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因使命感而堅持 崔允信:電影裡不能沒有這重要的時代背景

曾發行《理大圍城》等多套「敏感」紀錄片的前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早前宣布移居台灣。他接受本台專訪,直言中共散播恐懼好成功。既然再做不到想做的事,倒不如離開香港。他笑言,從來沒有想太多,否則在其他人後退時,他也應該一起,說不定還能在港拍片。堅持到最後,只因對電影的使命感。隨著香港的創作空間不斷收縮,他覺得需要新的影片發布平台,故創辦「影意志獨立短片獎」。
崔允信說:「《地厚天高》那年參加國際紀錄片影展就在這裡,哪一個影廳我忘記了。那次我也有來。」曾發行《地厚天高》的獨立電影發行商《影意志》前藝術總監崔允信,過去與台灣甚有淵源,發行的電影多次在金馬獎獲提名,例如《佔領立法會》、《亂世備忘》;或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被選為開幕電影。
即將踏入耳順之年(60歲)的崔允信,3個多月前移居台灣,尋覓新出路。
2021年被藝發局終止年度資助、不獲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續約、被中共喉舌《大公報》、《文匯報》追擊,「中共散播恐懼好成功。」不少人對他說「保重啊」,現在回想覺得「很有趣」,但這些都令崔允信當刻受到不少壓力,更一度出走加拿大「散心」,最終因工作需要還是回港。
留港再做不到想做的事
經歷種種風波,崔允信說他其實可以留在香港。即使電影學院對他關了門,但文化研究相關的課程,還是對他留下一扇窗,「不要大字寫自己是前影意志總監、《理大圍城》發行商就是了。」但他覺得已經再做不到以前想做的事。
「我們經常說,離開香港是希望有自由做更多事。真的想做回香港影意志以前的事,便是將香港獨立電影有計劃地推給大家看。」

「獨立短片獎」為香港導演重拾士氣
當「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停辦短片比賽、18年來孕育多位香港新導演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也不獲藝發局資助,崔允信覺得香港創作者需要新的影片發布平台。來台後他以個人名義重開影意志,並創辦「影意志獨立短片獎 2025」向全球港人公開徵件。
有導演跟他說,這個比賽令大家重拾士氣。
「我從來不想去猜那條(紅)線在哪,因為這條線因人而異。我覺得我沒理由畫一條線,給自己說這套戲不能放,也不能強調說,這個短片比賽專門放一些香港不能放的戲。可能可以放,也可能因為你參加了(比賽)就不能放(在港公映),很難說。」
香港再無空間做獨立電影?非也。他對香港的導演仍非常有信心。今時今日如果紀錄片能過電檢,他覺得在香港能放映的空間反而增大,他舉例,近期有紀錄片能在「大銀幕」上演,如《尚未完場》、《公開試當真》、《木送》、《十方之地》,有的甚至能上聖誕檔期,這個當然令人驚喜。但他強調,這不等於可以將事情合理化,審查依然存在,創作人要考慮是否送檢。
「如果你送檢,等同交給政權或這個制度的人作出判斷。那麼你可能在外面放也有壓力,反過來如果從來沒有送檢,其實這一刻我又覺得他沒有甚麼可以指責你,他只能當這套戲沒有存在。」

「電影工業不少粗製濫造 我為何要為這搏殺」
這些場刊、海報等,印證著崔允信過去30多年來獨立電影的相關工作。「影意志」初成立時,正值九七回歸。他曾投入電影工業,只喜歡電影,但又自覺不適應電影工業,是香港導演陳果令他知道原來電影工業以外也有空間。
崔允信1997年前和導演許鞍華合作拍攝《去日苦多》,記錄九七回歸前後的社會動盪,「對我來說是理念得到實踐,作品備受關注的;後來2001年獨自執導《憂憂愁愁的走了》,入選南韓全州電影節參賽影及討論。」令他更感受到獨立電影的意義。
「先前可能我在電影工業時,跟著一些我不太適應的作品,說得很客氣。你知道那時候那些人多搏殺,有些是粗製濫造,我作為一個年輕有志氣的人,就覺得為何要為這些粗製濫造的東西搏殺呢?」
獨立電影令他知道可以跳出觀眾某些固有框架,也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成立「影意志」。
時代令紀錄片受關注
「影意志」最終於2023年無聲無息地解散,他苦笑道,很多人對「影意志」的印象是過去做好多社運紀錄片。崔允信解釋,其實他也做很多同志電影,「只是時代問題令這些紀錄片最多人關注」,從而接觸到另一批觀眾。
由保留皇后碼頭事件開始,影意志辦的「香港獨立電影節」每年也會有社運的紀錄片或劇情片,因為主流影工業從來不碰這些議題,但又有一定的觀眾關注,才令他們開創了這條路線。
後來戲院再不敢放映這些「敏感紀錄片」、甚至印海報也有問題。
「堅持到最後,也是因為有做電影的使命感。藝術表達很重要,怎能在電影裡沒有這個重要的時代背景?一路堅持其實沒有好知道自己要去到哪,看到周圍的人在縮,如果我有想清楚,我都會找個位置縮。(但)我根本覺得合情合理,繼續做這些(電影)。」
崔允信來到台灣他也有一些「大計」,除了繼續拍片、辦「影意志」回顧影展,以及「香港獨立電影節」資料展,還希望有更多香港獨立電影,在台灣上映。
編輯:陸南才 網編:程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