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情景和风险
在人类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许多国际关系观察家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感到非常担忧和担忧。每个人都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结构及其参与方，特别是美国——其影响力超越其内部环境的超级大国——发生了一些变化，地缘政治风险正在日益显现。
只要简单对比一下罗纳德·里根总统1989年1月8日的告别演说和当今华盛顿的现实情况，这些担忧及其理由就变得显而易见。
里根在那次演讲中说道：我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改变政府进程的革命，用三个词来概括：‘我们人民’。‘我们人民’指示政府做什么；政府不指示我们。‘我们人民’是司机；政府是车。我们决定它往哪里开，往哪个方向开，以什么速度行驶。”
尽管人们对里根时代的遗产及其对中东的负面影响存在分歧，但当时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世界有能力与美国这个机构国家打交道，因此其行为是可以预测的，而不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现任任期，由一个人控制，而这个人的行为或未来选择是无法预测的。
因此，本文致力于通过回答以下问题，对国际体系结构层面预期的未来转变提出分析展望：
- 特朗普的民粹民族主义对国际安全有何风险？
- 他向全世界实施的关税政策是否属于民粹主义工具的范畴？
- 华盛顿推行的这些激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为反俄、反华项目注入必要的血液和氧气，而这些项目的民粹主义色彩丝毫不逊于美国项目？
- 美国霸权时代结束了吗？特朗普对此有何贡献？根据目前的事态发展，中东有哪些选择？
民族主义及其收获
民族主义是理解当代世界一些政治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它常常被批评为一种非理性的教义和与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兴起相关的病态现象，它的兴起伴随着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扩张主义、分裂和侵略状态的蔓延。
按照上述标准，特朗普自2016年至今登上政治舞台，体现了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与美国大多数白人群体的感觉有关，即他们正在失去基于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社会资本，因此他们在上次选举中绝对支持特朗普，情况甚至升级到有些人认为特朗普是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圣人。因此，他的一切政策和行动都是在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看待的。
特朗普的民族主义倾向以“美国优先”的口号为基础，带有右翼、民粹主义、反移民的色彩，甚至有人称之为“白人民族主义”。这里必须区分什么才是好的爱国主义，即考虑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以及种族主义、至上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
从历史上看，可以说这种霸权倾向及其兴起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这表现为欧洲和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崛起，其驱动力来自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日益增长的侵略性，而意大利最杰出的先驱之一墨索里尼则使用恐吓和宣传的手段来维持控制并在人民心中灌输恐惧。
同样，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在德国掌权也是通过利用普通民众的恐惧心理，承诺恢复民族尊严，并将德国描绘成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来实现的，这导致希特勒政权变得具有侵略性，入侵邻国，这就是日本在东亚所做的事，1931年入侵中国满洲，为进一步的冲突铺平了道路，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将此应用于特朗普的情况，这个人物使用相同的语言和策略，威胁入侵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吞并墨西哥湾，并驱逐加沙人民。提高关税的政策可以被理解为民粹主义背景下国际贸易中令人困惑的工具之一，其结果可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导致全球7000万至8000万人死亡的结果类似。
关税战：地缘政治影响
4月2日被特朗普命名为“解放日”，这一天标志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尤其是美国与中国之间不断加深的贸易战的转折点。
特朗普将美国历史的不公正作为采取此类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延伸，考虑到美国是过去五十年积累的经济财富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包括商人、政客、军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军工联合体，这种思想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发生某种冲突。
维持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美国的目的是加强美国国内产业，并通过所谓的产业本地化为大量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尽管这一税率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这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加深因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状况不佳而产生的社会分裂，另一方面，还会加强为这些措施辩护的民粹主义言论的存在。
众所周知，这种民粹民族主义言论的蔓延使得人们很难对这些关税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性观点，也很难提出其他可能长期有利于美国经济的替代方案。
大家普遍知道，关税不再是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和离岸外包等现代贸易问题的有效工具，因为它们可能对经济造成损害。因此，执法措施才是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损害整体经济的最佳良方。
在相关背景下，对以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是基于每个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平衡。中国所占份额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达到145%，而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为125%。这些数字表明了两国之间的竞争和紧张程度，并在此次贸易战中达到了顶峰。
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将和平地继续下去，还是会以军事对抗告终，而贸易战将成为前兆之一？
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即最接近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论方法，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帝国的兴衰，在某个阶段，都要受制于军事对抗的逻辑。
因此，双方贸易战的持续进行，这种升级和相互升级，将导致创造全面对抗的条件，尽管中方热衷于超越建设过程，为全球统治做好准备，但还是希望以一种战略耐心来考虑最终目标并专注于此，而不会陷入可能阻碍北京实现其目标的次要对抗。
尽管特朗普宣布暂停实施保护主义措施90天，但如果两国随后恢复这些措施，这并不能改变两国之间潜在战略冲突的局面。
从分析的角度看，美国在二战后受益于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这些合作为避免许多灾难做出了贡献，而华盛顿通过马歇尔计划在重建欧洲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今天，讽刺的是，我们发现白宫内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导致美国不再将其欧洲盟友视为最亲密的伙伴。
