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拒交資料案鄒幸彤等3人申終極上訴許可獲批明年1.8審理

【獨媒報導】警方國安處2021年指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提交資料被拒。前副主席鄒幸彤、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被裁定「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4.5個月。3人上訴被高院駁回，向高院申請上訴至終院之證明書亦被拒，其後直接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終院署理首席法官李義、常任法官霍兆剛和林文瀚，今（31日）批出上訴許可，案件將於2025年1月8日審理。獲批准上訴的4項議題，包括控方須否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如無就通知書提出司法覆核，能否於審訊挑戰通知書合法性；通知書能否要求提供《國安法》實施前已存在的資料；以及部分文件因「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被遮蓋，是否造成審訊不公。

傳媒僅准在中銀外拍攝囚車

案件由終院署理首席法官李義、常任法官霍兆剛和林文瀚審理。上訴人為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鄒幸彤自行代表，鄧及徐則由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及大律師黃俊嘉代表，律政司代表為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及高級檢控官吳加悅。

正因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還柙的鄒幸彤，今早由囚車押送至終院，懲教人員一如以往在囚車出入口設置充氣隧道，及使用布簾遮蓋隧道與囚車之間的空隙。警方亦如早前8.18流水式集會終院上訴聆訊一樣，只容許記者在與終院相隔一條馬路的地方拍攝，但今次僅准許於中銀大廈外拍攝，並不准在另一邊的和平紀念碑拍攝。

綁馬尾的鄒幸彤身穿黃色上衣、軍綠色外套，手捧文件，獲安排坐在律師席，進出法庭時均向旁聽席微笑揮手，小休時則與律師交談。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鄧燕娥亦有旁聽。

爭議須否證屬外國代理人、PII遮文件是否不公

終院署理首席法官李義先總結上訴方提出的5個涉及具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包括：

1. 就無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的控罪元素，控方須否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抑或只須合理懷疑是外國代理人？
2. 終院在鄒幸彤煽惑六四集結案中提及的「同一人」原則（same person principle）（編按：若有人是某行政命令針對的對象，但無就命令提出上訴或司法覆核，或上訴失敗仍違反該命令，則不能於事後的刑事審訊挑戰命令的合法性），是否適用於本案？
3. 通知書要求提供「文件」，是否超越條文提交「資料」的要求？
4.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護個人資料的原則，是否不適用於「實施細則」附表5？
5. 通知書能否要求提供《國安法》實施前已存在的資料？

上訴方亦爭議，控方獲准以「公眾利益豁免權（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PII）」遮蓋部分文件，造成實質及嚴重的不公平情況（substantial and grave injustice）。

李義指，法庭傾向就第一、第二及第五條問題批出上訴許可，着上訴方就其餘論點作陳詞。

鄒幸彤：不能預見規管外國代理人法律會涵蓋非代理人

就案件有實質及嚴重不公的情況，鄒幸彤表示，即使已服畢刑期仍上訴，是因為支聯會作為一個本地組織，卻被標籤為外國代理人，並因此被懲罰。她指，直至現在仍不知道支聯會被指控為誰的代理人，而整個審訊過程中，辯方從無公平機會挑戰外國代理人的分類，警方只是憑主觀基礎標籤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且毋須接受任何審視（immune from scrutiny）。

鄒幸彤

鄒指，「如果這個情況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就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並指作為普通市民，他們從來不能預見一條規管外國代理人的法律，會突然涵蓋並非代理人的組織，「如果因為我們未能預見不可預見的（fail to forsee the unforseeable）而被定罪和判刑，是對我們不公。」

彭耀鴻：由處理PII裁判官審案屬不恰當

資深大律師彭耀鴻亦就不公提出兩個論點。他指被告幾乎自第一天已提出審訊不公的問題，指涉案文件因PII被遮蓋，只有裁判官和控方看過，被告無法得知內容，無從得知控方指控，包括被指控作誰的代理人，亦因此無法作出抗辯，只能沒有根據的瞎猜（shooting in the dark）。

彭亦爭議，由同一名裁判官處理PII申請並閱覽被遮蓋的文件後，再審理案件，是對審訊不公。李義指，原審裁判官曾表明被遮蓋文件並非證據，是按控方案情作出裁決；林文瀚亦指，裁判官作為專業法官，經常會處理招認證供呈堂性的問題，會排除與案無關的證據。彭回應，「已經看過的不能當沒看過，已經聽過的不能當沒聽過」；又指爭議呈堂性時，相關證據是控辯雙方都有看過，但本案被遮蓋的文件只有裁判官和控方單方面看過，辯方不知道被指控的案情，根本不能作出回應。

