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的预言:中美毁灭性战争即将来临?
2月,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决定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新任期内首次针对北京。
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尽管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征收关税并由拜登政府维持以来,美国很少直接从中国进口钢铁,但中国钢铁一直通过其他渠道进入美国,其中一些被外国购买并转运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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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预期的那样,中国很快就做出了回应,北京宣布将对美国进口的鸡肉、小麦、玉米和棉花征收15%的关税,对红肉和乳制品征收10%的关税,这预示着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加剧。
不断升级的关税战明显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中国经济经过近二十年令人惊奇的持续增长,已成为美国在全球经济头把交椅的真正竞争对手(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的数据,北京的GDP为17.8万亿美元,而美国为27.7万亿美元)。
这场经济竞争背后隐藏着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即未来几十年谁将主宰全球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唯一的、没有合作伙伴的决策者,没有人能够挑战甚至接近这一霸权。
但如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承认中国是唯一有“意愿和能力”改变全球秩序的行为体,更糟糕的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为体来自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空间,而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主导着世界。
根据这一现实,当今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冲突已不仅仅是国际舞台上两头大象之间的冲突,而是一场重塑世界的竞争,这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
随着中国迅速迈向全球超级大国,人们对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世纪90年代首创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兴趣日益浓厚,它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未来、尤其是中美冲突的未来做出了悲观的预测。
防守者和进攻者之间的现实性
国际关系理论界目前主要分为两大流派:现实主义思潮和理想主义思潮。近代“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运动被认为源自欧洲启蒙运动。其理论基于几个假设,其中最重要的假设是拒绝承认权力竞争或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自然状态,而是相信所有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稳定和全球和平。
苏联解体,美国不再独霸世界,柏林墙倒塌,东欧加入自由民主的行列,这一运动的支持者得到了强大的推动。
当时,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以“代议制民主”为代表)和经济领域(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为代表)取得了胜利,一股对全球秩序未来的乐观情绪开始蔓延。反映这种乐观精神的理论也层出不穷,如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乐观地预测国家间冲突将结束,全世界将拥抱西方民主。
因为民主国家不打仗(正如当时的理想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所以人们有希望战争状态成为历史,将来也不需要打仗。
这种乐观情绪延伸到了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上,认为北京的经济发展将加强中产阶级,最终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其主要著作《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中得出的结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主张强调国际体系的竞争性和冲突性,认为权力在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质疑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
无论其学术名称和理论观点如何发展,这种趋势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都盛行过,现实主义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的作品,他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和将军,以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看法而闻名,他认为这场战争是由于斯巴达对雅典权力崛起的恐惧而引起的,由此,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T·艾利森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用来描述一个大国受到新兴大国威胁时出现的战争倾向。
纵观历史,现实主义者提出了关于权力在塑造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以及道德在此背景下的边缘作用的思想,这些思想的连贯性各不相同,甚至有些“极端”,比如批判政治中的道德主义的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以及提出“自然无政府状态”思想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他将其描述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霍布斯虽然关心的主要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但他指出,国家一旦建立,追求权力和权威的欲望就会成为其行为的基础,从而导致其试图剥削其他国家和人民。

