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华盛顿特区将举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25年春季会议，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齐聚一堂，以讨论全球经济问题。

虽然这些会议是讨论当前经济挑战的良好机会，包括几个主要经济体在近期不断升级的麻烦，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其许多盟友和对手发动了贸易战，但我们预计不会听到太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取消或重组这一更为紧迫问题的讨论。

在近年来举行的许多会议上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部长们和企业家身着深色西装、乘坐豪华轿车，出现在美国首都中心的世界银行集团大楼门前，身上散发着宜人的香味。而在距离世界银行大楼仅几米远外的一个小公园内，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和乞丐正看着他们。这些人习惯于在会议期间在这家历史悠久的金融机构门前搭起帐篷，而这常常是为了提醒与会人员注意他们以及数百万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所处的艰苦条件，而该金融机构声称正寻求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以帮助其改善公民的生活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前耶鲁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大卫·格雷伯对全球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提出了激进的批评。他认为，它们提供的贷款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不只是一种经济工具，而且还常常成为统治和征服当地人民的政治工具。他认为，这一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几十年来的政策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特别是通过其所谓的结构调整计划。

格雷伯在其关于债务的著作《债务：最初的五千年》中展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借款国施加的条件如何破坏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在削减医疗和教育等重要领域内的公共支出上。

尽管这些政策被宣传为实现金融改革和经济稳定的必要步骤，但事实证明，它们往往是造成不可磨灭的人道主义灾难的直接原因。

格雷伯在其书中举出的例子是赞比亚——该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迫将其医疗保健预算削减50%，以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条件。

这导致了药品和医生的严重短缺，疫苗接种活动减少，并导致该国每年约有30000名儿童因可预防的原因死亡。

当时，赞比亚将超过40%的国民收入用于偿还外债，而国内医院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诊断工具，患者若想接受治疗就必须在黑市上购买纱布和抗生素。

而在坦桑尼亚，结构调整计划下实施的支出削减在短短10年内就导致该国的教育预算削减了40％，并造成数百所学校关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国的小学入学率降至50％以下。

自征收学费以来，贫困家庭送孩子上学的能力相应下降，这种做法看似仁慈，实质却令人痛苦，尤其是对女生而言。根据世界银行自身的评估，这些政策导致在1985年至2000年期间有超过1000万非洲儿童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秘鲁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下进行严厉改革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被迫将医疗预算削减25%，从而导致了医疗卫生灾难的发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该国有超过1000家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关闭，麻疹疫苗接种覆盖率从80%下降到不足50%，从而导致疫情再次爆发、数千名儿童死亡。

格雷伯在其著作中——就像在他的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一样——将这些灾难与全球金融体系的本质联系起来，认为该体系不把发展中国家视为合作伙伴，而是将其视为必须受到惩戒的罪人。

格雷伯指出，这些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全球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及债权人的利益。借给全球南方国家的资金通常用于重新安排过去的债务并偿还累积的利息，而普通公民并未从中受益。

格雷伯并不局限于经济分析，而是将这些现象与西方国家长期使用债务作为控制手段的历史联系起来。他指出，在古代，巨额债务积累的时期往往以当时的国王宣布“债务大赦”为终结，以保护社会免于崩溃。而在现代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下，情况恰好相反——为了偿还债务而牺牲民众。

格雷伯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美国等富裕国家自身的债务没有在早期被取消，或者没有通过后来提供的优惠进行重组，那么这些富裕国家根本不会出现，而现在，这些富裕国家却对这些贫穷国家实施这样的政策。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极为苛刻的条件，以迫使它们出售公共资产、拆除社会保障网以及不平等地开放市场。

国际机构和一些捐助国提供的贷款，就其当前的形式而言，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从道德上来讲，它们已经成为了重现贫困和依赖的一种手段，而这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础。近期的全球经验证明，如果不摆脱债权人的控制和以盈亏甚至生命来衡量一切的市场逻辑，民众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来源 : 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