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通緝】三個香港女生為何成為百萬懸紅「通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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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國安處100萬懸紅通緝名單最近追加至19人，將一批社運學生領袖、藝人、學者、律師、維權和異見人士，通通標籤為「十惡不赦」的「重犯」，懸紅賞金比殺人犯還要高。其中，正值花樣年華的「90後」女生郭鳳儀、許穎婷、邵嵐，已背負「通緝犯」之名長達逾1年。到底這幾個20多歲的女生做了甚麼事，要被港府窮追猛打？成長及學術背景都不錯的她們，到底又為了甚麼放棄本來的大好前程、流亡而走上被通緝之路？她們視香港為「家」，但她們還可以回這個「家」嗎？在「百萬懸紅」通緝1周年之際，三人接受了本台的獨家專訪，向大家親自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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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向每名通緝人士懸紅100萬，是100萬港元的賞格」，香港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去年7月和12月，分別公布首兩批被百萬懸紅的通緝名單，其中包括「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執行總監郭鳳儀（Anna Kwok，現年27歲）、「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CFHK）政策和倡議專員許穎婷（Frances Hui，現年25歲）、「World Liberty Congress」亞太區統籌邵嵐（Joey Siu，現年25歲），被指涉嫌干犯《港區國安法》下「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現時香港不少官方機構或出入境口岸張貼著港警國安處「百萬懸紅通緝令」。（RFA圖片）

事隔1年多，回想當刻的感受，她們異口同聲地說「一片空白，繼而感到荒謬」，更沒想到18歲更換成人身分證的照片，如今會變成在全港「貼通街」的通緝照，同時讓流亡美國多年的她們，以奇異的方式「回港」。

回到未被通緝前，我是這樣成長的……

被官方貼上「100萬懸紅通緝犯」標籤的她們，又如何形容自己呢？

邵嵐形容自己從小是外向、活潑好動的女生。（受訪者提供）

邵嵐說自己「從小外向、活潑好動、有正義感」，讀小學、中學時已擔當風紀、班長、義工和輔導員等。然而，她覺得更貼切的形容詞是「格格不入」。她說：「我在美國出生，小學才回港。我從小並非跟父母同住，關係並非很親近，我的家庭是隔代教養，由爺爺奶奶照顧。而且家教很嚴格，除了吃晚餐時看TVB播《六點半新聞》，其餘時間都不可以看電視，亦不准看課外書、漫畫、小說，我只可以看報紙。」

郭鳳儀形容，自小是喜歡挑戰框架和新事物的女生。（受訪者提供）

而同樣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郭鳳儀和許穎婷，兩人有著類似的成長背景。郭鳳儀說：「我從小到大都是喜歡挑戰框架的人，我在中學經常跟老師頂嘴，亦會踴躍發言，提問時事議題。我也是喜歡嘗試新東西的女孩，或因家人給很多機會我嘗試不同的東西，例如韻律泳、中樂、彈琴。」

許穎婷就笑言，在學校經常被同學說「很吵」，「自己也是不喜歡被框架限制，我作為女孩子，卻喜歡男孩子的東西。我也很3分鐘熱度，熱衷不同興趣」；但與郭鳳儀及邵嵐不同的是，她在傳統天主教家庭長大，整個世界都是圍繞教會圈子。她說：「直至2014年，由我加入學民思潮後，才接觸了天主教群體以外的人，那時我才意識到現實世界的複雜。」

許穎婷形容自己是不喜歡被框架限制、愛說話的女生。（受訪者提供）

我被甚麼「洗腦」？

中共、港府經常斥責港青變成「反中亂港分子」，是因為被西方價值「洗腦、煽動」。這3個香港女生都是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出生，雖然是在充斥「愛國教育」的校園中成長，但她們說，在昔日傳媒百花齊放、享有言論自由的年代，她們可以了解到香港、中國的真實情況。

郭鳳儀說，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從小刻在她心中。（RFA圖片）

郭鳳儀說：「那時幼稚園和小學漸漸多了國情教育、北京遊學團，不斷被灌輸你是中國人，你應為中國人的身分感到驕傲，洗腦感是強的；但同時我又會見到中國負面新聞，例如中國蘇丹紅食安問題、四川豆腐渣工程，令我意識到原來中國是這樣的國家，香港是有別於中國。到中學時，大家開始新的討論『香港人的身分是甚麼』，我發現『香港人』才是我可安放的身分……西方教育當然對我有影響，但影響的是，要我們意識到批評思考是我們每人必備的技能，人權、自由、民主有助社會持續發展，亦須爭取的。」

邵嵐說：「所有我對政治、社會時事的認識，來自上學時在家樓下大堂拿到的幾份免費報紙。由我接觸時事開始，經常聽到中國有三聚氰胺『大頭奶粉』、建屋偷工減料，再而看到港府漠視民生、民主訴求。我從小就知道，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並不是香港人的朋友。」

