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在特朗普的世界里是什么样的？
随着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人们对世界形态发展的探索愈演愈烈，而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旧有的确定性已经不复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自由世界秩序已经终结。
我们正站在国际关系重组的门槛上，其重要性不亚于1989年苏联解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那些事件。
在每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旧的秩序都在慢慢破产，直至其突然崩溃。尽管当时的人并不总是很清楚，但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在每种情况下取得成功的新秩序都已经酝酿了很长的时间。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畅销书作家戴维·华莱士-韦尔斯表示，特朗普“正在拉下美国世纪的帷幕”。这个几十年来主要由美国强权建立起来的秩序，正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
特朗普想要的很清楚：全球混乱为长期受制于规范和规则的大国提供了机遇。
今年一月，鲁比奥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不仅已经过时，而且现在还被用来对付我们。”
法国观察家阿尔诺·伯特兰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霸权迟早会终结，而现在，美国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结束它。”他还补充道：“这是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秩序——由美国自己带给你们。”
随着旧秩序的消亡，当今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正在努力崛起的新世界秩序的性质。对此，历史学家尼尔斯·吉尔曼上个月底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在文中探讨了后西方自由秩序时代的模式。
20世纪90年代冷战之后出现的新霸权主要基于以下几大支柱：
- 国际边界不应以武力改写——二战后对这一规则的捍卫正是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的表面原因。
- 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有效，除非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一例外最终以“保护责任”的名义被正式确定下来。
- 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应当得到各方认可，因为自由、公平的贸易符合各方利益。
- 国家之间的争端应通过多边机构的法律谈判予以解决——1995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被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正是这一原则具有象征性的制度体现。
这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在面临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之后，压垮这些原则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曾宣称自己是这些原则的最大捍卫者，但现在它却拒绝了其中的每一项原则。”
如果正如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所言，加沙战争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终结，那么特朗普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因为它不会参与到秩序或者结构中去，而是受永恒规则的支配：“我就是规则，规则就是我”。
自二战以来的数十年内，西方自由秩序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辛苦积累下来的规范资本，在加沙战争中化为乌有。
加沙战争暴露了二战后人们对共同人性的不切实际的幻想。2024年2月中旬，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德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加沙战争的评论文章中总结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管理国际事务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而且可能无法回头。”他继续指出，“加沙的毁灭和西方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崩溃，这标志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特朗普的世界将美国的物质实力与它几十年来宣称的道德合法性彻底割裂开来。特朗普现在并不关心这种分离。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强人常常声称，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多元化、宽容和现代性——是从西方进口的产物。他们还声称正在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真实的民族政治文化。
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回归也应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平衡，这不仅是对过去30年内美国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回应，也是对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所作出的回应。
我们看到，特朗普将美国内部的冲突框定为长期存在的文化战争，即根植于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保守价值观（家庭和宗教）与进步人士、女权主义者、性少数群体、种族和气候正义倡导者等信奉的“觉醒”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并重现了一场曾被称为“教皇与麦当娜”的争议。
特朗普对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的战争，是对民权时代本身的战争，也是让平等权利倒退的尝试。他打着正义和功绩的幌子，想要和他的盟友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内，承担任何重要工作的首要资格就在于是否是白人男性。
特朗普并不信任基于规则的秩序、联盟或者跨国论坛。特朗普的世界必须做好准备，以抓住时机，充分利用出现的任何机会。国际秩序是高度个性化的。特朗普并不太受界定的断层线的束缚：民主与非民主，或自由世界与非自由世界。他通常更喜欢个人而非政府，更喜欢私人关系而非正式联盟。
特朗普政府并不使用联合国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全面的国际合作架构。相反，他和他的顾问——特别是那些来自科技界的顾问——可能会以初创公司的心态走向全球舞台。华莱士表示，这家公司刚刚成立，可能很快就会解散，但却能够对当前的情况做出快速且有创造性的反应。
同样，特朗普对将美国化作为外交政策议程并不感兴趣，他的美国例外主义观念将美国与本质上非美国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
事实上，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憎恨使他与普京、莫迪等领导人站在同一边。在他的怀抱之下，右翼保守派找到了支撑与后盾——正如他的副总统万斯在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宣称的那样。
显然，“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概念是让特朗普感到厌恶的。最终，遵守规则可能会迫使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并且可能会给你的国家造成短期代价。
特朗普似乎认为当前的规则不利于美国的长期利益。他的目标似乎始终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行动自由，这也解释了他将联盟视为负担的倾向。
吉尔曼概述了未来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特征，他认为这一特征将建立在“文明冲突”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关于文明冲突的想法并没有错，只是为时过早”——这正是他的文章标题。
无论这一新秩序最终被称为什么，在吉尔曼看来，它的决定性特征将包括国际经济中的零和交易、“强者为所欲为而弱者受其应受之苦”的强权政治，以及对以“文明国家”为中心的身份政治的高度重视。
但文明国家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复兴将对转型中的世界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巴勒斯坦战火纷飞且已演变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身份之战的背景下，阿拉伯人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又是什么？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一点是——“阿克萨洪水”行动是否有助于阿拉伯人在他人面前重新确立自己的文明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