为“恐怖主义”并指控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然而，那场战争的战略目标却是在中亚附近的地缘战略地区开展先发制人的军事部署，而这些地区靠近俄罗斯、前苏联继承人等以及中国等潜在对手的边界，或者是靠近一群相互结盟的、可能会在未来形成与美国竞争的极点的亚洲国家。
经过长达20年的杀戮与破坏，美国最后又重新将阿富汗交到了它所谓的“恐怖分子”手中，并以损害其超级大国威望的方式狼狈撤军。
似乎可以从中汲取的教训是，一旦利益需要，美国愿意与任何一方坐在一起，而无论它们存在什么过节。在2012年由“维基解密”泄露出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时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现任拜登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向希拉里·克林顿指出，“在叙利亚，基地组织站在我们这边。”
显然，美国曾在喀布尔打击的“基地组织”，被视为大马士革的盟友。因此，依靠美国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安全和防务伙伴并不稳定，但是由于该地区所处的战略暴露状态，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并且可能会让该地区在将来付出代价。
地区国家的战略暴露
中东地区面临战略暴露状态，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内部因素，这与该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所奉行的国家政策相关。
尽管拥有大量可用资源，但该地区的国家并不重视使经济基础多样化，以免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全球经济受该地区无法控制的因素控制，并且它们对特定资源的依赖继续存在，而没有取得任何发展以维护这些国家的独立性，并保护它们免于陷入随时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它们的经济依赖问题。
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这些国家并不关心发展政治和社会结构，以确保其社会成员拥有更大的参与基础，而这也使它们容易受到安全渗透，容易受到来自区域、宗派和党派的压力影响，从而破坏其安全稳定性，并为外部干预打开窗口。
在安全和军事层面上，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依赖于它们和美国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历史经验证明，在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所谓的“伙伴关系”框架内，这些国家所寄予的希望往往被证明是失败的，而且在区域和国际平衡的背景下，这种关系也是不可依赖的，因为那些缺乏自身威慑力的国家得不到任何重视。
参加任何战争的决定不被视为该地区国家层面的决定，因为它们自己并不生产武器，而是从具有安全和军事考量的各方获得武器，而这些力量并不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优势，以影响它们的利益以及它们真正的合作伙伴的利益——而非假定的合作伙伴的利益。
导致战略暴露状态加深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国际平衡格局的变化，而这对该地区所认为的战略伙伴不利。
也许国际平衡版图发生变化的表现之一，是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具有竞争性的超级大国的稳步增长。乌克兰战争促成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和解。2024年5月16日，中俄两国领导人完成第43次会晤，以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从而创下了新的纪录。这场会晤强调了两国之间的“全面伙伴关系”与“战略合作”。
这种和解似乎是在尝试复兴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普里马科夫三角”，只是用伊朗取代了印度。
以同样的方式结盟和重新定位，中国寻求通过与伊朗的经济和解，而在该地区建立可与美国竞争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范围。
在2021年，两国签署了为期25年的战略贸易合作协议，这是让伊朗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建立基础设施项目以加强中国与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推动之下，伊朗加入了金砖国家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据《石油经济学家》报道，中国将在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投资2800亿美元，在其交通运输行业投资1200亿美元。
结论
美国与中东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原因是全球权力发生的动态变化、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退回国内等问题。而这就需要该地区重新考虑数十年来主导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的基础。
尽管该地区的一些行为体对去年10月7日发生的事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这也为该地区采取深思熟虑的深刻步骤，以与中国等新兴国际大国——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俄罗斯——在和平使用核能等问题上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敞开大门。中东地区应对其所处的战略暴露危机，需要抓住几个要点。
在政治层面上，需要根据本地区各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发展现有的政治制度，扩大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基础，以防止出现任何外部渗透的问题。
而在经济层面上，需要实现经济基础多元化，努力实现先进技术产业本土化。在国防层面上，出于利益，该地区的国家需要实现所有国防工业的本地化，同时考虑这些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此外还要根据北约的经验来发展和加强地区的联合防御行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