邵嵐和許穎婷同為25歲女生，對自己人生做的選擇「無悔」。（RFA圖片）

許穎婷說：「我成長環境有機會接觸不同新聞，當時是還有港台《城市論壇》的時代。我10歲時是『六四』20周年，不同電視台做很多周年特輯，對我是一個震撼的教育，沒想到香港一直爭取民主自由，在彼岸的大陸會遭受如此殘酷的打壓，甚至有人喪命……其實學生只是爭取生而為人的選擇權、所需自由，這是不用被洗腦，這是自然而然一個人會追求的事。」

那些年我是學生，卻不只是學生

在那些青蔥歲月，她們曾經只是時代的旁觀者，為將來各奔前程。郭鳳儀夢想當一名藝術家、電影人，邵嵐曾立志要當通識科老師，許穎婷計劃當個會計師或記者。對於成績名列前茅的她們，這些美好的憧憬可謂輕而易舉；但踏入成人禮的她們，卻偏偏選擇走上荊棘滿途的社運，到底為甚麼？

郭鳳儀曾夢想當一位電影人。（受訪者提供）

郭鳳儀說：「2014年，我在挪威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留學，當時『雨傘運動』開始，我是很內疚，因當時有朋友遭受催淚彈攻擊，而我不在現場。於是我就在挪威嘗試舉辦講座、研討會，讓外界知道香港正發生何事。2019年時又再重演，當香港發生那麼多事，而我卻又在外國（在紐約大學攻讀媒體及哲學）。為出一分力，當時就上『連登討論區』發起G20登報事件……總之要我白白當沒事發生，我做不到。」

許穎婷說：「我中四時遇到國民教育，對我是切身的問題，若通過，我會變成白老鼠接受洗腦教育。而發起人（黃之鋒）也是穿校服，我覺得自己也可發聲，他開展了學生也可以參加社運的時代。不久後發生『雨傘運動』，我決定加入『學民思潮』，希望繼續貢獻社會……我大學去美國（麻省波士頓愛默生學院）新聞系讀書，亦是為了民主、自由努力。」

許穎婷說，仍是中學生的她，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加入「學民思潮」，令她走出舒適圈，投入社會事務。（受訪者提供）

邵嵐憶述，讀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與政治學系時正值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她決定肩負學生領袖角色，成立「城大關注組」並獲委任為城大學生會副會長，協調設立物資站、急救站、文宣等。後來她意識到運動發展「BE WATER、沒有大台」的形式，繼而改走「國際線」，以香港學生代表身分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證，冀國際社會關注為何香港年輕人要冒險、犧牲大好前途抗爭：「我們真的很愛香港，所以希望用盡作為學生、年輕人的能力去保護這地方。」

邵嵐由大學開始就擔起國際倡議工作。（受訪者提供）

為何變成百萬賞格的「通緝犯」？

不過，為何她們所謂對香港的「愛」，會變成港府眼中的「罪」呢？她們三人不約而同地說「正因所做的事直擊中共、港共政府的要害」，尤其是在各自的組織中協助爭取了美國制裁林鄭月娥、李家超等香港官員，又阻止李家超無法入境美國參與2023年的APEC等。

郭鳳儀、許穎婷和邵嵐經常與不少美國國會議員包括衆議院榮譽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等出現公開場合，聲援香港政治犯。（RFA圖片）。

她們又指出，更令中、港政府擔憂的，是香港年輕一代在國際社會發揮的影響力愈來愈大，以實際行動推動了政策的改變。例如，邵嵐之前任職「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時，有份落實英國放寬BN(O)計劃及加拿大「救生艇計劃」，至今協助了數以10萬計港人移民；郭鳳儀與HKDC爭取了延長美國港人延遲強制出境（DED）；許穎婷現職的CFHK早前出了一份報告，揭露香港如何變成極權國家規避制裁的樞紐，成為美國國會重要的參考文件。

許穎婷說：「政權之所以那麼害怕一個20多歲的小女生，是因為我們說的東西都是對的，她們害怕自己打壓異見聲音的惡行公諸於世。」

郭鳳儀說，無悔為香港民主運動所做的事。（RFA圖片）

邵嵐又指，政權同時「希望用恐懼統治在港的港人，以及威嚇離散海外做倡議的港人」，因而選擇她們在內的10幾人來「殺雞儆猴」。她直言：「我們做的是希望香港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如果這個是我們被擺上這個通緝名單、跟殺人犯或者強姦犯並列的一個原因，那沒有甚麼好解釋。」

「通緝犯」背後的淚和累

雖然這3個女生如今在國際社會上各自獨當一面，成為為港人發聲的代表之一。即使是被港府通緝，仍無懼曝光人前組織遊行、在國際場合演說，以及出席美、英多國的國會聽證會，與國會議員和官員交涉等。不過她們都說，在鎂光燈下硬朗的形象，背後亦承受很多不為人知的「累」和「孤獨」。

郭鳳儀指出，倡議「爭取成功那1分鐘，背後10年功」：「我們現在爭取取消香港經貿辦的法案，看到網上很多香港人說『這一定會通過，毫無懸念』，但真的並沒有那麼簡單。雖然美國強硬表明香港失去自主，但實際要不斷地說服很多不同人，才有可能成功。」

