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人，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一直不停地问这个故事值不值得写，其实是在问，我自己的故事值得写吗？我还可以用自己真正的声音说话和写作吗？」
特约撰稿人 池骋 发自多伦多
【编者按】“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三个福建女子，“出来”之后记者池骋，相信只要有真正想写的，有真正关心的人和事，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生命终会为你找到出口。
1.
在陈记成为企台的那天，是我移居多伦多整整一周年。
对于移居这件事来说，一周年是什么概念呢？我18岁时从内地移居香港，23岁时又从香港移居北京。移居香港的第一个月，我挤在游行的人群中，用不太熟练的广东话大喊“我要真普选”；一周年时我已经在民主党参加暑期实习。移居北京的第一个月，我开始在喜欢的媒体写喜欢的稿子，与同事们欢乐地打成一片；一周年时我已经能够在这家媒体独当一面。
由于这些过往经验，移居在我心中从来不是什么难题。在我来到多伦多以前，我自认为一切还会像从前一样顺利。为什么不会呢？我26岁了，有三年工作经验，英文也并不坏。论勤劳肯干、认真负责，至少也是东亚平均以上的水准。想要从事文化行业，虽说肯定不如土生土长的同龄加拿大人，但总不至于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吧？
结果真的——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我一开始踌躇满志，认为自己够格申请加拿大知名的英文媒体和出版公司，结果连拒绝的回复也没有得到。后来我降低标准，申请以吃喝玩乐的生活类内容为主的本地网络媒体，但也在第一轮面试过后渺无音信。我又将目光投向了中文电视台，去了距我20公里以外的办公室参加面试，在漫长的、两文三语轮番上阵的考察后，他们给了我一个口头offer：身兼记者、编辑和新闻主播三职，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长，需要随叫随到，只能拿法定的最低时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