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榮光禁制令案鄒幸彤不被視為訴訟一方申上訴許可遭拒

【獨媒報導】律政司去年申請禁制令要求禁傳播反修例歌曲《願榮光歸香港》，正在還柙的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堅稱自己是訴訟方之一，並欲參與上訴程序，遭法官陳健強拒絕，她再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許可。上訴庭今（18日）頒下書面判決，指鄒幸彤不承認自己是入稟狀所描述的「被告」之一，亦表明沒有意圖干犯任何一類的受禁行為，明顯地不是禁制令所針對的「被告」，鄒亦沒有向法庭申請加入或介入訴訟，因此看不到陳官早前拒絕認可鄒是「訴訟一方」的決定有任何錯誤，最終拒絕批出上訴許可，並下令鄒向律政司支付訟費。

鄒幸彤由資深大律師李志喜、大律師關文渭、黃雅斌及梁麗幗代表。律政司由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和張天任代表。案件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和上訴庭副庭長朱芬齡審理。

上訴庭：鄒不承認是「被告」之一

上訴庭指，律政司在入稟狀中列出符合「被告」描述的的4項行為，包括意圖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或侮辱國歌而傳播《願榮光》。鄒幸彤則不承認自己是入稟狀所描述的「被告」之一，亦表明沒有意圖干犯任何一類的受禁行為。上訴庭指，明顯地鄒幸彤不是律政司禁制令所針對的「被告」，鄒亦沒有向法庭申請加入或介入訴訟。

鄒幸彤一方上訴指，鄒於2023年6月23日獲送達傳訊令狀，其後於7月14日提交「擬抗辯通知書（Notice of Intention to Defend）」。根據《高院條例》第2條，訴訟一方（party）包括「每一名就任何法律程序獲送達通知書或出席法律程序的人，即使其姓名或名稱並非列於有關紀錄之上」，因此鄒堅稱她自6月23日獲送達傳訊令狀起，便已經是「訴訟一方」，也是除了作出4類受禁行為的「被告」以外的「新增被告（additional defendant）」。

不過，上訴庭認為鄒幸彤一方的理據沒有可爭辯之處。明顯地律政司起初基於相信鄒在「擬抗辯通知書」中自稱是「被告」之一，所以於6月23日向她送遞傳訊令狀；鄒的代表律師行於6月26日去信律政司索取進一步文件，並在信中稱呼鄒為「有意抗辯者（Intended Defendant）」。律政司於6月27日回信，查問鄒何以符合入稟狀對「被告」的描述、鄒是否如信件所稱是「有意抗辯者（Intended Defendant）」。鄒的代表律師行於6月29日作出回覆，指鄒不承認是入稟狀所述的「被告」之一，而早前她在信中自稱是「有意抗辯者（Intended Defendant）」，意思是作為「被告」以外的參與訴訟一方。

上訴庭認為，鄒不承認是「被告」之一，卻依賴自己獲律政司送遞傳訊令狀，因而符合《高院條例》第2條對「一方（party）」和「被告人（defendant）」的定義，是錯置的。

上訴庭：鄒幸彤沒有申請加入訴訟但其反對禁制令理據會被法庭考慮

鄒幸彤一方又指，是次禁制令申請涉及律政司為協助刑事法律而申請一個針對全世界（contra mundum）的禁制令，惟上訴庭指，非「被告」而又可能受影響的人，可以向法庭申請加入或介入訴訟，或者在法庭批出禁制令之後申請修改。事實上，法官陳健強曾指示，如果鄒想參與禁制令的訴訟程序，應該申請加入訴訟（apply for joinder），惟鄒並沒有作出相關申請。不論如何，鄒已經向法庭提交反對禁制令的理據，該些理據已分別交給法官和「法庭之友」，當中的合理論據會被法庭考慮。

上訴庭：鄒幸彤曾提到「寒蟬效應」但是次上訴只涉及程序議題

鄒幸彤一方又指，法官陳健強在原審時拒絕批出禁制令，他在書面決定理由中並沒有明顯地引述鄒的反對理據，有可能造成不公，不單只對鄒本人，也可能對所有受禁制令影響的人士。可是上訴庭指，鄒並沒有詳述其論據相比起「法庭之友」提及過的論據，有什麼過人之處。

上訴庭又指，鄒幸彤提到禁制令可能造成「寒蟬效應」，但是次申請上訴許可只是關於程序方面的議題，即她是否參與訴訟人士之一。

上訴庭指，看不到法官陳健強早前拒絕認可鄒是「訴訟一方」的決定有任何錯誤，而鄒的上訴沒有任何勝算，因此拒絕批出上訴許可，並下令鄒向律政司支付訟費，但不需要按懲罰性的彌償基準來評定訟費。上訴庭指，根據律政司一方提交的訟費詳情，估算相關訟費大約為10萬元。

律政司於2023年6月5日入稟高院申請禁制令，法官陳健強於同年7月28日頒布決定，拒絕批出禁制令。律政司不服上訴，指法庭在國安議題上需遵從行政機關的評估，又指陳官錯誤地判斷禁制令沒有效用。上訴庭於今年5月8日裁定律政司上訴得直，並頒下臨時禁制令，「被告」是任何做出4類禁制行為的人，地址是香港境內任何範圍。在原審和上訴的程序中，「被告」一方沒有任何代表出席聆訊，只有「法庭之友」代表以中立身位協助法庭。

案件編號：CAMP38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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