然而,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旧现实主义者的思想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把导致冲突的因素归结为个人倾向和人类的邪恶本性,而较少地归结为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制度的性质,这就需要新一代现实主义者的出现,他们将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国际冲突。
其中最杰出的是肯尼斯•华尔兹,他在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为后来被称为“新现实主义”或结构主义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
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与国家不同,国家具有各种政治结构,而且往往以等级制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国际体系本质上是“无政府的”,无论其主要行为体的身份如何。在这个混乱的国际体系中,各国的职能几乎都差不多,只是“能力”不同,没有角色之分,而这些职能中最重要的就是“保生存、求安全”的问题。
在安全问题上,现实主义者大体分为两派:第一派较为乐观,是所谓“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如斯蒂芬·沃尔特和巴里·布赞,他们认为,各国很快就会意识到战争的成本明显超过其收益,并且在没有任何明显威胁的情况下,各国没有明显的动机去采取扩张主义观点或政策。
因此,从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安全是一个“纯粹防御性”问题。对他们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冲突更容易、更容易实现,防御成本(包括拥有防御性武器)低于扩张成本。
与这种乐观观点相反,一种悲观观点出现了,其支持者认为,国家寻求的安全并不是消极的或者防御性的,而是寻求积累实力,扩大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国家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变得更加“强大”,这导致它陷入无法控制的影响力斗争,并以牺牲他人为代价采取扩张主义观点。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将权力的积累与安全直接联系起来,确保安全需要国家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并取得对对手的优势,任何国家,除非在国际体系中或至少在其地区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否则不可能享有绝对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超级大国或霸权国家将能够威慑其潜在对手,迫使其做出让步,从而有助于其加强其地位。如果它不能实现这一优势,它的对手就有机会以牺牲它为代价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久而久之,对手就会变成它的威胁源,到那时,战争或冲突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仅此而已。
大国政治的悲剧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被认为是最杰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家,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提出了自己对此的看法,指出:国际体系具有五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共同使得权力斗争成为国家政策的主要驱动力,而国家政策总是寻求以牺牲对手和竞争对手为代价来增强自身的实力。
第一个特征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这是现实主义者的愿景所基于的基石。简单来说,就是国际体系缺乏一个最高权威,无法阻止任何国家相互攻击,弱国只能依靠这个权威来保护自己不受强国的侵犯,各国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自身的生存。
第二个特征是,所谓的“超级大国”都拥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庞大的进攻性军事力量,这使其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但同时也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竞争。
该体系的第三个特征是各国无法确定彼此的意图,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竞争,这使得它一直处于怀疑状态,并时刻准备着其利益受到攻击,特别是在国际联盟版图不断变化和转变的情况下。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苏联结盟对抗纳粹德国,但是,当两国共同面临的威胁消失后,双方很快便呈现敌对状态。
在当前国际形势阴云密布的背景下,生存是国家的终极目标,生存的基础是安全,竞争国家是安全的主要威胁,这是国际体系的第四个特征。第五个特征是,在这种环境下采取行动的国家一般都是“理性”的行为者,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通常可以用盈亏计算来解释,而不是像人类通常那样基于情感。
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五个特征使得各国一旦怀疑其他国家的意图,甚至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后,就会对其他国家采取攻击性行动;这对主导力量的地位构成了威胁。
近代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动态是如何运作的,二战期间及战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是盟国参战后军备的来源,是第一个获得并使用原子弹的国家,轰炸广岛和长崎,始终力求领先于对手。

然而当美国拥有了原子弹,便点燃了战争时期就已迸发火花的核竞争,而对方德国人也同样谋求拥有能够终结一切战争的最强大武器。