邵嵐也說：「幾年前在美國提出『香港救生艇計劃』，但臨門只差參議員的一票就被推倒了，這時當然很挫敗。」

郭鳳儀指，雖在HKDC成功推動多個政策倡議，但遊說過程並不簡單。（受訪者提供）

不但打「國際線」困難重重，她們亦察覺同行的人愈來愈少，尤其是通過《基本法》23條和頒布「通緝令」後。

郭鳳儀說：「我很感受得到，昔日的支持者當得知某活動有我的存在就不去了，因為怕被影到與我同場，擔心人身安全……現在我們在華盛頓、紐約的集會，出席的人10根手指都數得完。在夜闌人靜都會想『那麼辛苦幹甚麼？』」

邵嵐說：「有時也會拷問自己為何人愈來愈少？尤其通緝令出來了，莫說同樣被自己國家通緝的身邊人，甚至我們10多個被通緝的人之間，都有很多無法宣之於口的擔憂。」

許穎婷說，雖如今同行的人愈來愈少，但作為集會發起人，更要裝備自己，迎接將來再聚的人群。（受訪者提供）。

許穎婷一方面堅定地認為，即使不少人受政權威嚇而不敢出來，但不代表其所追求的價值消失，作為集會發起人反而要裝備自己，迎接將來再聚的人群；另一方面她亦展現軟弱一面。她說：「過《國安法》後離港，聽到不少聲音是『這人要小心、不知這人甚麼立場、做了中間人』。這是中共愛用的手法，令人與人之間原本純真的關係複雜化，彼此不信任。參與政治運動令我最疑惑的是不再敢信人，這是很違反我性格的事。」

不一樣的花樣年華的人生選擇

這3個20多歲的香港女生，要面對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不但比正常同齡人走更艱難的路，亦面對大部分女性「三十而立」、包括結婚生子、追求個人事業等人生抉擇。她們坦言現正處於「疑惑」、「掙扎」的階段，也想過「不如中場休息」；然而在反覆思考後，她們一致認為無論將來身在何處，所有的決定都脫離不了為香港「重光」的決心。

邵嵐說，冀用盡作為年輕人的能力去保護香港這地方。（RFA圖片）

郭鳳儀說：「我不用去思考是為自己還是別人，因為同時為自己和別人，是我持續下去的心態。」

許穎婷說：「如果歷史進程一樣，人的性格是這樣，選擇也不會改變……我未來就算去讀書，也是在思考如何為運動貢獻，這連繫是很深的。即使將來想小息片刻，目標依然是更有力地貢獻香港。」

邵嵐說：「想當甚麼？我坦白說我不知道。我最大考慮是這個運動想我去哪，我就去哪。」

思念香港這個家，很想「回家」

談及「想家」，這3位女生終強忍不了淚水，滿是難以言語的「掛念、內疚」。

邵嵐再三強調說香港是她的家，「很想回家」，特別是重返對她影響最深遠的母校聖馬可中學：「在那裡我遇到影響一生的通識科老師、人生摯友，讓我知道要做一個好人、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一個承擔且勇於對抗社會不公的人。」

邵嵐指，若可回港，希望重返對她影響最深遠的母校聖馬可中學。（RFA圖片）

邵嵐亦淚流滿面地表達對奶奶的思念：「我現在離港已經4年2個月，上機前我就知道這是一了百了的決定。在飛機上想的是，很怕這一別就是永別。我記得出通緝令時，無法跟她過生日已是很傷心，還要她擔心自己孫女被人通緝，而你又不能聯絡她，告訴她『不用擔心我』。」

郭鳳儀說：「自己被人搞是沒所謂，因這是我的決定和自由，後果是由自己承擔；但當你影響到身邊人而你沒法控制，這是很難受的，我很希望可以跟他們道歉。」

郭鳳儀也說，最近很多港產片在美國上畫，如《破．地獄》，但她都不敢看，「因那思念很折磨人」。她亦很掛念在香港的街道和餐廳偷聽人們的談笑風生，甚至經常夢到自己回到香港：「前陣子會夢到在街上被警察抓，最近我夢到自己在尖沙咀海旁，享受很平靜的、舊有的維港景色。」

許穎婷相信回港「有期」：「重踏香港的土地是我奮鬥的目標之一。」（RFA圖片）

許穎婷說：「被懸紅通緝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讓我意識我所做的事終究會影響到身邊人。難受一定有，雖說不想讓她們（政權）得逞，但這是我作為一個人一定會難受、擔心……如果現在可回港的話，我也想探望獄中的他們，問候一句『你好嗎？』雖然我知道不會過得好，但還是想讓他們知道我還在。」

回港「有期」還是「冇期」？

雖被港府「終身追捕」，但這3位女生仍堅信回港「有期」，皆因對自己和港人自強的能力有信心，亦見中國經濟、軍事、政治愈趨疲弱等狀態，相信「只要港人團結和同行，而且不被恐懼、失望、絕望吞噬」，「回港的心願可在有生之年達到」。

編輯：歐雨澄　網編：李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