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动叛乱：以色列及其在阿拉伯少数民族当中埋雷的方法
以色列情报官员戴维·本·乌齐尔在其著作《摩萨德在南苏丹的使命：1969-1971》中披露了以色列在20世纪60年代为支持南苏丹“阿尼亚尼亚”叛乱运动而进行的秘密行动的细节——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苏丹内战”。
本·乌齐尔在以色列情报部门内的行动代号是“泰山”，他解释称，这些支持包括向叛军转移先进武器和通讯设备，以及通过一组以色列军官对该运动的武装人员进行训练。它还扩展到策划破坏行动，包括炸毁桥梁和击沉补给船，以及针对苏丹军队的伏击。
本书将2011年南苏丹的分裂称为摩萨德的一场特别成功，以及以色列数十年来的行动成果，在此期间，以色列支持南苏丹的叛乱运动，并且为苏丹南部分离主义分子建立了军事甚至经济实力。
此外，在后来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时，本·乌齐尔表示，与“阿尼亚尼亚”运动结盟的主要目的是“消耗喀土穆的力量，以迫使其将军队向南集中，并远离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对抗的舞台”。这就意味着，这种支持在本质上是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并将其作为向该地区阿拉伯国家施压的工具。这是对戴维·本-古里安及其顾问埃利亚胡·萨松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边缘主义”的早期应用。
叛乱地带
“边缘主义”基于一项双重战略，即利用两条局势紧张的地带来包围该地区。其中第一条旨在加剧阿拉伯国家与其地区邻国（特别是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些国家专注于与以色列无关的冲突，并在边缘冲突中耗尽它们的资源。
第二条则基于利用中东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巴勒斯坦周边的少数民族，以使他们与当地社会分离开来，并将他们与以色列的安全体系联系起来，迫使他们在以色列煽动的恐惧压力下与特拉维夫结盟。
这一做法并非理论，而是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具体体现在以色列曾与当时的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盟网络，以使这些国家与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隔离开来，此外还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叙利亚的德鲁兹人、黎巴嫩的马龙派以及南苏丹和达尔富尔的反叛运动等等。
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支持或者“解放”这些少数民族，而是通过华丽的口号和标语来将他们转变为服务于以色列利益的工具。
苏丹正是实施这项政策过程中最突出的例子，并为此付出了长期代价——以色列为“阿尼亚尼亚”叛军提供武器和训练，目的是在当地的长期冲突中消耗苏丹并转移其资源。
南苏丹在2011年取得的独立并没有给这里带来稳定。2013年，该国迅速陷入新一轮的内战，这是当地数十年来冲突和军备竞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根据研究小型武器扩散及其在冲突地区影响的国际组织“小型武器调查”（Small Arms Survey）的研究，在苏丹第一次内战期间，外国武器涌向阿尼亚尼亚，从而导致该国积累了大量军事武器库，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加剧了暴力循环。
这与埃及思想家阿卜杜勒·瓦哈卜·梅西里在其著作《犹太人、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中提到的观点相交。梅西里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建立在两大基本支柱之上：一是“巴尔干化”，即将阿拉伯国家解体为相互冲突的小实体；第二是将这些国家（特别是邻国）的经济利益与以色列经济联系起来，以确保它们的从属地位以及特拉维夫对它们的持续影响。
基于此，梅西里认为，以色列将阿拉伯世界划分为四个地缘政治圈，并针对每个圈制定了特定的处理机制，目的是确保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其中第一个圈子是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的新月地带——以色列正致力于将叙利亚分裂为不同的民族和教派国家：沿海的阿拉维派国家、阿勒颇的逊尼派国家、大马士革的反对派国家以及豪兰和戈兰高地的德鲁兹派国家。
至于伊拉克，在以色列的设想中，它被划分为南部以巴士拉为中心的什叶派国家、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逊尼派国家和北部以摩苏尔为中心的库尔德国家，同时确保石油财富不会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威胁。另一方面，黎巴嫩也被计划分裂为五个教派地区：德鲁兹派控制舒夫区，马龙派控制凯塞尔万区，什叶派控制南部和贝卡区，逊尼派控制的黎波里和贝鲁特区。
第二个圈子则包括埃及和苏丹。以色列试图通过煽动宗派紧张、破坏中央政府、推动埃及分裂成缺乏统一权威的脆弱实体，来破坏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
梅西里认为，南苏丹与北部的分离使其成为埃及侧翼的战略薄弱环节。接下来则是第三个圈子，其中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第四个圈子则包括马格里布国家，以色列希望永远将它们排除在冲突之外。
从朱巴到苏韦达
在武装南苏丹少数民族半个多世纪之后，“边缘主义”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背景是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人受到了以色列的密切关注——占领国利用他们作为向叙利亚新政权施压的工具，并以“保护德鲁兹人”为借口而扩大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与刻板印象相反的是，德鲁兹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或者同质的集团，而是由持不同政治观点和倾向的人组成的多元化群体。一些人支持与以色列结盟，以寻求保护或特殊利益，而另一些人则拒绝这种做法，并倾向于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框架内进行融合。
以色列并没有忽视这种立场差异，并从一开始就试图利用它。1948年，占领军成立了“剑营”，这是一支轻步兵部队，其士兵来自少数民族，其中大多数是德鲁兹人，还有来自贝都因部落、切尔克斯民族和基督徒的新兵。该部队后来在以色列占领军中被称为“少数民族部队”，与其主要军事结构分离。德鲁兹人具有独特的地位：他们与犹太人一样必须服兵役，而其他少数民族则可以自愿加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从隔离政策转向逐步融合，特别是与德鲁兹人的融合。在以色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任职期间，少数民族部队于2015年关闭，此后，德鲁兹人成为了以色列军队的一部分。