在同盟国阵营内部,苏联也决心拥有自己的核武库,并于1949年进行了首次成功的核试验,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期,他们认为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不会成功制造出核弹。
自那时起,相互猜疑引发了核军备竞赛,这场竞赛在整个冷战期间一直持续,甚至在冷战结束后也依然存在。当美国人于1951年发明氢弹时,苏联人也紧随其后,于1955年发明了自己的氢弹。
这种竞争的结果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当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可运载核弹头的导弹系统时,世界几乎目睹了一场核战争,因此形势迅速升级,直到苏联取消计划才遏制了危机。
最终,美国和苏联都确信,双方都无法通过核武器对对方施加主导,因为双方都拥有足够的核武器来摧毁对方,甚至彻底消灭人类文明,从而导致一种通过理性得失计算而强加的“核和平”状态盛行。
归根结底,冷战是两大国之间的平衡所创造的长期和平,尽管一些第三世界的思想家认为,除了西方和东方集团之外,没有和平,而全球南方国家则没有和平。
霸权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在缺乏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美国似乎已走上了绝对的全球主导地位。
虽然这是相对正确的,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即使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绝对主导地位也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世界如此之大,水覆盖了其大部分表面,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对世界其他国家实施有效控制的能力和资源。
因此,即使在美国实力达到顶峰的时候,美国也未能主宰世界所有地区,这是因为米尔斯海默所说的“水的限制力”,即大片水域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隔开。
于是,大国纷纷制定自己的目标和势力范围,首先要控制周边环境,确保自己永远不会成为邻国攻击的目标,这就要求自己比邻国强大很多,不给自己反抗的余地。
其次,每个大国都必须防止其直接竞争对手在其周边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竞争国家在确保周边地区安全后,就会试图扩大其影响力,此时它可能会试图渗透到竞争对手的后院。
然后就是将霸权延伸到世界其他地区,并试图渗透竞争对手的区域环境,这使他们始终忙于保护自己和其区域邻国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
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些原则解释了美国自建国以来的行为,并因此解释了世界上任何超级大国的行为。美国最初是小殖民地,后来不断扩张,直到西边到达太平洋,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德克萨斯,从俄罗斯手中买下了阿拉斯加,从法国手中买下了路易斯安那,并且入侵加拿大,试图吞并其部分地区。
当美国确保其地区邻国安全时,它就对旧世界进行干预,以保持平衡并防止其他大国主宰其地区,就像它在1917年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一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抗德国、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投入了两条战线:第一条是在欧洲,与英国、法国和苏联并肩作战,对抗德国,以结束1941年法国和英国战败后德国对欧洲的控制。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并投入了大部分军队与日本帝国作战,日本帝国控制着亚洲大陆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大片领土。战争以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而告终。
1954年,法国在著名的奠边府战役中败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主义革命者之手,在这之后,美国担心共产主义的蔓延意味着苏联霸权延伸到南亚,这促使它派遣军队支持南越盟政府对抗北方的越共(共产党),战争持续了18年。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支持阿富汗战士与进入阿富汗支持共产主义政府的苏联军队作战。20世纪90年代,美国领导了国际联盟对抗伊拉克,以挫败其称霸海湾地区和中东的野心。
中国与美国
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正在追随几十年前美国的脚步。
最初,北京寻求成为其区域环境中的主导力量,但它发现,这一环境并不空洞,它必须与美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发生冲突,首先是台湾,中国一贯主张台湾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受到美国的明显保护,一直到韩国和日本,它们是中国的两个主要对手,也是美国的两个主要盟友,拥有数十个美国军事基地和数万名美国士兵。
所以,正如中国对美国构成挑战一样,美国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美国位于中国的后院,使中国无法在其地区环境中拥有绝对霸权。
从历史上看,自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得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几个转折点。美国支持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最终以失败告终并逃往台湾岛。自那一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划分为两个地区:第一个地区是大陆,即第二个地区是台湾岛,由国民党领导并与美国结盟。

最初,美国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一直处于敌对关系,直到华盛顿感到需要中国来遏制苏联,这导致了七十年代初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性转变。此后,北京开始经历一场特殊的经济转型,并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
按照米尔斯海默的预言,财富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任何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变成一个军事强国。