資深大律師彭耀鴻

李義續指，上訴法院和終院也會閱覽被遮蓋的文件。彭回應，上訴法院是審視遮蓋文件會否造成審訊不公，與裁判法院須作出事實裁定不同。李則指，上訴方提出的問題是PII眾所周知的問題，亦因此就如何減輕相關不公設有完備的程序。彭重申，由處理PII的裁判官審理案件是不恰當；至於其餘的法律論點，彭沒有再作陳詞。

律政司指須有效防範危國安罪行官：不能因此無視法律

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回應，即使是由兩個不同的法庭處理PII申請以及審理案件，被告仍然無法閱覽被遮蓋的文件，形容是「制度本身的不完美（imperfections of the system）」，認為彭耀鴻一方提出的兩個論點，只有第一個是真正的問題，而他不認同會導致審訊不公。

萬德豪續指，在詮釋「實施細則」時，最重要是考慮《國安法》立法原意，其首要目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安的罪行。李義即插口，指當局行動「要根據法律（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並非單因涉國安事宜便作懲罰，而是要準確地應用法律。萬指他完全同意，並強調相關措施要有效，便必須果斷、及時和堅決。

李義再強調亦須合法，並指因此上訴方第一條問題便是望釐清法律要求，即控方須否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不是單說要有效，有效來做什麼？」，「永遠要按法律行事，你不能說要有效維護國安而無視（法律），事情不是這樣運作的。（“... that’s not how it works.”）」

官指若望以「合理懷疑」作門檻可使用其他條文

萬德豪再指，若控方須證明是外國代理人，則會妨礙法例的有效性。李義即指，若控方望以「合理懷疑」為索取資料的門檻，則應該使用實施細則的「附表7」（提交物料令），向原訟庭提出申請，說服法庭批出；而若任何人不想向法庭申請便發出通知書，便須證明該組織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強調「你有選擇（“You had a choice.”）」。

萬德豪指，眾所周知，提交資料通知書關乎警方調查的權力，只須警務處處長「合理地相信」便能發出。惟李義指，條文列明「合理相信」的不是該組織是外國代理人，而是合理相信發出通知書是「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所需要」，「這是不同的『合理相信』。」

林文瀚也指，「附表7」也是用作調查的條文，並內建了機制，在需要有效措施作調查和受查人的基本人權間取得平衡，與「附表5」有所不同。林補充，現時當然是處理論點可爭辯之處的問題，李義續反問，「那不正正顯示這問題需要被釐清嗎？」萬續沒有作陳詞。

官准就4項爭議上訴

法官聽畢陳詞，退庭商議5分鐘後，宣布就第一、第二及第五項法律爭議，以及涉案文件因PII被遮蓋是否造成審訊不公批出上訴許可，並押後至2025年1月8日進行聆訊審理，稍後頒布書面理由。

3人服刑完畢徐漢光、鄧岳君未獲三分一扣減

本案為首宗《國安法》實施細則定罪及上訴案件。國安處2021年8月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按《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提交成員和活動等資料，但遭拒絕。鄒幸彤、徐漢光及鄧岳君不認罪受審，2023年3月被裁定「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各判囚4.5個月。

3人提出定罪和刑期上訴，但今年3月遭法官黎婉姬駁回，裁定辯方不能於審訊挑戰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控方亦毋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指實施細則原意明顯賦權警方廣泛權力作調查，要求須先證明組織身分是不合理。法官亦認為，涉「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被遮蓋的資料、及控方證人拒答問題，均沒有令審訊不公。同年4月，3人向高院申請上訴至終院之證明書同被駁回，遂直接向終院申請上訴許可。

3人已服刑完畢，其中徐漢光和鄧岳君自2021年9月首提堂後還柙42天始獲保釋，至上訴遭拒須即時入獄，據悉二人受23條影響，未能獲三分一行為良好扣減，服畢4個半月的刑期後，於今年6月13日獲釋。

鄧岳君徐漢光
鄧岳君（左）、徐漢光（右）

案件編號：FAMC13/2024、FAMC1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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