然而，事实证明，这项政策对德鲁兹人比对其他人更为成功，因为其他少数民族仍然面临严格的安全检查和制度障碍。由于与忠诚度相关的持续信任危机，这些障碍限制了他们在军事和安全机构内的晋升。
尽管存在这种“军事一体化”，以色列人仍然将德鲁兹人视为可在“边缘主义”框架内加以利用的工具。
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在2024年10月发表的一项声明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在声明中呼吁“与该地区的其他少数群体建立联盟”，因为以色列在其周边地区永远都是少数群体。萨尔特别提到了叙利亚的德鲁兹人和库尔德人，并将他们视为对抗逊尼派阿拉伯多数派的堡垒。他表示，当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于2023年10月7日突破以色列与加沙的边界时，逊尼派阿拉伯多数派欢呼雀跃。
这与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研究员丹·德克尔的分析一致——后者呼吁以色列官员建立一个从西北非洲到伊朗的区域联盟网络，以与阿塞拜疆人、柏柏尔人、切尔克斯人、库尔德人和雅兹迪人等少数民族的合作为基础。
德克尔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的人口超过了一亿，是以色列在该地区广泛影响力的潜在支柱，尤其是鉴于该地区的中央政府非常脆弱。
后来，随着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垮台，萨尔透露了他与叙利亚少数民族的直接接触，并强调以色列作为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需要与该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联盟，以保护自身利益。他特别提到了库尔德人和德鲁兹人，并且指出库尔德人尽管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享有部分自治，但却缺乏政治独立。
今年5月，萨尔的言论进一步升级——他呼吁国际社会保护叙利亚的德鲁兹少数民族，并警告叙利亚政权的“恐怖团伙”将他们作为目标，这反映出以色列越来越重视利用少数民族作为地区施压筹码，而这一趋势加强了特拉维夫在脆弱和政治真空地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以色列空军还以保护德鲁兹少数民族为借口，而对叙利亚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这是以色列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的几个月内一直使用的说辞，旨在为其针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和试图破坏该国新政权的行为洗白。
尽管叙利亚的部分德鲁兹人倾向于支持以色列关于保护德鲁兹人的说法，但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大多数德鲁兹人相比，这些声音仍然微不足道——大多数德鲁兹人拒绝这种干预，并将其视为造成德鲁兹人与其他叙利亚人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根源。这可能会引发德鲁兹社区内部的冲突，并对叙利亚的宗派结构造成更广泛的威胁。
混乱的根源再次出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的支持本身从朱巴的丛林转移到了苏韦达的山区，并且基于同样的策略：消耗中央政府的资源，将少数民族变成更大游戏中的棋子，即使参与者和冲突版图都发生了变化。
然而，这在苏韦达的德鲁兹社区中引发了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涉及对与以色列联盟的信任程度。如果说地理位置将德鲁兹人与朱巴分隔开来，那么黎巴嫩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明确的警告——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曾与特拉维夫结盟，但是随着以色列改变其优先事项，最终却导致这一群体的崩溃或流散。
一切始于1976年5月，当时，以色列武装了黎巴嫩阵线民兵并向其提供军事顾问，目的是将他们转变为抵御巴勒斯坦派系的第一道防线。巴希尔·杰马耶勒领导的“黎巴嫩力量”迅速成为了特拉维夫与马龙派少数派之间结成权宜联盟的典范，而后者承诺保护以色列的北部边境。
此后，“南黎巴嫩军”于1978年成立，这是一支接受了以色列大量训练和装备的纯粹的马龙派基督教部队，并曾作为特拉维夫的野战部队参与打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后来又参与了打击真主党的行动。但是随着以色列在2000年5月撤出黎巴嫩南部，该军队迅速崩溃，其许多成员逃往了以色列。
这些事实引发了德鲁兹人的内部争论。与外部势力结盟可能会为其提供直接的武器和保护，但它会使少数民族更容易受到特拉维夫以及最近的华盛顿政治氛围变化的影响。随着美国政府减少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这种担忧日益加剧。
如果在以色列招募德鲁兹人并将他们与叙利亚社会分离之后，一旦美国撤离该地区，他们就将面临两个痛苦的选择：要么继续作为“军营”接受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和保护，要么离开家园并迁移至当前位于以色列边境内的上加利利地区。
同样，库尔德人的经历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教训。在第一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曾在1961年至1970年期间向库尔德武装“佩什梅格”提供武器和训练。然而，随着伊拉克和伊朗签署《阿尔及尔协议》以及伊朗承诺停止向库尔德人提供物资，该联盟实际上已于1975年结束。
如今，这幅图景正在被重新描绘。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大马士革与安卡拉关系缓和，与华盛顿结成安全联盟的叙利亚民主军迅速寻求以色列的庇护。与此同时，库尔德自治政府代表伊尔哈姆·艾哈迈德暗示“叙利亚的安全需要以色列的参与”。
然而，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民主军在今年3月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暂时阻止以色列在叙利亚打库尔德牌，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新政府的立场及其解除对叙制裁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它放弃了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独立联盟。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边缘主义”会很快消散。以色列官员不断发表需要“保护大马士革郊区的德鲁兹人和基督徒”的言论，同时以提供此类保护为借口来对叙利亚军事基础设施发动多次空袭。
但历史表明，这种干预往往会使局部冲突演变为地区战争，而首先付出代价的往往会是被利用的少数群体。
现实将如此循环：承诺保护，随后宗派冲突升级、武器涌入，然后在第一个地缘政治转折点上遭遇背叛。与此同时，以色列显然会毫不犹豫地在新的战场上向新的少数民族重复其旧的政策，并留下相同的问题：历史需要重演多少次才能让受害者相信以色列盟友的步枪只是暂时的，而且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