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带着近年来影视作品“重塑正确集体记忆”的特征:按习时代的喜好讲述过去。」

特约撰稿人 rebsduti

《繁花》剧照。 
《繁花》剧照。 

【按】电视剧《繁花》落幕,简中网络的少量争议焦点还是王家卫水平如何,这部戏是否配得上高分。剧集是否好看,属于主观判断。值得关注的问题也许是:《繁花》所塑造的“过去”,是一种符合习时代要求的“正确记忆”。

正因为这种藏在文艺滤镜下与“官方叙事”内在一致性,在剧集到中后段及完结后,简中网络上评价是:“黑色的墨镜越看越红。”这剧给(以后的)红专献礼剧打了个底。”

王家卫似乎从过去人们记忆中反叛商业创作模式,追求创作自主的作者导演,变成了新样板作品的示范导演,《繁花》从一本讲述庶民记忆的虚构小说,衍生出了一部官方肯定“反映时代洪流”的标竿之作。其引起的商业效应也令很多业内创作者趋之若鹜。本文作者试图离开主观的作品质素论断与“结果论”的叫好,讨论《繁花》中符合习时代论述的时代刻画。

正确的改开记忆

1月17日举行的电视剧《繁花》研讨会上,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肯定本剧的措辞为“文艺工作者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反映时代洪流⋯⋯才能更好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最后研讨会如此总结:电视剧《繁花》讲述了以阿宝为代表的小人物抓住机遇,凭借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魄力改写命运、实现自我成长的故事,以乐观与积极的时代精神为底色,回望过往,观照现实,以期与拼搏奋斗中的当代年轻人共鸣共振共情。

小说白描了文革和改开后两个年代的上海市井的众生万象,共通之处是永远流淌的人性和情欲。情节里当然包括“运动”对人的戕害和损毁,但人永远不可能完全受控完全整齐划一,因而市井生活本身就构成了某一种“反对”。

金宇澄原著小说《繁花》2013年问世后即好评如潮,除了创造一种“书面上海话”的语言方式之外,其自然主义写法囊括了文革和90年代两个时间段的上海城市众生万象。金宇澄本人是体制内作家,小说《繁花》也得到了“五个一工程奖”这样的官方文宣肯定。但严肃文学读者对这个文本的推崇也显然包括:这个故事游离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小说白描了文革和改开后两个年代的上海市井的众生万象,共通之处是永远流淌的人性和情欲。情节里当然包括“运动”对人的戕害和损毁,但人永远不可能完全受控完全整齐划一,因而市井生活本身就构成了某一种“反对”。

而电视剧版《繁花》则几乎抛弃了原文本,只是几个主要人物保留了原名,主线是男主角“宝总”(胡歌)炒股票和做生意如何成功,一干人等如何富裕奢华,从故事情节到视听语言都是极尽夸张的大开大合、大鸣大放。第一集开头已经给了红旗大特写,之后每一次为男主角炫富或为拙劣商战烘托气氛时,都有黄浦江边的红旗,仿佛在昭告世人这是谁家的天下,这繁华是谁领导的繁华——绝无嘲讽的表意,反倒带着歌颂的恢弘。这种审美取向的变化有几种未知的可能,可以理解为王家卫的水平有限,可以理解为商业考量,如同研讨会所总结的,也是一种为了符合“好时代正能量”而必须选择的“宏大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