虽然美国在军事实力上仍占全球上风,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军工制造国。华盛顿现在对中国军工工业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深感担忧,而五角大楼则抱怨美国军工工业难以跟上中国军工工业进步的步伐,认为它依然以和平时代的思维思考问题,而中国军工则以战争时代的逻辑运作。
在军费开支方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于其竞争对手,占据全球军费开支的近一半,到2024年将达到约8830亿美元,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购买力平价问题和中国军方未公开的开支,这一差距就会缩小。
华盛顿在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方面也仍然位居第一,为3.4%,尽管这一比例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7%相比已大幅下降。
相比之下,中国军费开支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幅增长。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军费开支约为2190亿美元,而1995年约为250亿美元。一些估计表明,考虑到购买力平价,这一数字将上升到5000亿美元至7000亿美元之间,非常接近美国的上限。
当然,这些开支大部分用于加强中国各个领域的军事实力,所有这些开支都是为了提高中国在其区域环境中施加影响力和对抗美国对其围攻的能力。
首先,中国有望在2035年前成为世界领先的海军强国,而且据信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指舰艇数量,而不是美国仍占上风的质量方面)。
2014年至2018年间,中国下水的舰艇数量超过了德国、印度、西班牙和英国的总和,中国海军舰队是中国维护霸权、与美国在中国周边领海竞争的重要工具,必要时还将在远离中国的海域展开竞争。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加强空军力量以达到同一目的。例如,据信将在几年内推出的中国轰-20轰炸机的射程估计约为8500公里,预计有效载荷不少于10吨,可携带常规武器和核武器。
由此看来,这款轰炸机的引入将大大增强中国的战略射程,使其能够威胁第二岛链内外的目标,包括关岛和夏威夷的美国主要军事基地。
事实上,这一直是中国的目标,无论是发展其日益壮大的海军力量还是导弹库,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其中最新的是东风-27,它是东风系列导弹中的最新一款,意为“东边的风”,据信射程约为8000公里,相当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

2023年2月泄露的一份中国报告称,这种导弹旨在增强中国使第二岛链(代表菲律宾海东部海上边界)以外的美国目标处于脆弱状态的能力,几乎呈直线延伸,从日本的小笠原群岛和火山群岛,经马里亚纳群岛和西卡罗林群岛,延伸至新几内亚西部。
中国的导弹尤其构成重大威胁,因为它们可以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这些导弹与最新的监视和瞄准系统相结合,将使中国能够攻击美国航空母舰或其盟友在西太平洋的大型舰船。这些导弹还使北京能够实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阻止其对手(主要是美国)在冲突地区部署资产。
中国目前正致力于利用反舰弹道导弹、其他防空巡航导弹、各种舰艇,特别是高度现代化的水面战舰和两栖舰艇以及海上监视系统,建立一个延伸至“第一岛链”边界的严格禁入区,“第一岛链”是太平洋上第一组面向东亚的群岛,北起印度尼西亚北部,经菲律宾,直抵日本。
专家认为,按照这样的速度,到2030年,中国将能够完全控制这一地区,中国海军舰艇可以在该地区自由航行,任何外国势力都无法在该地区自由行动。
不可避免的冲突?
自2008年以来,没有任何美国航母真正靠近过台湾。这让我们对中国的海军计划有了更多的了解。尽管迄今为止中国海军的实力还不及美国,但它有一个明显的优势:目标有限。
尽管美国海军舰艇部署在几乎世界各地,但中国迄今只专注于一个目标:控制周边的国际水域,中国无论如何都将其视为自己的后院。
然而,除非与在其地区周边对其实施围困的美国发生冲突,否则北京将无法实现其地区控制目标,而这种目标可以保证一个国家(任何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最终目标,即安全。
一旦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像米尔斯海默所预言的那样,在全球各个舞台上广泛扩张,然后在自己的后院与美国展开竞争。
即使从修昔底德这样的古代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也肯定会导致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修昔底德曾描述说,当一个大国感受到一个新兴大国的威胁时,战争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这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未来可能取决于未来几年美国和中国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
然而,也有一些人弱化这种可能性,并认为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过分强调军事能力,而忽视了国家之间可以相互施加压力的其他方式。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可能利用时间因素来规避美国的存在,而不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将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和技术能力,并继续采取防御性方针,特别是在充满印度、日本以及程度较小的印度尼西亚等主要参与者的区域环境中。
由于华盛顿和北京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威慑也可能发挥其在冷战期间所起的制约作用。
最终,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几十年内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实力,那么一个类似于苏联时代的两极世界新秩序就可能出现,这意味着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尽管只是相对而言。
但如果米尔斯海默的预言成真,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我们将永远告别我们所熟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