预计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可能导致全球生产力下降，并增加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因此，这种潜在的对抗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地缘政治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将加强大国之间的冲突项目，并改变全球力量平衡。
相互冲突的项目
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试图利用这种趋势来满足社会广大阶层的愿望和梦想的尝试并不仅限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相反，我们发现它也存在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存在于中国及其领导人习近平。
俄罗斯的这一计划以俄罗斯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亚历山大·杜金所著的《地缘政治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一书中的主要思想为基础。他的观点在莫斯科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2022年俄罗斯入侵基辅以及普京至今坚持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支持杜金的乌克兰愿景，数万人牺牲，俄罗斯人认为这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延伸，也是恢复前苏联解体后失去的帝国荣耀的有效切入点。
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关系领域进攻性现实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普京总统的治理理念包含三个相互整合、相互联系的维度，首先是北约的扩张，以及北约向东延伸至其国家边境。其次是欧盟的扩大和延伸。最后是宣扬欧洲大陆所有国家必然要按照西方模式实现自由民主。
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杜金被认为是塑造俄罗斯战略主要方向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这体现在普京旨在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精英俱乐部成员的民族主义愿景中。
因此，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倾向建立在边缘化民选机构的作用和背弃普京的敌人欧洲人的基础上，为俄罗斯计划注入了活力，这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霸权的理念完全冲突。
与特朗普的角色及其民粹民族主义在重启冲突项目中的作用类似，与北京的关系升级并与其展开贸易战是一种国家激励，也是中国计划的重要支流，该计划的根源在于中国不想重蹈国耻时代的覆辙，这一时代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结束于1945年，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作为四大国之一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在百年屈辱中遭受了三个方面的损失：失去领土；失去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控制；丧失国际地位和尊严。
当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并于1895年与日本帝国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视为“东亚病夫”，列强争夺中国要地的野心急剧增大。
这些悲剧至今仍活在中国人民、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心中。华盛顿旨在摧毁中国经济和围攻北京的政策可能会成为加速预期对抗的全国性催化剂，因此鉴于相互冲突的项目不断增多，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以消灭他者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倾向，为多极世界而非单一主导极的成长创造了孵化环境。
以中东为舞台的新世界秩序
任何当代研究人员或学者在谈论新世界秩序时都不能忽视亨利·基辛格于2014年出版的英文版《世界秩序》一书，该书的阿拉伯语译本于2016年由贝鲁特的Dar Al-Kitab Al-Arabi出版，被认为是探讨全球体系所见证的变革的重要书籍之一。
基辛格认为，全球秩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维护超级大国地位面临重大挑战。
本书回应了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的说法，即征收关税是一种谈判策略，旨在取得更好的结果，从而加强美国经济，并增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
作为过去七十年的主要人物之一，基辛格断言，面对新的挑战，美国无法独自管理世界。他认为，新的世界秩序必须是多极的，由美国和中国共享，全球经济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主导。
因此，任何民粹主义或保护主义措施都无法阻止时代之轮和即将到来的变革的必然性。可以说，特朗普所做的就是加速即将到来的没有单一一方主导的局面。
或许，无论唐纳德·特朗普是否意识到，他自愿采取的加速瓦解美国孤立状态的最突出的行动就是打击法律精神、机构主权及其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法治是美国制度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也是美国力量的源泉之一。这个人开始追随绝对独裁者的脚步，而不受负责履行监督职责的机构的阻止。
另一件事是他背弃欧洲伙伴并与北约保持距离。这正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中国和俄罗斯所希望的，而他们没有花一分钱来实现这一结果，从而暴露了美国对手的背后。此外还有阻碍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工作（该机构由约翰·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成立，负责管理对平民的外国援助）之外，这使得华盛顿失去了一个可以影响许多国家加强其国际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削减许多作为美国科学和创新优势基石的研究和学术项目的资金是这种衰退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这将对华盛顿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里值得中东决策者和研究人员注意的一点是：该地区将成为导致新世界秩序出现的最重要的互动舞台之一，根据当前的政治指标，该地区没有资格成为即将到来的转型方程式的参与者，而将受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该地区各国与中国在经济层面上正在形成的伙伴关系的性质、与伊朗的关系问题以及伊朗将为自己确立或可能强加于其的角色的性质、巴勒斯坦问题及其影响以及海上航行路线的安全等问题，都是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道路上至关重要的问题。
结论
可以说，未来国际体系结构预期变化的方向是建立多极国际体系的基础，在这个体系中没有哪一方可以作为主导方，而是以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为主导的多方参与。
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他不到三个月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后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强烈推动这一新模式实施的主要变量。
现任共和党政府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是北京和华盛顿直接对抗的切入点，最终可能以直接军事对抗告终，以解决如何过渡到一个基于不同于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基础和条件的新世界秩序的争论。
所以，目前所有迹象都表明，习近平、特朗普和普京领导的对立项目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由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可能发生冲突，预计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将会升级，尤其是中东地区。
中东及其资源很可能成为主要竞争者觊觎的对象，因为他们要么试图建立旧的霸权格局，要么瓦解影响力，建立新的霸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